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唐代人的身份分为“良”和“贱”两大类，一般称作良贱制度。良民都具有独立的户籍，而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而实际上贱民又分为上层和下层，所谓上层贱民，是指诸如被称作太常音声人、乐户、工户、杂户、官户、部曲、客女、乐事、随身等这一类人；与此相对，下层则是相当于奴隶的奴婢，其中又有官奴婢和私奴婢两种。
在国家所有的官贱民里，上层有“太常音声人、乐户、工户、杂户、官户”，下层是官奴婢；而在属于民间的私贱民中，上层有男性的部曲，女性的客女等，下层则是私奴婢。
所谓“奴婢”就是与家畜同样被当作物品来对待的奴隶，男性叫作“奴”，女性称为“婢”。虽说私奴婢的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主人手中，但是法令却禁止主人随意杀害奴婢。唐代的律令中规定贱民可以“自赎免贱”，升格以后的私奴婢便成了部曲、客女。这些部曲、客女还是“贱”民，并非完全自由的良民。不过，能够被称为“免贱”，意味着下层奴婢地位的解放，即在官贱民的情况下，升格成官户、杂户；而在私贱民的情况下，升格成为部曲、客女。这种升格实际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与私贱民不同，官贱民的地位可以不断地提升，最终可以作为良民而获得解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官贱民”这一身份实际有对这些犯罪者以及战俘进行处罚或关押的强烈色彩。因而官贱民与隶属于主人的私贱民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官贱民要承担国家的公事，而私贱民隶属于私家，对于赋税、兵役等国家事务一概不负担。
官贱民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因叛乱、贪腐、纵火、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人及其家属；二是因改朝换代的内乱以及对外战争等产生的俘虏。私贱民的来源主要如下：负债破产者及其妻子儿女，自己卖身为奴者，被非法抢掠或拐骗的人，以及通过奴隶的买卖、赠予、交换、继承等方式而获得的人，宫廷下赐的官奴婢，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
私奴婢与部曲、客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件东西，主人可以将其自由买卖，而后者因为是人，所以不能交易买卖。不过上述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唐令中就有，卖主可以以该奴婢及其成为部曲以后的衣食费为名目拿到金钱，然后将其转让给别人。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部曲的买卖，也就是说，奴婢用自己的钱将自己从奴隶身份中解放出来以后，如果还是留在原来的主人那里，就被称作“部曲”“客女”，如果转卖给其他人，则称作“乐事”。
关于良民的情况，当时的法律和诏敕都明文禁止买卖良民。当时的社会认为，强行使良民变为贱民是一种可入地狱的行为，而把贱民解放为良民一事，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善行。尽管如此，通常禁止买卖良民的法令也仍然只是一纸空文。当时基于私人间的契约而进行的良民的人身买卖曾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奴婢自己攒钱解放自己，进而成为大人物的情况。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唐帝国的奴隶身份并非与生俱来、永远不可改变的，而是属于一个有上升空间，给人以希望的变化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