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颁免死铁券，与老乡们共富贵
朱元璋晚年屠杀功臣之酷烈、彻底，使人们常以为“兔死狗烹”是他的素志。其实不然。开国之初，朱元璋曾真心实意地希望与老乡兼功臣们“共富贵”。
朱元璋处处取法他的偶像刘邦，认为刘邦的作为几乎桩桩高明。然而在开国两年前的一次谈话中，朱元璋却罕见地批评了刘邦。那是一次饭后与侍臣们聊天，聊起汉高祖和唐太宗谁更伟大。朱元璋说，刘邦总体上强于李世民，但是他有一个严重的污点，那就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因此“度量亦未弘远”。相比之下，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更有人情味儿。从这一点看，刘邦不如李世民。
如果我们本着阴谋论传统，怀疑这是朱元璋开国之前笼络功臣之语，那么开国之后朱元璋的举动，应该可以打消我们的这一怀疑。
赐爵赐田仍未能完全表达朱元璋的报答之心。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琢磨着赐给功臣“铁券”，来确保他们永保功名。
铁券之制，起自汉高祖刘邦，唐宋年间也偶有颁赐，不过后来就不再实行了，因此谁也没见过铁券长什么样子。
还是翰林学士危素见多识广，说唐代大将钱镠曾受赐铁券，钱镠的后世子孙说不定现在还收藏着。
朱元璋闻听，马上降旨，寻找钱氏后代。人们很快找到了钱镠第十五世孙钱尚德，钱氏铁券被送到京城。朱元璋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召集大臣们一起玩赏。
好奇心得到满足，朱元璋命礼部用木头照着样子雕刻了一副模子，以备参考。他和礼部官员一起参照这个范本，制定了大明王朝的铁券规格。
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典礼上，发放铁券这一戏剧性的环节让功臣们都异常感动。一时之间，他们觉得自己都活在了传奇里，自己确实没有白白拼命，这位“带头大哥”确实义气无双。
02 依赖功臣出征，维护大明统治
朱元璋为人处世，从来不会让感情压倒理智。他如此厚待功臣，除了感情因素外，还包含着如下几层的考虑：
第一层，开国之初的他，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一门心思要超越汉祖、唐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因此，他一举一动都想成为后世的楷模和佳话。他要用自己的慷慨报答，塑造起自己情深义重、有始有终的美好形象。
第二层，虽然天下初安，但这些功臣仍然是自己的左右手。开国之初，各地起义叛乱不断，他治国安邦，仍然要倚重这些战友。
第三层，有功厚赏，有过重罚，是他的一贯原则。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大明臣民们为了皇帝舍生忘死。
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杀起文官来，真是随心所欲，“逸兴遄飞”。他一时不高兴，可能几百上千人就掉了脑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们的地狱。
然而，对于功臣们，朱元璋却异乎寻常地宽容和温柔。苛刻严峻的个性让他对功臣们的违法乱纪行为不可能置之不理，但他不想以“细故”破坏自己“厚待功臣”的良好形象。所以他采取了软硬两手。
软的一手是教育。早在洪武三年十月，朱元璋就给功臣们办起了“学习班”，规定每个月初一、十五两天，让秀才们轮流为诸将讲学，给他们讲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大臣。除了办讲座，朱元璋还专门组织人给大臣们写书。洪武八年，朱元璋主编了一本厚厚的大书，叫作《资世通训》，是一本全国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都要遵守的“大明国民守则”，其中第二章就是《臣道章》，专门规定大臣们如何忠于职守。除了教育之外，他还采取了稍为强硬的一手，那就是从约束功臣的部下、家人入手，来给功臣和死罪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
甚至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大案中，功臣们也被刻意回护。
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十分密切。陆仲亨、费聚等人也是胡惟庸为了培植势力而极力拉拢的对象。但是在公布胡惟庸的罪状时，朱元璋只含糊地说到胡惟庸有结党之嫌，并没有牵及这三位功臣。
非但如此，在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进一步扩大与开国武将的联姻关系，稳定功臣们的情绪。
朱元璋对功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宽容的一个原因是，他对文臣和武将的态度和判断上有很大区别。在他眼里，文官这类东西，比如韭菜，割不胜割，毫不值钱。不管怎么杀，都会有大批新的送上门来，但武将则不是这样。一个好的将领，是在大阵仗中磨炼出来的，可遇而不可求。他们都是大明帝国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杀掉一个少一个。事实上，在大明开国之后，几乎无年不用兵，离了他们，他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正常统治。
03 用皇子制衡武将
朱元璋做事，总是考虑得极为长远。事实上，早在开国之初，他就盘算过制衡武将的问题，并未雨绸缪，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虽然朱元璋十分重视地缘，但是和血缘比起来，这种重视就不值一提了。说实在的，天下诸人，他只信得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们。
洪武三年，虽然朱元璋的二子不过十六岁，三子不过十五岁，四子不过十一岁，最小的儿子刚刚一岁，他就于大封功臣之前封诸子为王：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
以诸子分驻天下要地，以“固内外之势”“广磐石之安”，确保江山永远在朱姓之手，是他在开国之前就画好的蓝图。他规定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法定其亲兵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特别是北方塞王，掌握的兵力更为雄厚。比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因此一个个实力雄厚，“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朱元璋对自己的孩子们无限信任。他规定，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
以自己的子孙制衡天下武臣的构想虽然美好，无奈朱元璋的孩子们在开国之初都年龄太小。虽然朱元璋日夜盼望他的孩子们尽快成长起来，然而人的成长不像庄稼，不是多施几次肥就能催起来的，所以这一构想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待以时日。在这之前，朱元璋只能耐下心来，对功臣们极尽敷衍之能事。
04 朱元璋对功臣们心态的变化
专制制度的自私性使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开国君臣关系的脆弱性。皇帝与功臣的关系，经常在昨与今、情与理、势与义中纠结冲突，酝酿出一个又一个危机。
对老友们的友爱之情，在冷酷的权衡下日渐消淡。朱元璋对功臣们心态的变化，在史料中的一个细节中表露无遗。
洪武初年，每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经常感伤不已，对他们的后事安排十分重视。比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朕亲临奠……痛哭而还”，“卫国公邓愈卒……讣闻，上哭之恸，诏辍朝三日……”。从洪武十二年起，朱元璋为自己修建的陵园初步落成，再有功臣去世，朱元璋一般都会命他们葬到陵园边，死后与自己万年相依。但是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洪武二十一年之后，不再有功臣被赐葬钟山之阴。甚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的养子黔国公沐英卒，千里迢迢从云南归葬南京，也没能葬入钟山，而是葬在江宁的观音山一带。
这一细节显示，此时的朱元璋心中，对老友故旧的友爱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将军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在朱元璋的特殊心态中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甚至对他们的亡魂也生了提防和厌恶之心。
05 燕王凯旋与洪武二十三年的大屠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初，大明帝国内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不过当时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很少。
这一年元旦刚过去不久，分别驻守北平和太原的燕王朱棣和晋王朱受朱元璋之命，分头出兵，合击蒙古草原上的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大军。
蒙古军队一直是大明帝国的心腹大患。他们不甘仓皇北逃之命运，时时窥伺中原情形，经常南下骚扰。这一次，朱元璋命自己的孩子们先发制人。
这一年朱棣正好三十岁，所谓而立之年，而朱则三十二岁。两位王子封藩多年，拥兵甚众，此次都是初试啼声。
对于燕王和晋王的胜利，朱元璋十分满意。他说：“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这一天，朱元璋盼了太久了。以前诸子参加的军事活动，都是勋臣元帅们为主，皇子处于学习或者说实习地位。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这次北征，皇子们首次亲任大型军事活动主帅，且战果如此辉煌，朱元璋才彻底放了心。
有了这样如狼似虎的儿子，他朱元璋还怕什么呢？
燕王凯旋，朝廷上下都喜气洋洋，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屠杀计划在朱元璋的头脑中已经成熟。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也就是在燕王取胜一个月后，发生了封绩事件。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归降于明。据后来朱元璋公布的审问结果，说是洪武十二年，胡惟庸准备谋反，偷偷派封绩前往蒙古草原，带信给蒙古人，要他们里应外合，合力推翻朱元璋的统治。胡惟庸案发，封绩听到消息留在了蒙古。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北征，在捕鱼儿海蒙古军队中俘获了封绩。
朱元璋派人审问封绩，审问的结果是，十年前的胡惟庸案，由普通的“心怀不轨”升级为勾结蒙古、串通李善长等功臣共同谋反。朱元璋的屠刀终于在功臣们毫无心理准备之时突然落下。
凡是朱元璋不放心的功臣，都被罗织进这个案中，以曾与胡惟庸相勾结的罪名被处死。在这一年之前，病故和得罪而死的公侯已达二十四人，而因这一案，被杀戮和死后追究的公侯一共有二十二个。资格最老的是韩国公李善长，其次是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申国公邓镇（邓愈之子）、临江侯陈镛（陈德之子）。另有宣德侯金朝兴、宁济侯顾时、营阳侯杨璟、靖海侯吴祯、永城侯薛显、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华云龙等，在案发之前已死，也追坐胡党，革除爵位。毛骧（毛骐之子）、李伯升、丁玉、胡美、于显、陈方亮、耿忠、于虎也死于是案。
06 为太孙扫清统治障碍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初二，大屠杀之后不久，朱元璋对幸存的功臣采取了一项抚慰措施。为了让功臣们彻底放心，他以“列侯年老，悉遣还乡”，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举，给功臣们每个人一笔丰厚的遣散费，让他们回老家享受生活。魏国公徐辉祖、开国公常升、曹国公李景隆、宋国公冯胜、申国公邓镇、颍国公傅友德六公，各赐黄金三百两、白金两千两、钞三千锭、文绮三十匹；永平侯谢成、南雄侯赵庸、崇山侯李新、怀远侯曹兴、凤翔侯张龙、定远侯王弼、安庆侯仇成、武定侯郭英（巩昌侯郭兴弟）、鹤庆侯张翼九侯，各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两千两、钞一千锭、文绮三十匹。并且赐给每人兵卒一百一十二人为从者，永远使用，称“铁册军”。
直到此时，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对帝国的安全还有很大的残余价值。为了发挥他们的价值，也为了表明自己对他们仍然信任有加，朱元璋对他们仍然经常委以重任。在这次大屠杀之后不久，洪武二十四年正月，为了防备北元势力乘机南下袭扰，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虏将军，以王弼、郭英为副，前往北平备边。三月，又令徐辉祖、李景隆、蓝玉等备边陕西，叶升练兵甘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再派冯胜等十四名大将分理陕西、山西、河南诸卫军务。在朱元璋的计划中，这些久经考验的老臣要在他身后发挥余热，为太子朱标保驾护航。
经过朱元璋的一系列抚慰措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功臣们长长出了口气。他们确认自己已经逃过了生死大劫，可以永保功名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洪武二十五年，大明帝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去世了。
老年丧子，是人生最重大的打击之一。六十五岁的老皇帝承受不住这个沉重的打击，第二年便“患热症”病倒了。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坚决恪守立嫡以长原则的朱元璋将朱标十六岁的儿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十六岁这个年龄，对于一国之主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更何况太孙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性格比太子更为“仁柔”，很难一下子担起皇帝之任。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的安全，看来本是打算留给太子所用的这批老臣，也得除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