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年三月，西汉王朝的汉成帝刘骜病逝，十九岁的刘欣承继大统，成了西汉王朝的第十三位帝王，是为汉哀帝。
汉哀帝刘欣是汉成帝刘骜的侄子，汉元帝刘奭的孙子，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
汉哀帝刘欣（剧照）
公元前八年，汉成帝刘骜因自己没有子嗣，就决定在皇族晚辈中选择一位接班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权衡，刘骜最终把刘欣确立为自己的皇储。
成为一代帝王后，刘欣仅仅辉煌荣耀了六年，二十五岁便撒手人寰，英年早逝。他在位时间不仅短暂，期间，还曾被迫更改帝号为“太平刘陈圣皇帝”。
刘欣此举，是怎么回事？要想弄清其中的原委，咱们得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说起。
西汉王朝到了后期，朝廷一改初期的“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不再那么重视民生、爱惜民力，下派给民众的赋税徭役日益加重。
与之俱来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贵族官僚和地主“多畜奴婢，田宅亡限”，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了当时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流离失所的民众（剧照）
即便是拥有土地的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剥削下，尽管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依然饥寒交迫，过着极其贫困、悲惨的生活。
史料记载，汉元帝时期，关东一带“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大批饥民“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甚至“人至相食”。汉成帝时，因缺衣少食，而死于乞讨之路上的民众有几百万人。
这种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为了存身活命，为了改善处境，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与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
汉成帝时，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不断燃起人民反抗封建剥削者的烈火。
如，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市）的申屠圣、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市）的郑躬、山阳（今山东巨鹿南）的苏令等，挺身而出，带领农民与地主恶霸、贪官污吏作斗争。
揭竿而起的民众（画作）
汉哀帝时，全国到处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形势。元寿元二年（ 公元前一年），京城长安（今西安）附近的忍无可忍的民众，放火焚烧了汉武帝的陵邑。一时间，熊熊大火映红了未央宫。
随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开始对西汉王朝的统治感到绝望。
这时，有些方术和儒生根据战国以来就流行的“五德终始”的学说，以及稍后出现的“三统说”，大肆散布西汉王朝气数将尽，应该改朝换代的舆论。
所谓“五德终始”说，是我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一种历史宿命论的观点。“五德”就是“五行”，即水、火、金、木、土。它们代表着，循环往复地不断出现的五种“德性”。
所谓“三统说”，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提出的“赤、白、黑”三色，周而复始地循环显现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董仲舒（画像）
他认为，每个王朝依次出现后，都必须调改正朔之期，改变着装的颜色，以自成体系，顺应天道。
其实，早在汉昭帝时，通晓经史的符节令眭弘就已经根据此类观点，认为西汉王朝即将终结，劝告年幼的汉昭帝禅位贤能者，以顺应天命。
结果，眭弘被执掌朝政的霍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了。
汉成帝时，方士甘忠可编造了名为《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两部书。其中说，西汉王朝的运数已尽，应该重新受命于天。
汉成帝得知后，不仅没有接受甘忠可的“谏言”，还把他抓进了监狱。
甘忠可（画像）
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时任黄门待诏的夏贺良（甘忠可的弟子）又向汉哀帝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夏贺良竭力劝谏汉哀帝，赶快改元易号，再受命于天，以缓和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麻痹人民的斗志。进而“延年益寿”、“永安国家”，否则将有国家覆亡之危。
正因社会危机日益深重，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哀帝，听了夏贺良的谏言后，如同得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马上下令举行盛大的仪式，变换年号，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
之后，汉哀帝刘欣一厢情愿地认为，西汉王朝既然已经堂而皇之地再次受命于上天，那么，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从此就可以转危为安了！
“再受命”的汉哀帝刘欣（剧照）
但是，这一自欺欺人的骗局，没能收到任何效果，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仍然不断涌现。
汉哀帝刘欣一见改元易号的“壮举”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就迁怒于夏贺良，并把他当作“替罪羊”处死了。随之，“再受命”的闹剧仓惶落幕，草草收场。
汉哀帝去世，继汉平帝刘衎后，掌握朝政大权的外戚王莽，在地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终于在公元八年，“顺应天命”，成功地扮演了“代汉”的角色。
主要参考文献：《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