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鸩杀晋惠帝，结束了司马衷的统治时代，晋怀帝司马炽继位，开启永嘉政局的序幕。
西晋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后，国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变乱中崛起的东海王司马越最终掌握了西晋的政权。但是“胜利的司马越饿赢得了满目疮痍的江山，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得安宁。”
虽然此刻西晋中枢的官僚机构仍然可以正常运作，地方将领的割据倾向还不甚明显，中央政权对其还有很强的控制力。但司马越的主政对于皇权来说却是个很大的威胁。
晋怀帝并非平庸之辈，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子，与宗室疏属的司马越不同，是名副其实的宗室近亲。他在即位之前，担任过禁军将领“射声校尉”；荡阴之役时，跟随惠帝亲征、统帅军队，这让他与洛阳禁军有了一定的渊源；后来与惠帝一同入长安，而且同时大部分的洛阳士大夫也被迁到了长安。
纵观司马炽即位前的经历，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洛阳，即使有两次出镇的机会也没有成行；而流落长安，被立为皇太弟之时，他也和洛阳的士大夫们在一起。这就使得晋怀帝与洛阳的士大夫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在洛阳获得了许多“赞誉”。
司马炽
晋怀帝在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自身实力不足，还不得不依仗拥有最强军事力量的司马越。司马炽能够顺利即位是离不开司马越的支持的，这样的支持在另一方面也是对皇权的限制，但这样的局面随着司马越的出镇而发生了转变。
从永嘉元年（307年）开始，青徐地区的造反不断，司马越不得不在尚未控制洛阳之时，就仓促集中其有限的军事力量外镇许昌，以加强对东部青徐地区的控制。在司马越看来，许昌市监视、捍卫洛阳的重要军事据点。
而在这一期间，晋怀帝对洛阳进行了全面的掌控。首先，洛阳的禁卫军是听命于晋怀帝而非司马越。宫中的宿卫将领和军队都要听命于左右卫将军，左右卫将军在此时实际上是控制洛阳皇宫的最高武官，司马越出镇之后，担任这个职位的是其心腹王景。
可实际上，晋怀帝与禁军的渊源，使得他能够绕过监视他的王晋掌握禁军，毕竟此时禁军的军队跟东海王没有多少渊源，相反却和晋怀帝有很大联系。
晋怀帝在永嘉三年（309年）三月之前，主要是在洛阳地区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是，洛阳的实力毕竟有限，尤其是洛阳的军事力量已经残破不堪，无法与司马越和刘、石的大军相抗衡。因此，晋怀帝将目光投向了地方军府。
司马越
晋怀帝对于皇权的重建设，使得他和司马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集中。以永嘉三年（309年）任命善简出镇为导火索，二人最终走向分裂。
这种情况下，司马越才开始认识到要加强对洛阳的控制。因此在永嘉三年（309年）三月，“勒兵入宫，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然后以东海国兵控制洛阳。但是司马越这种以军事和刑杀为主的控制方式，是直接与皇权进行对抗，而没有考虑到皇帝在法统上所具有的权威性，因而造成了在政治上新的被动。
在王延被杀后，司马越“大失众望，而多有猜疑。”这就使得司马越控制皇帝期间，始终以皇权反叛者的形象出现。
司马炽
从晋怀帝与东海王的实力对比来看，晋怀帝的支持力量主要来源自洛阳的士大夫和禁卫军官；司马越的核心力量也是其东海国兵。司马越在军事力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优势。
在控制地方将领方面，司马越开始也占据着优势地位，但后来的形势对其越来越不利。司马腾死后，冀州基本沦陷；并州刺史刘琨在拓跋猗卢回代地之后，也无力支援；关中的司马模在拒傅祗代替其职位后，也与司马越产生了矛盾；荆州方面，在司马略死后则落入到了山简的手中；青州刺史苟晞和都督扬州的周馥则直接与司马越兵戎相见。
西晋王朝走到永嘉时，尚不算“穷途末路”。司马越若能建立霸府控制晋怀帝，尚能借助其权威来团结中央官僚士大夫和地方将领，西晋王朝大概还能继续存活下去。但他始终没有意识到晋怀帝作为皇帝的法统地位所具有的权威和影响力，因此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时，总是将自己置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而晋怀帝则在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力图利用皇帝高于一切的势力和权威来联合中央、地方各种势力以争取主动权。于是，各方势力纷纷讨伐他，他不得不自请出征石勒，永嘉五年（311年）在项城忧惧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