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英]保罗·M.肯尼迪著，王萍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1月。 （资料图/图）
保罗·M.肯尼迪是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被引入中国，至今常销不衰。他的另外两部代表作《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和《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则分别于2014年和2022年在国内出版发行。
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完成统一，这个“在一群不起眼的王公领导之下的一群不起眼的邦国”所组成的联合体迅速崛起为欧陆强国，而它与此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之后的几十年，两国渐行渐远，最终在一战中互为对手，兵戎相见。
肯尼迪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这部著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半个多世纪英德关系演变的经典之作。他从经济原因、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着手深入分析了英德交恶及走向对抗的复杂缘由。在肯尼迪看来，英德经济实力对比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的惊人转变，德国的快速崛起，必然会打破两国之间乃至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而地缘政治的考量和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德国扩张性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英国“修昔底德”式疑虑的加剧，最终让双方的对立难以缓和并在二十世纪一零年代走向了全面冲突。
肯尼迪在分析英德走向冲突的责任归属时，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学者们认为，既然英国依靠几个世纪的血腥扩张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德国为何不能在当前的时代重复英国之前的作为。而肯尼迪所作的反驳十分有力，当历史走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那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外交方针已受到国际通行准则的否定与批判，德国公然鼓吹要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只会让第三方国家更加疏远自己，让她的朋友越来越少。即使从排斥道德原则的现实主义路线出发，德国在一战前奉行的那种四面出击，对诸多国家均咄咄逼人的外交实践也是极为愚蠢的。
《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资料图/图）
谌旭彬继去年出版《秦制两千年》后，今年又出了一本《活在洪武时代》，继续探讨秦制下中国百姓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以明太祖亲自写定并颁布的《大诰》中所记载的相关案例为基本素材，揭示那些被统治者斥为“愚顽”的普通百姓在这个大有作为的太祖皇帝统治下如何艰难地“辗转腾挪”。
生活在洪武时代的百姓，他们所面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治理管制能力在明朝历代统治者中可谓首屈一指。然而在这位专制皇帝的眼中，其治下的官吏、军人、百姓等等，都统统德行恶劣，素质低下，配不上他的英明神武，所以亲自写定并颁布了《大诰》，以供诰戒臣民之用。
谌旭彬这本书，从《大诰》中的十个案例出发评述洪武时代的相关史实。明太祖绝不允许社会上有任何威胁或挑战皇权的因素存在，所以采取各种手段将整个社会彻底“原子化”。他以元末群雄混战中与张士诚等割据者结下的私冤为由，对张士诚曾统治的苏浙地区横征暴敛，其打着反贪旗号进行的追赃行动，更是令“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对于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胥吏弄权牟利之弊，朱元璋的解决方案却是倒果为因， “制度有病，人性吃药”，试图以道德教化加严刑峻法解决体制产生的弊端，从而让大明上下从官吏到百姓都陷入恐怖之中。药不对症，自然只会令大明的实际政治状况更趋恶化，而朱元璋对应的胡乱作为也愈加激烈，明人解缙所言“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正是洪武时代此种恶性循环的真实写照。
百年前先贤谭嗣同尝有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而今网络上却有人掀起一股为古代帝王涂脂抹粉的潮流，对于这些读者，《活在洪武时代》可谓一剂良药。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 （资料图/图）
晚清十年，经历“庚子之变”的清廷大兴变革之风，“清末新政”由此开启。但十年过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大清却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迅速走向灭亡。
大清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被推倒，研究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自太平天国起义后，大清中央集权便逐步衰微，以督抚专权为代表的“外重内轻”“强枝弱干”之趋势日益显著，大清之灭亡是这一历史趋势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学者归咎于“清末新政”中虽有真改革，却无真维新，“皇族内阁”的出台令最反对革命的立宪派阵营大失所望，最终倒向革命阵营一边，辛亥革命才能较为轻松地结束大清皇朝近三百年的统治。而对于上述观点亦多有反驳者，如有研究者指出晚清朝廷在重建中央集权方面多有努力且有一定成效，早先研究者关于地方督抚专权格局的叙述亦有不准确和夸大之处。即使在庚子之变后，清廷对于地方督抚仍有相当的掌控力，如摄政王载沣在慈禧死后即罢黜北洋集团首领袁世凯的权位而袁氏并不敢公然反抗。
近年来的研究者则多关注改革与革命的复杂关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李细珠在讨论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关系时提出“道分为三”的观点，认为新政、立宪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三者虽然存在差异甚至对立，但在推进中国政治近代化方面又可谓殊途同归。
罗志田先生精研晚清民国历史，十分重视“权势转移”之论。他的研究新著《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同样在开篇即论及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即外国势力入侵对中国既存权势结构的冲击和由此造成的巨变。这其中除了大家熟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带来的外人在中国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复杂影响，外国的治理模式、思想体系也成为中国在发展变革时无法回避的参照系和学习榜样。所以在这样的中外比较大背景下，清廷的各种缺陷问题也会被相应地放大，其体制也逐渐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乃至于“失道”。
对于清季十年由立宪转向革命的缘由，罗著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庚子之变后，朝廷在诸多士人眼中气数已尽，尽管清廷在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实践中不断加速，试图自我救赎，却难改其已“失道”之印象；新政需要“大政府”的作为，与传统“小政府”的理论方针和实践风格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清末立宪的失败在于其结构性困境，看似自上而下施行的立宪政治若无种种政治力量自下而上地持续推动，则此类立宪运动只能全靠统治集团的主动施为，难以得到广泛的民众认同与支持，沦为所谓的“假立宪”；相关的体制改革推进既缺乏出色的领导人才，又因涉及各个政治集团的权势与利益而引发统治阶层内部的复杂博弈与斗争，“上下徒存敷衍之心”，最终的结果自然是“立宪”失效，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
曾有学者认为大清的改革大业本可顺利推进，却被革命所中断。但如果仔细分析晚清的两场大改革（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不难看到每场改革运动在其领导团队、改革方略、改革的支持力量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缺陷，所以其失败退场也是势所必然。
《中心城市的革命：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及其工人动员（1920-1927）》，张仰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资料图/图）
在近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新革命史”研究范式逐步兴起。该研究模式主张将革命史的研究由政治回归学术，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多元角度去研讨中国革命，推动革命史研究从“总体史”走向“地方史”，从“制度史”走向“实践史”。以往革命史研究中较为忽视的地方革命状况、基层普通民众在革命中的遭遇与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模式及其运作实态等论题，均成为新革命史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产生了一批颇为出色的研究成果，如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齐小林的《当兵》，李里峰的《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等。
2021年末出版的张仰亮所著《中心城市的革命：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及其工人动员（1920-1927）》，也是依循这一新研究范式取得的新成果。作者使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重要史料，对1920-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运作及其在此一时期上海工运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地方视角。
张书研究的论题，此前亦有学者涉猎过。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就利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对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早期的党员发展、组织生活、党团关系，工运中与工头、帮会建立“统一战线”等话题进行过初步的分析与研究。冯筱才的相关论著则对于“五卅”到“四一二”前后中共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及其与虞洽卿等所谓“左派资产阶级领袖”间的统战活动有过深入的探讨。
《中心城市的革命》较为系统地使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档案汇编史料，辅之以相关的回忆录、研究论著，对1920-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从上到下的组织运作、党员发展、教育与纪律惩戒，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工运的模式、成效与问题等方面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与评析。令我们对于中共早期的曲折发展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也对于以往传统的革命史论述中一些并不准确的叙述和论断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阶级绝大部分来自于乡村农民，他们到城市做工后往往乐于甚至踊跃加入各种传统帮会、帮口，以获得某种人身保护或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工运时，既有和帮会进行竞争、对抗的一面，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甚至要指派党员干部加入帮会，并以此种身份开展工运，正如作者所总结的，“中共通过传统的帮会、帮口实力推动早期革命的发展，这一现象既折射出中共在中心城市开展革命的艰难和无奈，也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交织与碰撞。”
大革命后期，随着革命潮流的兴起与高涨，中共在上海面临的统战关系更为复杂，其统战对象亦由此前的帮会、帮口扩展至“左派资产阶级”，此一时期的统战政策及革命策略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变迁颇有助益，但此书对这一问题涉及不多，令人颇感遗憾。
赵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