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重关、塞外飞雪以及朔风寒月夜里的一曲胡笳，也道不尽“广武寒夜号冻雀，雁门风急飏惊沙”的萧瑟苍茫；大漠烽烟、铁马金戈甚至将军百战死前的万丈豪情，更扯不断“几度言归归未得，梦魂空绕雁门关”的离乡悲愁。雁门关，山西长城记忆里不可或缺且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
大明王朝的山西长城记忆—雁门情结
“雁门”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籍《山海经》中“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雁门”因“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飞雁出于其间”而得名。高柳的位置，“在阳高县西北，汉代置县”。
“雁门郡”则因雁门山而得名，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雁门山以及赵武灵王所设雁门郡均在今山西阳高县一带。
战国时期雁门地形图
西汉时期雁门地形图
秦汉时期，“雁门郡”治所从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到阴馆（今山西朔州东南），其所辖郡界不断南移。至三国曹魏，“移雁门郡南度勾注，置广武城，即今州西故城是也，晋如之”。隋代废广武县改雁门县，唐以后“雁门郡”一词便不复存在，而改成“代州”，但其治所仍在雁门县。明代改雁门县为代县，“雁门”作为行政单位彻底消失。
注意一个时间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郭景纯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北魏时期，虽雁门郡的变迁但雁门山依旧指的是“高柳北”。
“雁门关”正式记载于史书是《魏书.礼志》，明元帝泰常四年“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恒岳”。此代为“恒代”，是北魏京畿内东部二城，东魏时治所在平城。
行文至此，古“雁门山”和古“雁门关”均非今日之雁门山和雁门关了。那么，闻名天下的雁门关以及所在的雁门山何时成为今日之“雁门”呢？
秦时行政图
《吕氏春秋》载：“：“天下九塞，句注其一”，“句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流注而名，亦曰陉岭”，又称勾注。“勾注塞”其问世并不比“雁门”迟，比如《战国策》约与代王遇于勾注之塞”，比如西汉初年匈奴“逾句注”汉军“屯句注”等。
《汉书·武帝纪》“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以及《汉书·景帝纪》: “六月，匈奴入雁门”，再至《三国志》中“出为雁门太守。郡在边陲，虽有候望之备，而寇钞不断”中的“雁门”，指的其实均非“勾注之塞”，而指的是“雁门郡”。
句注一带山川形势图
《水经注》“雁门郡北对句注，东陉其南，九塞之一也”，是东陉见于记载之始。《隋书》“义臣率马步二万，夜出西陉”，西陉作为军事要塞开始出现。至唐代，《通典》和《元和郡县志》出现的“(雁门)郡(今代县)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甚险固”、“勾注山一名西陉山，在（雁门）县西北三十里”。后晋时期所成书的《旧唐书》中，安史之乱郭子仪“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陉”。北宋所撰《唐志》“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东西山崖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东陉关甚险固，与西陉关并为勾注之险”，以及《新唐书》中代州雁门县已“有东陉关、西陉关”了。
同时，唐代大量出现了相关“雁门”的诗歌，比如刘长卿《送薛承矩秩满北游》“寒云带飞雪，日暮雁门关”、乔知之《苦寒行》“遥裔出雁关，逶迤含晶光”、许棠《雁门关野望》“紫塞唯多雪，胡山不尽春”等。
“关，要塞为关，塞即关”。三国曹魏至北魏时期雁门郡不断南移，所辖勾注塞亦有了雁门塞之称。但随着历朝疆域的变化，雁门塞不再具备边塞的性质，关名也就开始替代塞，“雁门关”开始出现。
可以明确的是，至唐时勾注山上已经设关，与构建防御体系的“雁门关”并不是一回事。至于唐诗中所表达的“雁门”以及“雁门关”，明显脱离了地理位置的限制成为了北地边塞和戍边疆场的代名词。
“雁门”与“勾注”发生交集甚至替代的最初历史记载，是成书于元代的《宋史》和《金史》。《宋史·地理志》中在“代州雁门县”条下列有西陉、胡谷、雁门三砦，包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杨家将故事“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此“雁门”与“西陉”虽然不在一处，但却清晰展示“雁门”其实已经成为勾注一带的名称了。
《金史·地理志下》“雁门倚有夏屋山、雁门山、滹沱水”，雁门山正式脱离高柳北成为勾注一带的山名。
此后，这一新雁门山出现在后世诸多的文献中，而高柳北的雁门山记载则渐渐消失了。
比如《明一统志》“勾注山在代州西二十五里”，“雁门山在北三十三里”，“夏屋山在代州东三十里”，“雁门山”在勾注山与夏屋山之间出现。再比如，《明史》中“勾注山在西，亦名西陉，亦曰雁门山，其北为雁门关”。到清代时直接将二者合二为一，比如乾隆时期《府厅州县图志》“雁门山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与勾注冈隆相接，故勾注亦兼雁门之称”，更有道光时期的《方舆考证》》更明确到“勾注雁门实为一山，唐后史家多称雁门，而西陉、勾注既隐”。
“雁门”一词的变更以及南移，基本上在元代之前还保持着地理位置上的稳定，即以“雁出其间”而得名的雁门山命名“雁门郡”，再由“雁门郡”南移而称“勾注之塞”为雁门。尽管存在其他名称，但实现了“山”与“关”的分离。元代之后，则开始难以辨析雁门山、雁门郡和雁门关了。
尤其进入大明王朝时期，“终明一世，边防甚重”，长城防御体系的不断完善修筑，雁门关也进入到其建筑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加之边塞风雪苦寒、厌战思乡的哀怨和戍边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大量描述、凭吊与怀古的雁门诗文问世，伴随着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建，与之紧密相连的雁门情结日趋浓烈。
以明代乔宇的《雁门山游记》为例，“蹑高岭，绝顶四望，则繁峙、五台耸其东；宁武诸山带其西；正阳石鼓挺其南；朔州马邑临边之地，在其北。长坡峻坂，茫然无际，又见危旌高旗，飘飘雉堞之上。寒林古塞，依依斜阳之下，颇动黄沙紫塞之思”，真实形象凸显了“雁门”雄胜之势。
洪武七年（1374），吉安侯陆享修复了古西陉关，于东陉关旧址新筑关城。洪武十二年（1374），置雁门守御千户所。“土木之变”后，掀起雁门关长城防御体系修筑的第一个高峰期，“城堡、墩台焕然一新。壕堑之深，遥连万里之城；兵甲之备，广积太仓之粟，关于是渐称有备”。
正德十一年（1516），鉴于“雁门东西隘口守把官军营堡俱散居寝食，与此口相距多者七八十里，少者三五十里”，尤其只有广武、旧广武两处位于恒山北麓，遂“相度地宜，依山据险，增筑土堡十有一座于北口”。至嘉靖年间，分别于嘉靖十一年（1532）“自王野粱至白草沟诸口皆砌以石，高丈许，壕阔如之……修水峪至平型石墙、墩堑”，和嘉靖二十三年“堑山湮谷，增高益深……复增筑凌云至大安五十余里，高广称之”的两次大规模修筑，利用恒山天然地势建于山脊之上的石砌长城全线完工。
万历十五（1587）和万历三十三年（1605）两度营建，形成了“双关、四口、三城、六寨、十八隘、十二连城、三十九堡”外加长城完整且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
“双关”指的东、西陉关。东陉关为明代于旧址重建，东西两翼重建了北宋十八隘，中间长城连接，形成以关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从平型关至轩岗绵延布防三百里。关城“五城八楼七祠一塔”，五城是关城、东城、西城、瓮城、十里围城；八楼是天险楼、地利楼、宁边楼、威远楼和四座角楼；七祠是杨六郎、李牧、周穆王、赵襄子、赵武灵王、薛仁贵及郭子仪祠；一塔是雁塔。
西陉关因位于勾注山以西，即陉岭之西而得名。人工凿开顶宽三十米、底宽三米、东西长五十米的巨大壑口，黑石布满宛若铁皮包裹，又称铁裹门。今已无存关楼等相关建筑，仅余壑口底部石铺为路及弧形砖墙基。两边山势陡峭，颇有“其形如门，雁过其间”之感。
“四口”即西陉关南北太和岭口和白草口，东陉关南北南口和广武口；“三城”为新旧广武城和代州城；“六寨”包括雁门寨、西陉寨、胡峪寨、阳武寨、崞阳寨、茹越寨；“十八隘”指东起平型关、西到宁武关的长城沿线十八处隘口，“十二联城”和“三十九堡”则为依托代州城在其周围构筑的庞大纵深防御体系。
明雁门关长城防御体系“西抵宁武、偏头，东连紫荆、倒马，北近朔、武，为京畿之藩篱，作山西之屏垣”。
伴随着大明王朝长城防御体系的完善，“雁门关”在世人心中早已超越了军事关隘的范畴。所承载和寄托的情感，是边塞风情、思乡哀怨以及戍边豪情交织的思绪万千，成为了山西长城记忆里无可替代的雁门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