这是一道北宋时期宋神宗时代的科考题，请查收：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如果是你，穿越回宋朝，坐在科考的考场里，收到这样一道“考题”，你会觉得难吗？比起当今语文高考的最后一道作文题如何？
这道题，实际上是把当时北宋时期坊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给提炼了出来。
那么，你又会不会更加好奇，如果是王安石本人，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满分答案”？
Part.1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王安石，除了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作为铁板钉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豪才气丝毫没有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骂名”被淹没，由此可见，其文章之出彩程度。
科举制度，始自隋唐，成熟于宋朝。自隋朝首开科举制度以来，彻底改变了中国文人儒士的命运轨迹。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主流场，高层官员大都为士族大家所垄断，直到隋朝始推科举，为出生贫寒的文士们也开了一条跻身国家高级管理者之列的康庄大道。
到了宋朝，科举已经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通过科考，北宋更是选拔出了欧阳修、范仲淹这样的文学领军人物。
王安石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以科举取士”的时代，一个堪称小镇做题家“最幸福的时代“。
宋天禧中（1021年），王安石出生在临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父亲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任职期间，他为人正直，喜欢除暴安良、兴利除弊；母亲吴氏也是出身士家大族谢氏，知书达理、博闻强识，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从小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教育环境。
但据说王安石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以玩耍为主，竟然是到10岁才开始识字，12岁才开始有志于学。要是在今天，10岁才识字真的是前景堪忧啊！可是，天资聪慧的王安石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迅速成长，15岁便“自负意气”登上临川城的最高处，写下了一首气势轩昂的小诗：
惨惨秋阴绿树昏，
荒城高处闭柴门。
愁消日月忘身世，
静对西山忆酒樽。
南去干戈何日解，
东来馹骑此时奔。
谁将天下安危事，
一把诗书子细论。
好一句“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小小年纪，已经心系天下，为“南去干戈“而心忧。不禁叫人刮目相看。
此后，意气风发的他便一路开挂：1042年，参加科举考试，一举高中一甲第四名，赐为校书郎。但实际上，王安石原本拿的是第一名，只因文章中有“孺子其朋”，惹得皇帝大不高兴，所以与第四名换了个次序。
在鄞州任职时一篇建议地方兴修水利的《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堪称散文中的精品，后来又给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虽然没有被仁宗采纳，其文笔之犀利、流畅，思辨之缜密独到，却是惊动整个京都。
对于王安石的文学造诣，就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见了也被深深折服，成了他的“小迷弟”，特地作了一首《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两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曷留连。
一代文学大家，竟这样“谦虚”又“卑微”地给一个后生写信，一番称赞“后来谁与子争先”之后，还提出希望能见上一面，喝喝小酒交个朋友，这对王安石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后来，虽然欧阳修因为政见不同，终是站在了变法的反对一派，然而待到欧阳公去世后，王安石终究是不计此前的恩怨，大笔一挥，洋洋洒洒数百字，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以如排山倒海般的华丽丽气势，惊座了四方。
晚年后归隐后的王安石，更是写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这样的千古名句。
即便是在后来的明清，王安石因为变法而被纳入到“奸人“一档，依然丝毫未能动摇他“唐宋八大家”的地位。
这样的一个千古奇人，他会为神宗、为宋朝、乃至为千年后的我们交上一张怎样的“满分的答卷”？
Part.2
刚开始看到“高考卷”，读了这“三不足”论调的宋神宗，很是愤怒。他很不喜欢“天变不足畏”这样大言不惭、对天意大不敬之语，也不太喜欢“祖宗不足法“这种话，马上叫了王安石本人来质问。
看着怒气冲冲的宋神宗，王安石没有直接承认但也没有完全否认，而是拆分了一一加以辨析个中真义。
考虑到宋神宗对“天变不足畏”一句的敏感性，没有给予正面回应，而是仔细为其阐述了后两句“不足”。
他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
一阵“奉承”让神宗稍稍平缓情绪之后，这才接着讲出了自己真正的观点，“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未过矣。”
意思是说，所谓的“人言不足恤”，可不是蛮横无理地、毫无条件地“照搬教条”，而是要因事因时而论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站在义理的这一边的，那么纵然有再多流言蜚语，又岂能因此而屈服了呢？所以么，说“人言不足恤”，着实也没有什么过错啊！
至于后一句“祖宗不足法”，则更是好理解了。王安石用宋神宗最敬爱的爷爷宋仁宗为例子，轻易就说服了他：
仁宗在位四十年，多次修订法律。如果说法制一旦定下来，子孙当世世代代固守着不去变革，那么我们的祖宗怎么还屡次擅自去改变呢？
王安石的言谈举止间，其彻底的变革精神和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至此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他一生行为准则的写照：凡事因地制宜，根据实践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法，至于这个法是否“有法可依”，是否遵循祖制，是否符合当下士族豪绅的利益，他一概不管；只要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站在“义理”的这一边，他认为长远来看也能实现其富国强兵、重振北宋雄风的，自然就可以推行。
而这样“激进”、“无法无天”的观念，是当时司马光、富弼等保守派无法理解也要极力制止的。
面对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时任宰相的富弼惊慌失措、又痛心疾首地回击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作为君主，权力已经至高无上了，如果还不畏惧天意异象，那可如何是好啊！
大概在当时的富弼看来，这王安石简直就比后来《西游记》里那大闹天宫的孙猴儿还要胆大包天啊！
王安石和当时的大多数变法反对派的立场和观念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年轻又一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知他懂他，愿意重用他来重振北宋，再现汉唐盛况。（
详见《他与宋神宗“鱼水相投”，成就千年佳话》
）
王安石这才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Part.3
对王安石来说，文章千古事，不是用来作秀而是用来做事说事、为我所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