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即“乌台诗案”。远在湖州任官的他被紧急捉拿归京,甚至有人放出话来,说其论罪当死!
有意思的是,整件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样貌:
一向并不团结的御史们竟然联合了起来,皆叫嚣着要置苏轼于死地;
而更多的甚至互相敌对的人竟然也联合了起来,态度坚决地要保苏轼不死;
更好玩的是,苏轼自己却配合着要杀他的御史们,想要把那些“救”他的人全都拖下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苏轼早年一次轻率的“口嗨”,是“乌台诗案”真正的导火索
说起“乌台诗案”,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发起者,一个名为“李定”的人,他与苏轼早年间结下了深仇大恨。
李定作为王安石的学生和支持者,被破格从地方官提拔为谏官,却遭到了御史的弹劾,说他在地方任职的时候,生母仇氏去世却并未丁忧守孝,可见其品行恶劣。
这是不孝啊,问题太严重了,朝廷特意下诏地方辨明真伪,但得出的结论却如御史弹劾的一样,李定不曾服丧。于是便让李定为此做出解释。
其实这事儿还真不能怪李定。
仇氏只不过是妾室,生下李定不久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撵出了家门,而按照当时的风俗,被子女唤作母亲的又只能是正妻。所以李定长大后虽然怀疑过仇氏就是其生母,但也无法确定。他父亲妾室那么多,每死一个就要他守孝三年,这还怎么做官呢?
于是在仇氏死后,李定为了避免认错生母,便以父亲年老需要奉养为由而辞官,实际上是变相守孝。
但因为李定是王安石举荐的,所以反对变法的人便以此事为突破口,大加宣扬李定“不孝”的事迹,真正的目的是攻击王安石。
而嘲讽李定最狠的就是苏轼,他倒没什么目的,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单纯地“口嗨”。
苏轼不仅拉着一大批文人共同赞美朱寿昌,颂扬他辞官遍历天下,只为寻找失散五十年的生母,还故意在诗文里提起吴起和郑庄公的典故。吴起在母亲生病的时候不归家,母亲死后更不奔丧,被曾子逐出儒门;郑庄公发誓与其母亲“不至黄泉,毋相见也”。这两种不孝的行为明显是在影射李定不为生母丁忧守孝。
作为当时的名人,苏轼的影响力不小,这就让不明真相的儒生们对李定口诛笔伐,没过多久他就被贬谪出京了。
但世间之事就是那么巧,李定几年之后便又被调归京都,还担任了御史中丞,这是当时御史台最高的长官。
可想而知,李定有多恨苏轼。恰巧,苏轼刚刚被调任湖州,按照惯例需要给皇帝上一份奏表,交代一下自己到任的情况,而就是这封《湖州谢上表》被李定抓住了把柄。
其实这封表文没什么问题,就是措辞上不是很严谨,被李定扣住字眼乱解读,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只是谦虚了一下,说自己思想比较愚钝,不能跟上新党的步伐,但自己也不惹事,做个力所能及的地方官,皇帝您的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李定却不这么解读,他说苏轼这是在阴阳怪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你苏轼怎么还敢怪罪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呢?
这是士人的“怨望”,就是“不忠”,事情严重了。
李定想着,你苏轼当年不是写诗文骂我吗?除了这一篇《湖州谢上表》之外,李定还把苏轼这几年在地方任职时写的诗都翻了出来,果然找到了很多所谓的“诽谤”新法的证据。
于是,李定等人奏请宋神宗捉拿苏轼,理由就是攻击朝政,心怀怨愤,施行抓捕的也不是正常的衙役,而是御史台的台吏。
事情发展到这里都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后续的调查却让整个御史台极为兴奋,似乎一条青云之路铺在了他们面前,谁也没想到事情的后续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得谈一谈在调查的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北宋奇葩的御史制度,是“乌台诗案”扩大化的根源
驸马都尉王诜提前得知了捉拿苏轼的消息,紧急遣人去找在南京的苏辙,苏辙又立刻派人去通知苏轼早做准备,他们可都清楚苏轼和李定之间的矛盾,但也没认为最后会把苏轼怎么样。
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说,应该有两三天的缓冲时间,让苏轼交接公事,安抚家人,收拾行囊,然后找辆马车一起上路。这是北宋优待儒臣的方式,需要照顾文人的脸面。
但是,御史台的人却是快马如飞,故意当众把苏轼从官舍里拖拽出来,“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明显是李定的授意,就是想让苏轼当众出丑,报当年之仇。
按照正常的发展来说,李定真正能对苏轼造成的伤害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得不说的是,“乌台诗案”从始至终都没有特别严重,很多资料里记载苏轼差一点因此而死其实都是假象,这里有几个原因。
这起事件既然是因“文字”而起,那么如果一个有着进士出身的文人仅仅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几首诗歌而获罪,就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
谁没写过几篇诗文呢?科举就考诗文,凡是进士都写过,针砭时弊的文章王安石自己就没少写。如果开了苏轼的先例,无论拥护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以此为由互相攻讦,谁能保证自己不会落得和苏轼一个下场?
别看御史们叫嚣着要“杀苏轼以谢天下”,这只是在弹劾有名望、地位的人时常用的口号,弹劾宰相也经常喊打喊杀。听起来仿佛要置人于死地,其实就是说说而已,皇帝要真的听从了,写诏书的人不会动笔,圣旨在政事堂就得被封驳。
赵宋的皇帝“异论相搅”玩得都很熟练,别看王安石等新法得势,朝堂上下反对新法的人同样很多,苏轼既然反对新法,那就是“异论”中的一端,杀了苏轼就代表着旧党彻底失势,拥护变法的新党不用再对付旧党,而是专心对付皇帝本人了。
混迹官场这么多年,这点事儿谁看不明白啊,不说御史台里喊打喊杀的御史们,就连苏轼自己都门儿清,要不然他也不会认罪认得这么痛快,还不断牵连出其他人。
苏轼这是在给自己找盟友,找的还都是比较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比如给他报信的驸马王诜、“两朝顾命、定策元勋”韩琦的侄女婿李清臣、与王安石打擂台的司马光、士林声望卓著的黄庭坚、旧党中坚人物李常、孙觉、曾执掌全国财权的元老重臣张方平……苏轼承认与这近四十人都有过“诽谤”新法的诗词唱和。
苏轼如果咬死了不认罪,最后其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苏轼突然这么配合,牵连出如此多重量级的人物,瞬间就让整个御史台沸腾了!
这就得说一说当时奇葩的御史台,以及它奇葩的管理方式了。
宋代御史台的主官名义上也是御史大夫,但却从不授人,真正掌权的就是李定担任的御史中丞,他下面的御史其实独立性很高,根本不听主官的话,甚至有时候还会弹劾上司。
北宋为牵制相权,御史由御史中丞、侍御史知杂事和翰林学士三方举荐,宰相不能干预。一旦宰相被御史弹劾,就要避位待参,相应的权力也会被收回,最后要么御史被贬斥出京,要么宰相卸任出京。
弹劾宰相的御史虽被贬斥,但会赢得士林声望,出京做几年类如监酒税等闲差后,必然会被召回京师,予以重用。所以御史台是文人进士及第后养望、晋升的捷径。
而御史的工作也有奇葩规定,上任百日之内必须有弹劾的奏章,每个月也必须弹劾别人一次,即“月课”,否则就要罢任或者罚款,也即“辱台钱”。
所以说,苏轼突然牵连出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御史们怎么可能不兴奋?更何况,得罪苏轼的是李定,士林里的骂名也是李定背着,御史们还能借此机会弹劾如张方平、李清臣、司马光等重臣以博取直名,当然难得地团结一心了。
于是,苏轼等着自己被释放,御史们等着收获名声,宋神宗等着那些反对治罪苏轼的人给出一个理由。
所以,当王安石说了一句“圣朝不宜诛名士”,整件事情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苏轼最后也仅仅是特旨贬谪而已,被其牵连的人多数也就是罚点钱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驸马王诜、秘书省正字王巩、苏轼的弟弟苏辙被处罚得稍重一点。
但王诜是因为对公主不好、王巩是因为泄露机密,都属于被打击报复的;而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按照当时的一贯做法本就应该上表辞官,所以他说的甘愿纳还官职为兄赎罪,只是说起来好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