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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专访丨开国少将兴中之子兴陆平:和平年代,父亲说服母亲脱下军装复员

成立于1958年的开国将军合唱团,曾用嘹亮的歌声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他们的后代带着对父辈的敬仰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再次引领人们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兴陆平便是这支将军后代合唱团的一员。1970年参军的他,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服役二十多年后,1992年转业来到航天部工作。如今,退休后的他除了参加将军后代合唱团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寻父辈的足迹。

他的父亲兴中,出生于1914年,江西省崇义县左泉村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军三师师长,西北军区空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海军航空兵顾问,为国防建设转战三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6月3日逝世,享年82岁。

近日,兴陆平受邀接受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再次聊起了属于父亲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兴陆平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为振兴中华,改名兴中

兴中本来叫赖庆尧,江西省崇义县左泉村人。1932年2月,正在甫杓岭为地主家放牛的赖庆尧看见一支红军队伍(邝继勋率领的红四军)经过,扔下鞭子,报名参加了红军。几个月前,赖庆尧的父亲、乡赤卫队长赖兆亿及两个家人,先后被敌人杀害。

十一年的革命斗争,慢慢把赖庆尧从一名放牛娃磨练成一个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43年2月,赖庆尧从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一营营长调任冀中军区第二十九团团长。冀中军区是吕正操带领的部队创建起来的,与具有红军的“老三团”不同,第二十九团是刚刚由地方团升格的基干团。

组织将赖庆尧调到二十九团担任团长,就是想着把这支新部队带成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团队。上任之前,从不提要求的赖庆尧,意外地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先改姓名再当团长,理由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也是便于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原来赖庆尧觉得:自己姓赖,当了团长别人就会把自己的团叫“赖团”,打仗再好也叫“赖团”,实在影响士气。个人姓什么不要紧,绝对不能叫赖团!想来想去,只有牺牲自己啦。叫什么响亮呢?他左思右想:我是中国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带着我的团要消灭日本侵略者,振兴中华!于是,赖庆尧给自己改名叫兴中,取“振兴中华”之意,以表达自己为民族振兴战斗到底的决心。报经第一军分区杨成武司令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批准后,赖庆尧正式改名为“兴中”。

开国少将兴中

在抗日前线,救助日本遗孤

兴中所在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3团是红军“老三团”,在百团大战中,“老三团”攻打并摧毁井陉煤矿是一次重要的战斗,更留下“将军与孤女”的一段传奇佳话。

兴陆平介绍,1940年8月,父亲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3团1营营长,这个团,曾在1939年让进犯雁宿崖的500多名日军全军覆没,11月7日,又参加了黄土岭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击毙了号称“名将之花”的日本侵华“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1940年8月21日清晨,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还未结束,1营4连通信员杨仲山背着一个6岁的日本小姑娘来到东王舍村指挥所,向父亲报告。”

原来,1营4连奉命攻打矿区制高点小土山上两个日军碉堡。该连与敌人反复争夺后攻破敌碉堡,连长韩金铭率领通信员杨仲山、卫生员小李冲进半山腰一个碉堡,借着火光,他们在日军和一个日本妇女的尸体身边发现了呆立的日本小姑娘。

这时,车站方向的日军以猛烈的火力向小土山反扑过来,卫生员小李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韩金铭命令通信员把日本小姑娘送到营救护所。杨仲山抱着小姑娘冲出火网,沿着交通壕摸下山去,途中遭遇回援的日军,杨仲山带着小姑娘躲进高粱地,直到日军被赶走,才带着小姑娘来到村头的营部。

兴陆平说:“父亲接过日本小姑娘,命令杨仲山回去向4连传达继续攻打火车站的任务。不久,1营另一个连队又送来从矿井大火中救出的一个日本女婴,只有几个月大。”

事后查明,这两个日本小姑娘都是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本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的女儿,大的叫美穗子,小的叫美镏子。

在战火中救出的日本遗孤

“当时1营刚刚经历了与日军的激战,4连几乎打光了,3连也只剩下十几个人,每一个八路军指战员心中都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强烈的仇恨。但是如果对这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在当时的条件下她们无法生存。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消灭侵略者与拯救无辜生命同样是神圣的职责。父亲于是叫营救护所对两个日本小姑娘进行了简单救治,并向团部报告了情况。按照杨成武司令员的命令,派营部侦查员将两个日本小姑娘护送到离东王舍村不到1公里的前线指挥所。”

杨成武司令见到两个日本小姑娘,立即向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报告了此事。聂荣臻称赞道:“很好,3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你们要把孩子照顾好,马上派人送到我这里来。”聂荣臻接待了两个日本小姑娘,然后给日军写了一封信,托一个村民,在另一位八路军战士的护送下,用一副挑担把小姑娘送到日军据点。

当年,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指挥部,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沙飞用手中的照相机拍摄下了《将军与孤女》的镜头,并以《老乡:把这两个日本女娃送到敌人那里去》为题发表。1980年,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此文立即在中日两国引起轰动,当年被兴中率领1营救护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从日本来到北京拜访了聂荣臻。

“父亲后来和我说起将军与孤女的事情时,他说当时战士们都打急眼了,看着一个个战友牺牲,那种感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两个日本女孩,确实体现了中国人民博大无私的胸怀。”

和平年代,兴中说服夫人脱下军装复员

在兴陆平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介绍了父母相识相爱的经历:母亲张莲凤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下平阳村一个贫苦家庭,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每年打下的粮食有时还不够交租,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40年,16岁的张莲凤参加了村里和县里的妇救会,开展抗日宣传,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等。1941年张莲凤毅然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皮革厂当了一名军工战士,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组织上挑选了张莲凤等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送往延安学习。这支队伍从阜平前往延安,一路上翻山越岭,历经艰险,冲过数道日军封锁线。她们只能是夜里行军,有时敌人的子弹就在耳边呼啸,向导和带队的干部紧张地催促:“快点!快点……”大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人慌乱中把背包也扔了,宿营后没被子盖,急得直哭。

“我母亲张莲凤性格利索,每次出发前总是很麻利地捆好背包,再累再危急也没丢掉背包,到了宿营地就会拿出被子和大家一起盖。不管再苦再险,只要想到奔向延安,大家的信心都很坚定,没有一个人掉队。”

兴县,大概是她们过封锁线后短暂休整后的最后一站。就在集训队即将出发前的一次操练中,吕正操司令,兴中团长都去观看,队伍正在行进中,只听领队喊道:“张莲凤,出列!”母亲张莲凤意识到可能被留下,眼看马上就要去延安了,不情愿留下,因此没有停下脚步。只听领队又一次高喊:“张莲凤,出列!”张莲凤只得服从命令,退出了队列。就这样,在组织介绍下,母亲张莲凤与兴中团长相识了。

兴中与夫人张莲凤

初识张莲凤,兴中得知她和自己一样都是贫苦家庭出身,都是没读过书的穷孩子,都是八路军战士,都是共产党员,两个人有着太多的相同点。特别是他听说了张莲凤通过封锁线时的沉着表现,对这位性格果敢的姑娘十分满意。说到张莲凤的家乡阜平,兴中对那块英雄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对那里的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参与过那块根据地的初创,也曾为保卫根据地的人民流过血,负过伤。

18岁的张莲凤,对眼前这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心怀敬仰,经过组织的撮合,与兴中团长于1944年1月在山西兴县李家塔村的一间土窑洞里结婚了。此后的烽烟岁月里,父亲率领部队在前线打仗,母亲在后方做后勤工作,一年见不了几回面。

在兴陆平心中,父母既是夫妻,更是战友和同志。

1955年,张莲凤在解放军第一军后勤保育院任政治指导员,时年因部队精简整编动员女同志复员到地方,当时很多人想不通,但是张莲凤不愿意给兴中带来不良影响,服从组织脱下了军装,自此全家依靠兴中一人的工资维持家用。

兴陆平告诉红船编辑部,当时基本上大部分的女兵都要复员,父亲在部队又是主管干部。

“事实上,我母亲一开始并不愿意脱下军装复员,这倒不是因为她舍不得一些待遇和地位,是因为她舍不得这身军装。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突然要她脱下这身军装,她怎么可能舍得?”兴陆平介绍,但父亲认为,如果领导干部的家属都不能带头脱下军装的话,何以服众?

“我们家一共六个孩子,当时就靠父亲母亲两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母亲一复员,全家就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高干子弟的家庭不缺钱,可那个年代不是这样的。”

“父亲不计较这些得失,他认为如果领导干部都不能带头执行政策,那手底下那么多人是没法信服你的。我母亲也知道父亲的性格脾气,这么多年来,只要有利于国家事业,牺牲自己的利益又有何妨?所以母亲为了大局,只能忍痛割爱,脱下了这身军装。”

兴中唯一一次“公车私用”

在兴陆平眼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干部,做事比较严谨,在单位、家里都是说一不二。

1989年,兴中全家福合影

“我们只有执行的份儿。像很多当时的老革命一样,不让自己的家人‘沾光’。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很长时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可是父亲从来不让家里的公车去接送我,都是自己坐车、走着。”

兴陆平仍记得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次,老家河北阜平的大舅到青岛看望他们,分别之际,兴陆平和哥哥还有小舅一起送大舅到火车站。“送我大舅去车站时已经是晚上深夜了,可就是这样,父亲也绝不允许用公车送我们到车站,想都不用想。我们就自己骑自行车去车站。”

兴陆平当时只有十岁,一行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火车站后,哥哥让兴陆平在外面守着自行车,自己则和小舅送大舅进车站。

“这个火车站很偏僻,晚上黑灯瞎火的。我胆儿小,才十岁,在外面害怕的很。火车在车站停靠三分钟。一会儿火车开了,我心想他们总该出来了吧。结果人都走完了,他们还没有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和我小舅送大舅上车,结果没来得及下车,跟着火车一块走了。”

“当时都我吓哭了,后来车站的工作人员见状帮忙联系到了我父亲。我记得那一次父亲是第一次‘公车私用’。”

在兴陆平的讲述中,红船编辑部得知,那天晚上,兴中得知儿子兴陆平在火车站的遭遇后,立刻到军队的车队里,开着吉普车将他接了回来。而这也是兴中唯一一次“公车私用”。

“回到家我母亲又问,那车上还有两个人被火车拉走了咋办啊,你得赶紧想办法。我父亲笑着说这么大的人了,你还怕他不回来。可我哥再大那也还是个孩子,我父亲就说,他们怎么回来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说完就睡觉去了。我母亲可是担心的一夜没睡。好在我哥哥和小舅当天夜里坐着一辆拉煤的列车就回来了。”

虽然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在现在看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兴陆平认为,这恰恰说明父亲对家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也不是说什么事都不管啊,有了事情他一定会管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都会让我们自己去锻炼,让孩子们在锻炼中成长。”

撰文:周晓宇

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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