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政治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系于政治制度与人才之得失。五代十国时期，丧乱相寻，朝代更迭频繁，政制皆沿袭唐制，唯有官位权力有所变更，亦是因人设事。
各国统治者为适应当时军事政治之需求，任事者或碌碌无为、或由武人执政。以制于“朝廷任人，率多滥进，称武士者不闲计策，虽披坚执锐，战则弃甲,穷则背军。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请人。所谓虚设其员，枉耗国力。”
况当此乱世，掌权者皆自私自利之割据军阀，彼等无远识，惟愿固位传世，专务以刻薄猜忌为务。
五代中央以枢密使（军务）、三司使（财政）为重大变革。
枢密院制度
唐朝后期，宰相之权，早已潜移于枢密院。
枢密使始设置于唐代宗时期，多以宦官为之，负责进奏表章，将圣意传于宰相，起上报下答之作用。
自唐宪宗以后，阉人当权、宦官乱国。政权归于枢密院使，军权归于“神策中尉”，遂使两枢密使和统领左右神策军的两护军中尉，号称“四贵”，威逼宰相，甚至废立皇帝，权势极大。唐末朱温诛杀宦官，以心腹蒋玄晖为枢密使，不久蒋被杀，遂罢枢密使。
1.后梁时期
梁太祖朱温鉴于唐代宦官之祸，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不再任用宦官，以亲信士人敬翔为崇政院使。崇政院的任务是“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与唐朝枢密使的职责相同。敬翔为人深沉稳重，有谋略，深得朱温的特别信赖。后梁朝廷的军谋民政，全部由敬翔负责处理。因而“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
但后梁崇政院仅备顾问，参谋议，尚不能专行事于外。
梁太祖朱温
2.后唐时期
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以唐之继统自任，姑又改梁之崇政院为枢密院，设枢密使二人，由宦官、士人相互充任。
庄宗以开国元勋郭崇韬、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对掌机务。张居翰懦懦无为，军政大事，都由郭崇韬处理，权重将相，宰相只听命而已。
郭崇韬不仅参决军政机要，调动军队，还亲自率兵征伐，开创五代时期枢密使领兵出征的先例。
郭崇韬与唐庄宗先后被杀，唐明宗李嗣源不再信任宦官，用亲信之臣安重诲任枢密使。“处机密之任，事无大小，皆以参决，其势倾动天下。”宰相任圜与安重诲有矛盾，忿而辞职，退居磁州,安重诲伪造圣旨杀之。
安重诲与唐明宗养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珂不和，又私自发布枢密使文书，指使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拒绝李从珂进入河中。事情败露后，安重诲不顾唐明宗的反对，派遣军队攻打可中，杀死杨彦温以灭口。
枢密使的权势在后唐时期更加膨胀。
唐庄宗李存勖
3.后晋时期
至后晋高祖石敬瑭，鉴于安重诲之专横，决意废除枢密院，所管政务委任宰相分判其事。
晋出帝立，宰相冯道厌其事繁，几经奏请，复置枢密院，以宰相桑维翰兼院使。此后一直延续，历汉周二代不改。
晋高祖石敬瑭
4.后汉时期
后汉高祖刘知远立国，以杨邠、郭威为枢密正、副使。关西三镇叛乱，郭威兼任统帅出师。杨邠在内裁决政务。枢密使职务又分成军事、政务二项。
后郭威以枢密使兼领方镇（枢密使兼邺都留守），枢密使不但掌管机要，且权兼内外，比之后梁时期之崇政院，不可同日而语。
汉高祖刘知远
5.后周时期
后周太祖郭威建国，仍以邺都起兵的佐命功臣王峻为枢密使，随后还几次派王峻统兵征战;但又以文臣范质、郑仁诲为枢密副使。
俟郭威诛杀王峻之后，周世宗郭荣先后以文臣郑仁诲、魏仁浦、王朴为枢密使，范质为参知枢密院事，逐步解除了枢密使的直接统兵权。后周这些文臣出身的枢密使专掌军机而不统兵的事实，到北宋形成以文官出任枢密使的制度。
周太祖郭威
6.枢密院扩展
为适应五代枢密使权力增大的需要,枢密院机构也不断扩展。后梁曾设置判官或副使1人，开平二年(908 年)又置崇政直学士2员，选拔有从政经验、文学才能的人士担任。
后来逐渐增多，分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枢密直学士、枢密承旨、枢密副承旨、主事、令史等，成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庞大官僚机构。
7.南方诸国
诸国也设有枢密使。前蜀如同后唐一样，兼用宦官、士人为枢密使。前蜀高祖王建以所宠舞童唐道袭任枢密使，掌管机要。后王建病重，认为幼主王衍难以控驭功臣宿将，特用亲信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专掌国家大事。
后蜀孟昶认为枢密使权力太大，难以制服，勒令枢密使王处回告老，派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权势更加扩大。
南唐枢密使陈觉、枢密副使查文徽、李徵古等同掌机密，朋比为奸。
唐、五代十国枢密使比较
与李唐王朝相比，五代十国枢密使的权力普遍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枢密使兼任宰相、藩帅,其他宰相却屈居其下，听其指使;其次，枢密使主管军政大事，参与军事机密与军队调遣,甚至领兵征战。
这些情况的出现，与五代十国加强中央集权、军事活动增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司使
三司机关之产生:所谓三司使，即盐铁、户部、度支三机构。唐定都长安，租赋所出以江淮为最，故常转漕东南，以供京师，而“转运使”一职，在官制上遂占重要地位，因而常与宰相兼之。
唐时国家收入，除租赋外尚有盐铁专卖。关于盐铁，凡有盐铁之处，均设监院，而朝廷则置盐铁使以总盐铁之课。关于租赋，尚书省户部尚书之下，有户部度支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宝时杨国忠、王铁、杨慎矜等，以聚敛财货之术，媚事玄宗受宠，皆守户部度支本官，别带使额。其后用兵，以国计为重，遂以宰相领其职。
梁承唐制，废盐铁户部度支之官，置租庸使，以专天下泉货。唐开元以后，已有租庸使，建中以后有两税使，乾符以后，天下丧乱，国用愈空，复置租庸使于各地，随时调敛，多以方镇兼之，兵罢则止。
梁时之租庸使，则为常设机构，且似属朝廷之官。后唐灭梁，仍其旧制，至明宗即位，以庄宗时之租庸使孔谦，酷加赋敛，大失人心，且以其权太重，流弊甚多，乃罢租庸使，复置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判其事，号为判三司。及长兴时，特置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开始。自是以后，地方财务均归三司掌管，方镇不得任意繁敛积聚矣。
于是，唐自天宝后，朝廷财政权掌于三司，地方财权分于藩镇。至五代，分化之财权渐集中于中央。至宋，三司使之权稍弱于宰相，与中书省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遂成为政军财三权鼎立之制。
地方官之人选
节度使人选:五代节度使均用勋臣武将。彼等恃功骄恣，荼毒生民，甚者且矜功桀傲，蔑视朝廷，亦比比皆是。至梁末帝欲诛杀朱友珪，向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深陈款效”，及其即位，遂“事无巨细，必先谋于师厚”。自是唐代方镇之祸，又复炽于五代。
刺史人选:隋唐五代刺史，即秦汉之郡守。五代刺史皆以武夫之有军功者任之。彼等只知军旅之事，而昧于政治，既不知抚人民，且常容纵容部曲，渔蠹公私。功臣大将死后，其子孙又得进献家资，以求刺史之职。此种弊习，至宋朝未改，故边光范曾言:“今则刺史或因缘世禄，或贡奉家财，或微立军功，但循府序，实恐抚民无术，御更无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赐鲜矣。”
县令人选:五代乱世，凡人投身行伍，稍有功勋，即任命为刺史乃至于节度使。县令既受刺史指挥，又受节度使监督。而此等人选既滥，于是贤士大夫均耻居百里之任，故《文献通考》职府考载:“五代任官，凡龌龊无能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卒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琐万状。”且五代战乱相寻，朝廷所急者不外为征粮、征税、征丁，晋出帝曾有诏云:“干戈尚兴，边陲多事，仓廪不足，则辍人之喉餱食;帑藏不足，则率人之资财;兵士不足，则取人之丁口;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朝廷既要一切取之于民，又必须假手于临民之宰，于是县令“因缘赋敛，分外扰人”。
五代之世，刺史县令人选既滥，地方亦因此而扰攘不安，故欧阳修说:“呜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