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地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明显看到，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
并且,通过于内地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当然，唐廷对边境大军团的削弱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但至少在解决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中，唐廷确实是前进了一步。
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不待“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随着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就食、随着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
唐朝藩镇分布图
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
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因此，虽然藩镇时代的帝国就表面来看是带有分裂倾向的，但实质上，帝国区域间的联系与依赖却比过去来得更紧密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至于变革完成后的图景，未来的赵宋王朝就是这种图景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