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1日，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被日军第6师团攻陷以后，在南岸进攻的日寇第11军波田支队，已窜至湖北鄂城境内的华容镇。
而配合陆军作战的海军舰队，也冲过了长江黄冈段，至此，武汉以北和以东均已无险可守，意味着这座城市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陈诚
之前的9月中旬，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城，已经把后一个职务转给了心腹罗卓英。
既然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是“战武汉而不守于武汉”，罗总司令上任后的中心工作，不再是什么筑城挖壕了，而是抓紧时间抢运滞留在武汉的军队和物资。
至10月23日傍晚，罗卓英鉴于战事危急，突然下达了一道命令：剩余的2800吨钢材，立即经水路运往上游的宜昌，作为修筑工事的材料，但所有船只必须在10月26日之前离开武汉，实在运不走的钢材则应沉入长江，以免资敌。
也就是说，陈诚已经准确预估了日军侵入武汉的时间，中国军队是主动撤出的。
事实也果真如此，1938年10月26日午后，日军第6师团牛岛支队的前锋，进抵汉口郊外，当日武汉沦陷。
罗卓英
01、陈诚两次成为背锅侠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也是伤亡惨重精疲力尽，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作战，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间段从1938年底，一直维持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为止。
侵华日军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作战特点是，第一不再扩大新的占领区，而是巩固已经侵占的地区来“以战养战”，此间敌后抗日战场的压力大增。
日军大本营在《大陆命第241号》中，曾经明确规定：“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
第二是四处扶植汉奸伪政权，搞所谓的“以华制华”，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日军大本营甚至一度削减了关内日军的数量。
鬼子冈村
第三就是保持和加强第11军的战力，使其成为在华唯一的“野战兵团”，在华中地区负责牵制百万中国军队，必要的时候以“短切突击”的战术，来捕捉和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进而不断对重庆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迫其谈判或投降。
因此在这六年时间里，日寇第11军虽然发动了多次进攻战役，但基本是“短切突击”战法，即以精干力量突然发起攻击，战役结束各部退回原驻地，除非大本营特别要求“确保”的城市。
并且在实际作战中，日军从来没有溯江西犯重庆的计划，第11军高峰时期也就七个师团拢共20多万鬼子，需要驻守的面积广大，能够集中起来的野战力量有限，并不具备这个实力和能力。
因此，网络上关于日寇后来进犯鄂西是要“直捣重庆”的论调，通通是瞪着眼睛瞎说，要么是对抗日战争史缺乏真正的了解，要么就是故意弄出“面临生死存亡”的架式，来哄托文章或者视频的气氛。
陈诚
武汉会战期间，陈诚还出任了一个新的要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并且“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呀，所以武汉沦陷后，陈诚调回重庆随侍委员长左右，专任政治部长一职，当然后来的兼职那是一大堆。
至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1938年底交由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代理（1939年秋转正），而原来的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则转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单独负责赣北方向。
1939年初，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若想确保华中占领区和长江中下游的航道安全，必须攻取位于第三和第九战区结合部的南昌，因为此城建有机场，中国空军可以随时升空轰炸日军航线。
何应钦
于是3月间爆发了南昌会战，日军以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火力，仅用十天就攻占南昌，中国军队一度组织反攻，仍以失败告终，第29军中将军长陈安宝战死。
于是重庆方面的何应钦一派，把武昌和南昌的沦陷，统归于陈诚的无能。这事也难免，陈诚抗战爆发后职务和军权一路窜升，黄埔系二号人物吃醋了，说说怪话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是有失公允的论调，武汉会战秉承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在长江两岸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兵力，并没有打算死守武汉这座城市，因为上海和南京的教训够深刻了，既然是主动弃城，陈诚没什么责任。
到了南昌会战时期，实际指挥作战的是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协调的也是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仗没打好，主要责任在罗，次要责任在薛。
陈诚虽然挂着司令长官的名头，人在重庆根本未抵战场，何错之有呢？最多算个背锅大侠。
陈诚
02、李宗仁中计失宜昌
南昌会战之后，冈村宁次又在同年秋，率领11军发动了对长沙的攻击，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校长这会儿有点被打怕了，鬼子从湘北和赣北一出动，他就要求薛岳放弃长沙，将九战区主力撤往衡阳。
薛伯陵不肯，非要在湘北和长沙跟日本人比划比划，校长有点恼火，再命令陈诚和白崇禧自重庆赶往长沙，作为“钦差”逼着薛岳撤退，以便继续以空间换时间，以免“王牌家底拼光了”。
结果陈诚被薛岳当面一顿劝说，反而改为支持坚守，并且做通了校长的工作。这一战的结果算是个平手，总之冈村宁次有点灰头土脸，日军被迫撤回新墙河北岸，中日两军恢复对峙。
换句话说，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军在长江南岸基本消停了，在赣北跟罗卓英僵持，在湘北跟薛岳对峙，但同时却把罪恶的目光，投向了长江中上游的北岸重镇：距离重庆480公里的宜昌。
宜昌保卫战剧照
宜昌是三峡的门户，是长江的水运枢纽，还是中国军队威胁武汉的桥头堡，为此重庆军事委员会专门组建了“长江上游江防军”，司令部就设在宜昌。
江防军辖有三个军及直属部队10余万人，总司令是“土木系”四大金刚之一的郭忏。这个时候还没有设立新的第六战区，江防军名义上是归李宗仁第五战区指挥的。
不过李宗仁要调动这支部队，必须经过重庆点头，因为该部防守的地区太要命了，宜昌一旦失守，后面就是三峡和川东。
日本人虽然还缺乏直接攻破三峡进入川渝的能力，但是兵叩三峡，也足够重庆方面喝一壶的了，而且只要在宜昌建起飞机场，那么重庆和成都将永无宁日，对抗战大后方威胁甚大。
宜昌保卫战剧照
1940年3月冈村去职，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发起一次较大规模攻势，旨在歼灭第五战区主力，同时相机占领宜昌并彻底破坏之，用以“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
园部和一郎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汉水两岸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战役于5月1日打响，中国方面称之为“枣宜会战”，也就是随枣和宜昌。
枣宜会战的第一阶段，李宗仁的指挥有些欠佳，第五战区各部在11万日军的突然打击下，纷纷陷入混乱和溃败，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东渡汉水增援，也遭日军反包围，力战殉国。
这个时候李宗仁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挽救汉水两岸的战局，他急电重庆要求出动“江防军”北上增援，理由是宜昌方向并无敌情，而汉水两岸形势危急，第五战区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经过要图
03、第18军两败于宜昌
从军事委员会到第五战区，终于还是中了圈套被日本人调动了，由于中国军队机动性较差，江防军主力还在向北移动的路上，园部指挥的日军三个主力师团突然脱离战斗，直扑几乎成为空城的宜昌。
1940年6月8日，日军13师团攻陷沙市，前锋直指宜昌，第3和第39师团也作出了对宜昌的南北夹攻态势，重庆军委会这才如梦初醒，拍桌子大叫上了鬼子的当，然而宜昌周围已无有力部队了。
无奈之下，那个委员长只能抽调拱卫重庆的第18军，乘船紧急驰援宜昌。众所周知，第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也是黄埔嫡系之嫡系，眼珠子一般的存在，武汉会战后，即调往万县整补。
剧照
万县那是什么地方，四川的东大门，重庆的屏障，所以第18军承担着重庆卫戍部队之责，时任军长彭善，下辖方靖第11师、罗广文第18师和宋瑞珂的第199师，整补完成后，齐装满员且粮弹充足。
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也被紧急任命为“战场右兵团”总司令，统一指挥第33集团军、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确保宜昌，可是其他部队都远远落在日军的后面，真正能够抵御日军的，只有火速赶来的第18军。
彭善率第18军于6月8日傍晚到达宜昌，由于船只有限，陆续到达的只有两个师：第18师和第199师，旋以第18师担任宜昌守备，以第199师在外围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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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宜昌城防工事修了一年多，粮弹两足，怎么也得守上几天吧？然而在日寇第13师团的猛攻下，第18军在宜昌仅仅撑了不到48小时，就被迫弃城西撤，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
许多战史文献给出的理由是，第18军属于“仓促布防”，其实根本不成立，宜昌的防御体系和工事很完备，作战部队就算新接手，两天时间也足以熟悉战场环境了，关键还是战斗力不足。
前面介绍过，日军这一时期的作战思想是“短促突击”，因此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宜昌，鬼子彻底摧毁了宜昌的军事设施，带着缴获的物资，于6月17日凌晨奉命“反转”，同时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通通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
既然鬼子撤了，被撵到城西山区的第18军便追了出来，当天早晨“收复”宜昌城，然而彭善和他的部下们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就听到了枪炮声：鬼子又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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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宠出来的第18军
原来，就在日军第13师团刚刚撤到宜昌以东10多公里时，园部和一郎接到了派遣军总司令部转来的大本营急电：“第11军应确保宜昌”，那就是鬼子们必须折回去，重新占领宜昌。
这个方案是东京参谋本部提出来的，大小鬼子们认为，在德军横扫西欧的情况下，侵华日军应该保留一定的前进基地，以备必要时候对重庆进行彻底一击，因此必须长期占领南宁、宜昌这两个袭击抗战大后方的触角。
于是日本人自己拉屎自己吃，第13师团奉命掉头，重占已经被他们彻底破坏的宜昌。
这次也别怪第18军菜鸟了，因为城里连像样的工事都没有了，日军6月17日下午再次击溃第18军主力，重入宜昌城区。
至此，在陈诚的亲自或者间接指挥下，“土木系”部队从1938年底到1940年春，连续丢掉了武昌、南昌和宜昌三座名称，何应钦派系抓住机会大造舆论，讥陈司令长官为“三昌将军”。
陈诚
陈诚也挺恼火，自己的看家部队如此不争气，让日军一个师团先后两次撵出宜昌，简直丢人丢大了。其实要怪就怪他自己，对18军过于宠溺和保护，反而害了这支精锐部队。
从1938年底开始，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第18军根本没有参加过真正的硬仗恶仗，一直呆在后方养精蓄锐，脱离战场久了，战斗力自然直线下猾，被打满抗日全场的第74军逐渐甩在了身后。
另一方面，陈诚为了扩大“土木系”的实力，不断将第18军的基干部队抽出去扩编新部队、收编杂牌军，使第18军的人事和序列频繁变动，除了第11师始终保留外，另外两个师的番号跟走马灯一样变化。
园部和一郎
造成的后果就是，无论谁当第18军的军长，先都要花大把时间，去熟悉另外两个师的官佐和部队，全军的战斗作风亦难以传承，进而影响了作战能力，一支部队“太宠”真不是好事。
宜昌陷落后，鄂西川东的军事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守住西进四川的门户，军委会下令新组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恩施，与日军在宜昌以西的山地形成对峙，这片山区的中央有一座要塞：石牌。
第18军军长不久又换成了方天，身兼巴宜要塞守备司令，陈长官痛定思痛，决定把第18军顶在第一线“锻练队伍”，于是这支心腹部队不再充当警卫，驻于宜昌以西山区，跟鬼子鸡犬相闻。
陈诚视察部队
05、子虚乌有的“石牌大捷”
陈诚对于18军两失宜昌，自然是耿耿于怀，无时不在想着夺回来一雪前耻。
机会终于来了，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寇第11军出动60%的野战力量南犯长沙，驻宜昌的第13师团也被抽走了一个旅团。
为了策应薛岳第九战区的作战，同时也希望趁势夺回宜昌，陈诚于9月28日抓住时机发起反攻宜昌战役，第六战区出动5个军14个师的兵力，在重炮加持下猛烈进攻，一度攻到了距离第13师团部数百米的地方。
日军师团长内山中将急得都快自杀了，什么飞机轰炸什么施放毒气都用上了，终于挺到了11军主力回援，陈诚的宜昌反攻最终功败垂成，甚是可惜。
动用14个师没能歼灭日军半个多师团，中日两军的战斗力差距还是明显的。
当然也有陈诚指挥上的失误，这位陈长官抗日立场没问题，战略眼光也不算菜，但是战术指挥水平确实一般，坐拥14个师的兵力，却把宜昌反攻战打成了“添油战术”，差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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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43年春天，新上任的第11军司令横山勇，为扭转日军在鄂西被压迫的态势，决意发起“江南歼灭战”。
战役目标有二：第一是寻歼第六战区主力，第二是控制宜昌至岳阳的长江水路，让掳来的2万吨船舶顺利下行。
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回忆说：“由于大本营对于进攻作战进行了严格限制，因而11军意识到仅仅以歼灭敌军野战部队为作战目的，很难获得总司令部乃至大本营的批准。所以表面上说，目的在于获取船舶，同时歼灭敌野战军”。
这就是中方称之为的“鄂西会战”，横山勇规定的作战时间仅为十天，因此从头到尾，日军都没有夺取石牌以后进犯重庆的企图，倒是重庆那帮军政大员们先慌了手脚，做出了错误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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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截说，鄂西会战于1943年5月5日打响，日军在长江两岸的迅速突击，让六战区和江防军部队陷入一片混乱，在日军的前两阶段的打击下，六战区主力第10、第29集团军接战不利损失惨重。
横山勇眼见战事进展顺利，改变原计划于5月21日发起第三阶段作战，企图再次从南北两个方向，以钳形攻势再捕歼江防军主力于石牌、清江之间，彻底打残第六战区的野战主力（江防军已改隶第六战区）。
第六战区副长官、江防军司令吴奇伟率部且战且退，当他发现日军有迂回包抄的企图时，乃下令所有部队向石牌附近收缩，于是著名的石牌保卫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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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石牌要塞正面有限，根本容纳不下太多的部队，根据军委会的命令：除第18军第11师胡琏死守待援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到茅坪、野三关地区组织新的防御线，换言之，第11师的后面还有防线，石牌丢了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日军第3师团和第39师团各一部，于5月27日接近石牌外围阵地，分别与石牌要塞左右两翼的第5师和第18师交火，战斗殊为激烈，直到5月28日才与11师警戒部队遭遇，期间对射是有的、拼刺刀也是有的，但是规模都不大。
此时从其他战区增援而来的第74军、第79军、第30军等有力部队，正猛烈攻击日军侧翼，1943年夏天，中美联合航空团也基本掌握了制空权，追着鬼子狂轰滥炸，并且日军作战已长达25天时间，渐成强弩之末。
示意图
因此在5月29日的夜里，横山勇已经向第3和第39师团下达了“反转令”，日军自5月30日起分头开始撤退，匆匆自云南赶回的陈诚，指挥各部发起追击作战，然后大肆吹嘘“鄂西大捷”，实在有些搞笑。
根据日军战报，在整个鄂西会战的第三阶段作战中（当然包括石牌保卫战），日军共战死官兵286人（其中军官10人）、战伤1149人（其中军官74人），合计伤亡1435人。日本人的战报应该有些水分，但是翻一番也不过3000人的样子。
然后也不怎么着，就流传出来中日两军上万人拼刺刀的故事，真若有之，日本人弃尸至少数千起步，请问有吗？以讹传讹罢了。
示意图
结语：
陈诚被讽刺为“三昌将军”，显然是有些刻薄了，武昌和南昌失守，他的责任不大。
但是宜昌保卫战却是他心头的一根刺，第18军的表现也大失水准，所以这个雷陈诚是必须要顶的。
从1940年6月宜昌沦陷，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五年多的时间里，第六战区坐拥数十万大军，却始终没能收复宜昌。
一方面是高层指挥的水平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重庆政府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令人暴汗。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读懂抗战之艰难，以及中国军民在十四年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宋美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