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伍豪先生，请你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有要事相商。
众所周知，“伍豪”是周公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
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公呢？
周公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中统特务干将张冲。
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
对此，我方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请示总部。
主席做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
后几经辗转，潘、张冲终于实现了在港岛会面。
蒋军费尽周折，和我方接触，所为何事？
一般认为，我方和蒋军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是从西安事变开始的；其实早在1936年初，两党就开始接触。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氏调集重兵围剿，无法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日军磨刀霍霍，加快了侵华步伐。
蒋氏想抗日但力不从心，希望寻求外援，苏联便是他外援的渠道之一。
但是要想跟苏联合作，红军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必须面对。
怎么办呢？蒋氏想到一个“妙招”，要求莫斯科给我方施压，解除武装。
世界上哪有这么美的事？苏方予以拒绝。
因为即使苏联答应，我方也不会同意。
不过斯大林说了，你们可以跟主席接触，双方商量解决问题。
在此背景下，蒋氏非常无奈，不得不寻求谈判解决问题。
蒋氏寻求谈判解决问题，还有个背景，那就是王明在莫斯科做过一个报告，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口号。
王明当时的身份是驻莫斯科代表，因此驻苏联代表邓文仪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号，回国述职的时候报告给了蒋氏。
蒋氏得知之后心中大喜，授权邓文仪回苏联和王明建立对话渠道。
邓文仪
到莫斯科后，邓文仪在1936年1月13日和我方驻莫斯科代表团取得联系，代表团起初派潘汉年与对方进行了初步接触。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开始直接会谈，摸清了蒋氏的底线和条件。
蒋氏的底线是我方在其统一领导下实现整编，然后开赴内蒙抗日前线。
作为“回报”，南京可以向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
对此，王明的回应是，我们是集体领导，我一个说了不算，你们可以直接和主席、朱德谈判。
邓文仪请示蒋氏之后，在1月22日告诉王明，上面同意他回国与我方直接会谈。
然而次日邓文仪就反悔，说可以去柏林与我方会谈。
说实话，起初我方担心蒋氏不守诚信，因为第一次合作就是因为他背信弃义终止的。
邓文仪的反复，然我方对其诚意产生怀疑，接触到此中断。
蒋军在派邓文仪与王明接触的时候，同时还通过宋庆龄委托董健吾与我方在上海的代表张子华秘密来到陕北。
当时红军已经开始东征，留守在瓦窑堡的博古接见了董健吾。
相对上次，蒋氏的条件更加具体：
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释放关押政治犯；联合全国抗日武装；“接济”红军。
我方高层商议之后反应积极，原则上同意了蒋氏的条件，但是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联军；全国主力红军接受改编，但独立指挥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容许自由；进行政经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我方唯一没有提到“接济”二字。
其实红军当时面临的环境险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因为红军所处的陕北、川康，本来就经济落后，是全国有名贫困地区；这还不算，蒋军“总部军”、东北军、17路军、阎锡山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严密封锁。
而且随着红军的壮大，军民比例也严重失调，从原来的1:13（1名红军、13名农民），变成1名红军5名农民，这就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
红军战士的伙食标准，在1934年是每天0.14元，到了1936年初仅为0.03元（含柴米油盐和木炭）。
六军团的王震、陈伯钧在致电总部的电报中说：“我大部尽吃野菜和干皮（树皮），现表现严重饥状态……”
我方之所以没有急于提出“接济”，并非是不需要，也不是不想要，什么问题也没有生存重要。
之所以开始不提，是一个高明的策略，是不想让敌人得知我们的困境。
1936年4月，我方同东北军建立了合作关系，张学良开始为我军提供各种物资，但对于红军来说，依旧是少得可怜，属于杯水车薪。
因此在随后的谈判中，我方自然会提到实质性的问题。
4月底，我地下联络人张子华来到陕北，蒋军联络代表谌小岑转达了蒋军大佬陈立夫提出的“办法”，除了之前提到的，增加了更加积极的内容：
红军待遇和其他部队相同。
我方有意见可以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反映。
我方可以选择一个地区试验自己的理想。
大概是觉得谈待遇问题，对我方来说比较敏感，陈立夫在“办法”中谨慎地提了出来。
对此，我方非常重视；因为东征的红军将要在5月中旬回来，这将加重苏区的经济负担，红军日子会更加艰难。
我方高层建议蒋军派代表到陕北举行会谈，谈判悄悄升级。
6月下旬，我方北方局派周小舟为代表，奔赴南京与蒋军代表曾养甫举行会谈。
周小舟的身份是北方局联络负责人，曾养甫当时是广州市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
谈判中，双方态度积极。都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
因此谈判比想象得顺利，于是在7月4日，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即《谈话记录草案》。
7月28日，张子华再次来到延安，转达了蒋军方面的意见，建议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
如此重大的事情，我方当然要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8月上旬，潘汉年风尘仆仆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莫斯科的意见，那就是支持我方和蒋军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8月25日，我方研究决定，正式放弃之前的“反蒋抗日”方针。
并且提出，蒋军应该立即停止进攻红军，给红军提供根据地，然后向红军提供武器、军饷、粮食、军服等一切军用物资，好让红军专心抗战。
9月下旬，蒋军方面提出，周公可以到广州或者港岛，与蒋军高层直接会谈具体事宜。
10月8日，我方回复，周公可以到广州去谈判，但是蒋军应该立即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
随即，蒋军方面拿来给周公去广州的证件，我方改变决定，暂不让周公前去改让潘汉年代表我方进行谈判。
这时候，谈判发生变故。
情报显示，红军即将向大西北宁夏集结，打算打通苏联，蒋氏便亲自到向指挥对红军的“围剿”，10月份出发的西路军也遭遇挫折。
这时候我方确实有与张学良合作，进军宁夏，打通苏联的计划。
如此一来，计划流产，七万红军集结在陕北，处境更加艰难。
这时候我方提出让周公到西安，和蒋氏谈判共同抗日，被蒋氏拒绝。
蒋氏认为，现在红军的处境已经跟半年前不同，已经没有资格跟蒋军对等谈判，必须降低条件。
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举行了会谈，蒋军方面不再提之前达成的初步协议，反而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
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规模，师长以上的军官必须离开部队到国外去。
这等于将红军解除武装，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是蒋军方面的一厢情愿，我方根本不会答应。
所以谈判等于是无果而终，彻底陷入僵局。
这说明蒋氏根本没有诚意，是在耍手腕，希望用待遇做诱饵，让红军放下武器。
这阴谋早就被主席识破，注定要破产。
然而，红军的处境却变得更加艰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真是天佑红军。
在和蒋氏的谈判中，周公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的构想。
与此同时，周公还要求蒋氏给红军解决军饷、军备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数额，即20万兵力，每月180万元军饷。
蒋氏在危难之中，勉强同意了周公组成抗日联军的建议，并授意宋子文和周公谈判，最终答应每月向红军提供50万元的军费。
这和周公要求的相距甚远，但是对红军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雪中送炭了。
不过说好的50万元也费了很大周折，因为蒋军方面是打算通过张学良给红军军费的，但张学良后来被扣押，东北军陷于瘫痪，这个渠道不通了。
最后在周公的努力下，蒋氏同意“可以通过杨虎城接济”。
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安定，蒋氏节外生枝，提出红军必须放弃陕南，才能给这50万元。
当时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的驻地已经连城一片，如果放弃陕南，三位一体的局面就会结束，成为一盘散沙，怎能说放就放？
但是为了度过难关，也为了抗日大局，1月29日，我方高层经过研究之后忍痛做出决定，放弃陕南。
不过我方也由此获得了南京发放的50万元西安事变的“善后费”，意思是红军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了，调动费用蒋氏要买单。
可是蒋氏坚持，接受军费之前，必须先进行整编。
1937年2月9日，双方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蒋军方面是顾祝同出面，我方代表是周公。
我方提出的条件是红军组成一路军，4个军12个师，军长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朱德、彭德怀任正副司令，军饷每月100万元。
蒋氏认为军饷可以给，但是他觉得我方不能保留这么多军队，双方立场相距甚远。
3月3日，蒋氏提出了我方军队的上限：3师9团。
次日，周公和顾祝同、张冲经过谈判，又取得进展，对方答应红军增加一个师的编制，即4个师，军费30万元。
条件谈妥了，但蒋氏提出见一下周公，他要的是我方对他的认可。
1937年3月下旬，周公、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来到杭州。
在位于湖滨的“澄庐”别墅，两位斗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双手又握在一起。
“澄庐”别墅位于西湖边，原来的主人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后来归浙江省政府，蒋氏和宋美龄旅行结婚第一站就在这里。
此后，澄庐便同上海的“爱庐”、庐山的“美庐”一起，事实上成为蒋氏夫妇的三大行宫。
在这里接待周公，足见蒋氏对周公的尊重。
落座之后，蒋氏显得很兴奋：“你们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
紧接着，蒋氏话锋一转：“但我方应该检讨过去的决定，别谈什么与我方合作，而是与我蒋某人合作，而且是永远合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事不好商量。”
凭着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验，周公瞬间便明白了蒋氏的用意，他在乎的是个面子，是“领袖问题”。
于是，周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方拥护委员长，是为了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大局，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诚心抗日，我方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氏听了很高兴。
此时，周公抓住机遇再次重申我方的要求。
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那么，既然双方商定红军可以保留4个师，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为何成为3个师？
原来，顾祝同到了南京，讲了自己答应周公，允许红军保留4个师之后，蒋氏死活不同意。
于是，顾祝同向周公提出，红军改编之后只能是3个师，但是可以保留4万兵力，每个师12000人，指挥部可以保留4000人。
这样既照顾了蒋氏的面子，也履行了和周公谈判达成的协议，两全其美。
获得经费之后，我方用这些钱首先购买了1500袋大米，我军将士半个月的吃饭问题无忧了。
在此之前，我军将士的伙食费一个月不到一元左右，在这之后增加了将近十倍，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关键是，南京给红军发放军费，等于承认了红军的合法地位，蒋军停止进攻陕北根据地，内在危险解除了。
而蒋军方面也不亏本，因为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可以组成统一战线，抗击日军了。
正是统一战线的形成，才为打败日军收复国土打下基础。
历史证明，第二次合作是个双赢的结果，有利于国家民族，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