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六国论》，如今通常指的是苏洵写的那一篇，一方面是因为中学教科书的选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篇文章确实写得还算不错，有一些现实意义。
但在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写《六国论》是一桩美谈，被士林称赞。当然，这个“称赞”并不是说他们文章写得多好，只是“互相吹捧”而已。
实际上，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六国论》非但写得不好，甚至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幼稚可笑。
苏辙的想法非常幼稚，苏轼的文章更是胡说八道
苏辙的《六国论》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评价很高，历来认为其“甚得天下之势”。但作为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就显得很肤浅了，既没有现实意义，也没有历史价值。
这篇文章讲了什么事呢？苏辙表达了一种非常幼稚的观点，即六国为何被秦国消灭，以及如何能改变被消灭的命运。
苏辙开篇明义，总结六国被秦攻灭的原因，即：
“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翻译过来就是，六国的那些有智谋的人太愚蠢了，都是目光浅显之辈，根本就没看明白天下大势所在。这话说得年少轻狂，而在论证这一观点的时候，也暴露了苏辙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见识上的缺陷，即太过理想化。
苏辙在表达这一观点之后，给六国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主意。
他认为，六国的关键就在韩、魏两国，因为它们是锁死秦国东出的要冲。而要阻止秦国东出也很简单，只需齐、楚、燕、赵四国大力支持韩、魏，让他们与秦国死磕就够了。但现实却是，韩、魏依附秦国，齐、楚、燕、赵被“远交近攻”，逐一削弱。
苏辙也是据此认为，六国之士都没有见识，是一群贪图尺寸之利的井底之蛙。
然而他并没有想过，韩、魏愿不愿意以举国之力帮助四国阻挡秦兵；也没有考虑过，齐、楚、燕、赵四国愿不愿意全力为韩、魏提供援助。以当时的态势来说，七国都有一统之志，齐、楚、燕、赵趁机削弱秦、韩、魏三国国力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而事实上，历史也多次证明，六国联盟根本就无法稳定存在。
如果历史真能按照苏辙设想的那般发展，他的“计谋”倒是可以实现；而在实际上，苏辙的想法却没有一丁点儿现实价值。他的《六国论》之所以被一些文人看好，只不过是文章写得气势十足罢了。
如果说苏辙的《六国论》太过理想化，那么苏轼的《六国论》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苏轼的《六国论》没有讲述六国为何灭亡，而是大讲特讲为何六国久存而秦国速灭，最后归结于“养士”二字，明显带有浓重的私心和私利。
在这篇文章里，苏轼认为秦国能统一六国没什么了不起，而六国能存在如此之长的时间，说明其制度要比二世而亡的秦国好得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六国的贵族们争相养士，这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所说的“士”，并不是后世所说的“士人”阶层，而是指那些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人，包括“智、勇、辩、力”四类。简单来说就是：太聪明的、太勇武的、会忽悠的、能力太强的，这四类人都是不安定分子，需要特殊对待。至于那些愚朴的农民百姓，就应该用来无条件奉养这四类人士。
在苏轼看来，如果能将这四类人招到麾下，其他的百姓即使想要造反，都找不到领头的人，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为此，苏轼还要硬生生地在历史上找例子，甚至不惜歪曲史实，这也是苏轼的一贯作风，王安石等人看不上苏轼也正在于此。
苏轼说，秦二世而亡就是因为过于相信法度、秩序，没有了养士的风俗，以至于之前被供养的“智、勇、辩、力”四类人士在民间鼓吹，社会动荡。楚汉争锋之后，四类人士损伤惨重，所以社会相对稳定；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虽然也重视法令，但因为吴濞、淮南、梁王等人重视养士，所以社会才会较为安定。
然而事实却是，汉初几代帝王为了解决这些擅于“养士”的人而消耗大量国力，以至于七十年都无力对抗匈奴。而正是文帝、景帝、武帝三朝逐渐清除了这些毒瘤，收回了“智、勇、辩、力”四类人士在社会上的特权，才使得汉朝日渐强大，最终逐寇大漠，饮马阴山，扬鞭塞北，声震异域。
苏轼熟读史书，自然不可能记不住这么简单的史事，他只是在故作惊人之语，通过“唱反调”的形式来引起士林关注而已。通俗点来说，不说“狗咬人”，偏说“人咬狗”，以此吸流量，博眼球。这种事情苏轼在当时经常做，也被很多人诟病。
所以，苏辙的《六国论》虽内容幼稚，但文风依然值得称道，而苏轼的《六国论》却早就泯然众人，鲜有人提及了。
相对来说，他们的父亲苏洵的《六国论》影射了一些现实，影响力更大一些。虽然受眼界的限制，苏洵对于现实的观察并不透彻，但却也在情感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苏洵的《六国论》虽有现实影射，但眼界却显不足
苏洵的《六国论》也是开篇明义，提出了六国破灭的根由，即：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
其“弊在赂秦”一句，是全篇主旨，也刺在了很多人的痛处，引起了士林共鸣。虽然当时以及后世的很多人并不是很认可苏洵的观点，但也多认为这并不是苏洵的见识不高，而是有意的“借题发挥”。
苏洵在这篇《六国论》里“借题发挥”了什么内容呢？
苏洵认为，韩、赵、魏、燕、楚五国都慑于强秦，为图一夕安稳，争相割地；而齐国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却目光短浅，不能相助五国，所以最后孤立无援，难逃败亡。
他用燕赵两国与秦国的作战来举例，说赵国五战强秦，三胜两负，而赵国的衰落就是从贿赂秦国开始的；燕国更是敢于与秦国作战，而其灭亡也是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进献地图导致的。
众所周知，赵国后来之所以不能与秦国抗衡，正是因为屡次与秦军作战失利，国力耗尽；而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的目的也根本不是进献地图，而是胁迫甚至刺杀秦王。
苏洵对原因和结果避而不谈，明显是另有目的。他只是想得出一个结论，即六国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出秦国，而六国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不团结，争相“赂秦”，使得秦国更强，六国更弱，最终身死国灭。
而苏洵之所以想要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是在影射宋朝年年对契丹辽国赔款的现实，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了一句非常“诛心”的话：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宋朝年年给辽国赔款，即所谓的“岁币”，虽然大的战事停息，但边境之上却屡有小股辽军入境劫掠。
乍一看，辽宋之间的关系确实和当年的秦与六国很像，但实际上却并不一样。苏洵只是看到了两者在表象上的相似之处，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宋朝为何会年年给辽国岁币。
从根本上来说，奠定宋朝年年给辽国赔款的“檀渊之盟”，实际上在订立之初就是一种“灭辽之策”，这个问题会另开一篇文章进行详细的论述。
如苏洵这般的士人囿于社会地位，接触不到当时宋朝真正的隐秘，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非常狭隘的，这也是眼界不足所带来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