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徐志摩逼怀着二胎的妻子张幼仪离婚。他说，他俩的婚姻就像“西装和小脚”，古怪又荒唐。张幼仪反问：那林徽因也裹过小脚，怎么你就不嫌弃？
被裹小脚确实不像是林徽因的遭遇，毕竟林家上下多是学识出众、思想超前的人物。
可是，林徽因的母亲却是小作坊主出身，没什么文化，思想狭隘，脾气又暴躁，得不到丈夫的爱，就对女儿格外严苛，还给她裹了脚。
天天周旋在大人们错综复杂的关系里，林徽因小小年纪就很懂分寸，却又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沉重、忧郁。
好在父亲林长民钟爱这个聪慧灵秀的女儿，早早带她走出国门，游历欧洲，为她大开眼界，立志像男儿一样，做出一番事业。
张幼仪小时候的日子要平顺得多。母亲怕她嫁不出去，要给她裹脚，二哥就跑来护着：“如果妹妹嫁不出去，我就养她一辈子。”
为了让她嫁得好，四哥早早锁定了才华出众的徐志摩，又派人打听徐家的背景和财力。
结婚前，六哥专门去欧洲采购嫁妆，高大昂贵的西式家具，精致的绣品、瓷器、生活用品装满了一个又一个大箱子，多到火车都装不下，不得不雇船运到婆家。
有人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在和谐有爱的家庭长大，即便面对最艰难的时光，张幼仪的心态也多是平定的。
离婚后，在银行家四哥的帮衬下，张幼仪被邀请做上海女子银行的副总裁。娘家的帮衬是敲门砖，要经营好业务还得靠自己。
张幼仪诚信为本，低调经营，吸引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把私房钱存进来。赢得信任后，越来越多的女客户把私人物品、贵重首饰也都寄存在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银行。
慢慢的，她发现女人的钱最好赚，于是开了家服装点，主打高端定制。顾客可以自己设计服装细节，还能定做皮衣。店里名贵的紫貂、东北的银狐、进口的兔皮应有尽有，财力之雄厚、理念之先进让同行们望尘莫及。
商业嗅觉一旦打开，就难免唯利是图。随着战事推进，张幼仪利用手中资金和信息差，囤积了一大批军用染料和民用物资，待市场出清后高价卖出，赚了很多钱。但她发国难财的行为遭到国人诟病，抗战胜利后，她携款去了香港，又辗转定居美国。
跟张幼仪的商人做派不同，林徽因把爱国气节看得很重。
抗战爆发后，她放弃了北京的优裕生活，冒着日军的轰炸，携家带口，颠沛流离，一路南下济南、长沙、昆明，最后病倒在李庄。
形势最吃紧的时候，幼子梁从诫问她：如果日本人打到李庄来，我们怎么办？病中的林徽因回答：中国念书人总归有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像屈原那样投江殉国，就是林徽因的“后路”。
战时的李庄缺医少药，林徽因病到肺上烂了一个洞，炎症转移到肾，医生推断她活不过五年。
挚友费正清邀请她去美国的大学做教授，顺便治治病。林徽因拒绝了，她宁愿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一心“跟着祖国受难”。这让费正清感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群“不能被移栽的植物”。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接到很多设计任务。她不顾病体，忘我地投入国徽设计的工作中。
她的房间里铺满了图样、画稿，随时随地都在构思、苦想。体力支撑不住，她就在床上搭块木板，趴在上面彻夜查资料、改草图。最终，她设计的国徽悬挂在天安门上，成为她一生的荣耀。
汉代史家班固曾说：爱国如饥渴。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爱国者。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爱，早已融入她的骨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忘报效国家。
相形之下，张幼仪虽然也是优秀女性的代表，但在气节上、精神上，在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上，还是差了林徽因许多许多。
历史是公正的，直面生活的困境，走出一条幸福的路，固然令人钦佩。甘于为民族事业舍弃个人幸福的人，才称得上伟大。
在高尚灵魂的映衬下，普通人的心思、格局总不免显得局促。
临终时，林徽因约见张幼仪，却没说什么话。张幼仪以为，林徽因如此冷淡，是嫌弃她长相不美。
其实，此时的林徽因或许只想说一句：她跟徐志摩没什么。只是，面对注定不会相信、不会理解的张幼仪，她什么也不必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