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是不生？面对这道“孕”算题，当代青年的态度绝非简单的二元论。
尽管一些年轻人把“不婚不育保平安”当作口头禅，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成为父母并不抗拒，只是，“它不是人生的必选项，需要谨慎对待。”
近日，人民智库发布的《中国公众生育观念调查报告（2023）》也对此作出印证——他们向20岁以上的中青年收集回2318份有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理想子女为两个孩子”（44.26%）是当前中青年群体的主流心态，还有39.30%的受访公众选择“1个”，6.95%的受访公众选择“3个”。
在对生育怀有憧憬的另一面，“不敢生”的现实困境仍不容忽视。目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动有不小的“折扣”。
2022年，中国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同期，生育补贴、购房优惠、发展托育服务、允许非婚生子女落户等一系列政策落地。
与此同时，近年来，不少探讨生育困境的豆瓣小组涌现，如“生育焦虑抱团取暖”、“生育亲历者同盟”，等等。
当“80后”“90后”自觉或被动地延迟生育，当“00后”高呼生育自由，不同的行为背后指向的却是同一种恐惧——恐育。
对于生育，年轻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还有多远？
失控的身体
宫口从一指开到十指，在医院痛苦地挨过20多小时后，儿子降生，李想没有喜极而泣，也没感到兴奋和幸福，脑海里唯一的念头是“终于结束了”。
去年11月23日，30岁的李想升级为母亲。这是30岁前，她极为恐惧和抗拒的角色，直到生育那一刻，这种恐惧也并未消散。那时的她不喜欢孩子。
李想是一位在深圳打拼的潮汕女性。对她而言，加入生育大军是无法承受不育后果的妥协，“担心我未来会后悔，担心夫妻关系经不住没有孩子的考验，也担心周围人的声音和社会目光。”在李想看来，选择“丁克”意味着要进行无穷无尽的解释，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从小到大，在游乐园，李想从不玩刺激的游戏。她只喜欢旋转木马一类的温和游戏，“我清楚自己能够驾驭它，它也足够令我快乐。”但后来，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去尝试了一次过山车，“玩的过程很害怕、难受、甚至有点后悔。可是那一次，当我走出游乐园，我觉得自己没有白来，这场体验足够丰富。”
人生仿若一个巨型游乐园。李想觉得，生育就像坐上一场过山车，困难重重、心跳加速，可也会有神奇快乐的意外体验。
李想认为自己没有天然的母爱。但在和儿子的朝夕相处中，她一边崩溃，一边得到治愈，母子间的情感连接愈加紧密，“我好像慢慢养成了母爱，他笑的每个瞬间，我都忍不住惊叹怎么这么可爱。”
只是，李想对生育的恐惧并没就此泯灭，“我原本就把生育想象得很难，现实确实如此。”生育前，李想就担忧自我的失去，“健康、时间、精力、金钱，现在，我都一样不落地付出了。”
生育后，李想脱发严重
生育后第三个月，李想变得脱发严重，“洗一次头发，掉一大把。”她为此剪了齐肩短发，“妈妈群里，还有新手妈妈因为脱发太严重去剪了寸头。”她感觉身体失控了，“耻骨分离、肋骨外翻、盆骨宽大、膀胱膨出……”尽管体重已恢复到生产前的98斤，但李想发现过去的裤子、裙子都穿不上了，走路也变得不顺畅。同时，乳腺炎反复发作，有几次高烧不退，“连抬手都痛”。
身为互联网原住民，“00后”女孩晶晶更早就意识到生育给身体的伤害。她从高中起接触微博，在网上看见不少女性分享生育后的种种变化，有人身材走样、有人大面积脱发、也有人一夜之间长满妊娠纹；大二时，她上了一门名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选修课，接触到女性主义，也关注起十余位女权博主。
一位在上海打拼的博主分享的生育经历对晶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生育前，这个都市女性看过很多婚育相关的书，向母亲询问生育的经历，和丈夫一起攒足50万元的可支配资金。她原以为自己为生育做足了准备。然而，32岁的她刚怀孕3个月，孕期荨麻疹发作的痛苦就令她难以承受。当这个“80后”决定提前两个月剖腹产、缓解痛苦时，却最先遭致母亲的不理解，也是那时，她才知道母亲孕期也得过荨麻疹，“但她母亲觉得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顺着网线，在“00后”面前，婚育的神秘面纱由此提前揭开。成为母亲的经历有鲜明的个体差异，尽管社交媒体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女性分享自己顺利的生育体验，但这无法抵抗晶晶对生育的恐惧，“我害怕不确定性，也不觉得自己会成为幸运儿。”
后来，晶晶才知道自己就是“难产儿”。由于侧切生育，母亲有严重的产后漏尿，“她不敢跑步，一跑起来，就会漏尿。”可每当晶晶问起，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她觉得那是女性天然被赋予的责任。”
晶晶被这些“恐怖信息”劝退——尽管她并非坚定的不育主义者，但对生育始终怀有恐惧。这种恐惧有办法消解吗？晶晶期待社会给予孕龄女性足够的关注，做好孕前、孕期及产后辅导，“不只是关注身体健康，免费做好体检回访，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还要提供心理辅导的帮助。”
职场人的育儿难
生育后，李想既要应对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身体，也要终日面对一个“高需求宝宝”——“夜晚很难哄睡，白天你一刻也不能忽视他，要一直陪他玩、和他说话，如果你去做其他事，他就不乐意了。”
李想的睡眠变得碎片化。晚上，儿子可能一小时醒一次。于是，她不得不一晚醒来六七次，喂奶、换尿不湿、哄睡……“可有时候，无论怎么哄，他就是哭闹，你找不到原因，很崩溃。”李想被气得拍打过宝宝几次，“把他打哭了，可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照顾儿子的前三个月，李想常常边吃饭边掉眼泪，禁不住质疑自己“为什么要生孩子？”
儿童医院人满为患
儿子一生病，李想更忧虑。她每月要带宝宝去医院至少三次，“除了定期打疫苗，宝宝会时不时感冒、拉肚子、长蛀牙。”5月初，刚尝试断奶的第三天，儿子就开始感冒，咳嗽、流鼻水、发烧。她带着儿子去儿童医院挂急诊，“前面排了一百多号，等了三四个小时都看不上病。”李想说，儿子不会咳痰、也不会揩鼻涕，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和人满为患的诊区，自己更焦虑。
李想觉得，增加儿科门诊数量、完善妇幼医疗服务体系是缓解育儿焦虑的关键。在浙江，《浙江省儿童医疗服务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也正致力于化解儿童医疗的紧张局面。该计划明确，将加强儿科资源合理布局，健全以儿童医院（妇女儿童医院）为核心、综合性医院（含中医医院）儿科为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的省、市、县、乡四级儿童医疗服务体系。
除了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摆在李想面前的，还有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难。随着李想回归职场，婆婆来到深圳帮忙带娃。“她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白天需要精力带娃，晚上我们只能自己管。”现在，李想和丈夫约定各管半场——做公务员的丈夫负责上半夜，晚上7点下班的李想负责下半夜。
只是，当睡眠时间被无限压缩，必然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李想也不确定自己和丈夫能坚持多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各地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其中，北京、上海的做法值得借鉴。2022年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加大托育人才培养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3-6岁幼儿入园的基础上，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上海则对推进托幼一体化进行了专门立法，于2022年制定《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以此统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目前，上海全市近1000家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全部幼儿园的60%。同时，上海表示，所有幼儿园尤其是公办幼儿园，都要做到托班“应开尽开，能开尽开”。
在全国各地，一些公司自发鼓励员工带娃上班，广东省也进行了创新的探索尝试。今年初，广东省发布《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全省广泛开发“妈妈岗”，主要用于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照顾工作和育儿。
职场障碍
5月18日，产假结束、返岗的第一天，李想少了6位同事。她在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近两年，从入职那天起，裁员风波就不断。
“部门原先10个人，现在只剩下4个。”李想猜测，自己是因为生育而进入保护期才得以留下，可她依旧迷茫，“部门的正式员工编制只有3个，相当于现在多了一个人。”
人员缩减的同时，工作量与日俱增。过去，她常忙到晚上10点下班，现在更忙了。重回职场的她既想好好表现，又显得力不从心，“长期缺眠让我脑子不好使，还无法适应。”
李想的直属领导也换了人。去年，36岁的女领导生了二胎，“产假期间，她原本的位置就被人取代了。”李想叹息，女领导的处境比自己更尴尬，“她变成小组长的角色，但公司其实没有这个编制。”
在上家公司，李想还听说部门总监曾扬言，“再也不给女的升职。他寒心地控诉，‘升一个就怀孕一个’。”
女性确实更容易因生育而遭遇职场障碍，李想在决定生育前就有过这种体验。李想和丈夫曾分隔在广州和深圳两地工作。2020年初结婚后，李想为了和丈夫团聚，前后找了一年，面试了至少十家公司，也没能找到一份在深圳的理想工作。“你结婚了吗？”“现在有没有孩子？”这是面试官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李想不得不为家庭让步，无奈地从行业内的顶尖公司“降维跳槽”。
李想的朋友、一位资深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坦言，“当我作为面试官打量已婚未育的30岁女性，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对方是随时要生育、回归家庭的一颗‘雷’。”
在杭州，31岁的语莹尽管对生育怀有憧憬，却因为生怕错过事业风口而踌躇。今年初，当语莹开始备孕，她一度纠结要不要把每日必吃的叶酸摆到办公桌上，“不放在桌面，很可能忘记吃；可如果放在桌面，好像在宣告我即将生育，担心这影响领导对我的职业能力的评估。”进行职业选择时，关系好的前辈也带着善意提醒语莹，“到了生育的年纪，别去东奔西跑的部门了，不如安定下来。”
这是大多职业女性在社会形塑下的集体选择：当事业和生育的黄金期同时临近，女性往往不得不选择回归家庭，承担育儿任务。
参加社区活动的全职妈妈
“各地延长产假的初衷是为了女性的身体健康，可这种基于性别差异的保护，反而会加重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在李想看来，如果想改变企业对孕龄女员工的偏见，政府需要出台更多面向企业的激励措施，“比如，给有员工休产假的企业发放更多补助，对雇佣一定比例一胎女员工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减免税收，等等。”李想认为，还可以尝试增加男性陪产假时长和父母双方的育儿假时长。
面对少子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压力，欧洲各国早已是鼓励生育的试验场。在丹麦，夫妻二人共享分配1年的产假，其中，丈夫至少2周；英国夫妻共享52周的育婴假；在瑞典，父母共享长达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冰岛则采取“3+3+3”配额制模式，即父母享有9个月的生育休假，父母各3个月，另外3个月由双方自行分配，塑造了两性共同育儿和平等就业的典型。
目前，中国各地已进行育儿假试点，大多省份规定，孩子3周岁以内，夫妻每年各享5天、10天、15天、20天等长短不一的育儿假。但问题是，“有的省份没有清晰界定各类生育休假的边界，还有的省份没有明确生育休假是由父亲还是母亲使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庄渝霞指出，应从单一延长产假的做法，转向“产假+育儿假”捆绑方案，“父母育儿假首当其冲的是让男性参与育儿，规定父亲育儿休假且不可转让。”
庄渝霞曾勾勒出一种理想方案，即4个月产假+4个月父亲育儿假（配额制）+4个月父母育儿假（捆绑奖励），“4个月产假之外，硬性要求父亲休4个月育儿假，在此基础上推行奖励，父亲多休1个月育儿假，则奖励母亲1个月，以此类推，逐步实现0-1周岁婴儿主要由父母共同照料的设想。”
生育成本
“晋升无望，我只想保住工作。”生育带来的保护期只剩半年，李想禁不住忧愁自己的未来。儿子出生后，她更不敢失去工作。
李想算过一笔经济账，为了刚满半岁的儿子，自己和丈夫已经投入十余万元。“月子中心就花了4万，怀孕后，我就办了京东、淘宝的会员，每天都不停地买买买。”李想说，单是买奶粉、纸尿裤、棉柔巾等一次性消耗品，每月开销至少5000元。
“我已经很节省，追求的是性价比。”李想透露，在儿子3个月大前，自己几乎没给他买过衣服，“都是同事、朋友家孩子的衣服，宝宝成长很快，也穿不了多久。”
怀孕后不久，去年4月，李想和丈夫东拼西凑在深圳安了家，也从此背上每月2万元的房贷。如今，丈夫的月薪都给了房贷，育儿和家庭开销则依赖李想的工作，两人不得不省吃俭用，“经济压力很大，一旦我失业，感觉生活都难以维持。”
为了缓解育儿难，李想去打听过深圳的托育机构，“宝宝满半岁就可以送去，但最便宜的一家一个月也要六七千元。”她只得暗自打消这个念头，“毕竟，老人能帮忙带，是最省钱的。”
街道发放的育儿相关手册
经济焦虑是当代青年选择生育的第一道拦门虎。根据育娲人口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估算，2019年，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浙江家庭的养育成本高达72.1万元，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全国第三。
“社会能给我们足够的经济帮助吗？”李想萌生过这种念头。
2021年，四川攀枝花市成为全国首个提供生育补贴的城市，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此后，多地拿出真金白银，加入发放生育补贴行列，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省会城市，云南省是全国目前唯一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发放生育补贴的省份。在浙江温州市，补贴对象拓展到一孩，按政策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分别予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10000元。
“有补贴当然好，但现在杯水车薪。”李想说，有更多经济状况不如自己的家庭，“现在的补贴力度不足以鼓励大家选择生育。”
李想坦言，足够的生育补贴和完善的托育、医疗服务，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焦虑，但她更在意的是，“如何真正摆脱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和家庭中不平等的育儿分工。”
（文中李想、晶晶、语莹均为化名）
（来源：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