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达官籍贯的黑河腾冲线
邹蓝/文，图
潘光旦先生曾说起过南人与北人的差异，在《南中国与北中国》一文。他用科举选拔的达官籍贯来看人才的出处。我前些天用进士和状元榜眼探花做标准。潘先生的标准更高，是1910年帝京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武官不在这个考察内，因为他们或者是走了武举的路，或者是将军起于士卒。
潘光旦先生说，为研究中国领袖人才的籍贯，他得到一位普莱士先生的帮助，获得一张缙绅的名单。上面所列的是1910年10月间的京城里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就是侍郎尚书，以及省长巡抚级别），那时恰好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从这张单子里，他把凡是得过功名，就是经过科举制度的甄别的官员，不论他是秀才，是举人，或是进士翰林，都挑了出来。有许多武官，当然挑选不上，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科举甄别的手续。挑选的结果，除了50个旗人，15个蒙古人，和14个汉军的旗人以外，中国本部十八省所产生的共有324人。用各省同时的人口做比例，这324人的分布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肃一省，通常要有人口一千万，才分派得到一个经过科举甄拔的大官员。再如浙江一省，一样一千万人口里，就可以产生差不多40个（38.7）这样的官。
我把潘光旦先生的各省每千万人摊到的侍郎尚书/巡抚省长级别高官的省籍数据列表如下。
1910年侍郎尚书及省长巡抚级官员的省籍，及在千万人口中的数量
这个表格中，第二栏除了福建在东部沿海，江西在长江以南，其余都是北方省份以及偏西北方向的省份。第一栏省份，倒基本都在后来的胡焕庸的瑷珲腾冲线以内，因而这个达官省籍出身，与胡焕庸线有异曲同工之妙。
潘光旦说，除了河北、四川、扛苏、安徽、江西、浙江比较居中的六省不计外，北方的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甘肃六省中只有直隶高出7.1个之上（达21.5个），其余五省，每一千万人口中，至多只派得到7.1个，至于南方的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万中，已经可以派到9.6在大官员。中部近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员极多，内地三省则又甚少。直隶的情形有些蹊跷，因为北京久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密集在京城之内或北京附近。北京一带积聚得愈多，其余北方诸省就愈觉得相形见绌了。
他说，除了有特别情形的直隶一省不论外，从这张大官员籍贯分布至少可以教我们得到一种显明的印象，就是，中国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够受严格的乡会试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许多人竞争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东南愈多。我们这个印象的结论，虽不中的，但也不远了。
这个表与2022年的院士籍贯表相比，差异在科举时代的达官或文人高士，都是国学类的科举出身，没有现代数理化工程学科背景。可以说是纯文科的达官。
而有了现代教育和数理化工程，医学农学等等，则传统私塾发蒙，而后能考四书五经通过科举拔贡遴选出来传统教育环境，再无至上优势。由此，现代教育或当时称新学不发达的地方，如中西部大部分省市区，则逐渐丧失出新学人才的优势，比如说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原本科举制度下出人才相当多的地方。
可能省部级高官比重，现在是山东异军突起，跟科举时代完全不同。但是在院士籍贯图比较，昔日高官和今日院士省籍在数量上的差异，可能也是值得教育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也考虑，是否晚清在科举制度下，贵州因为张之洞，丁宝祯两位重臣而带出了比较多的贵州人才。而梁启超也是贵阳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任广东乡试主考时赏识和提携的人才。康有为和谭嗣同也是李端棻举荐而踏上政治舞台的。顺便说一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北京大学）是在李端棻倡议下设立的。贵州大学堂也如此。
辛亥革命前中国开始接触外界时，边缘闭塞的贵州，竟然出了如此锐意改革，提倡现代科学和教育的李端棻，实在是一个异数。这是贵州近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个人。这跟在贵州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守仁很类似。
2022/8/23
贵州安顺，正月十五。2010年
贵州黔东南黎平县地们寨。2010年。
贵州黔东南，榕江县 车江三宝侗寨鼓楼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