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猫叫，小狗跳，小朋友拍手笑。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郊区，我不记得我具体的出生日，大概是一九二零年八月出生的。我是农家的孩子,现在九十多岁了,也算是个活化石了，我见证这个国家一百年的历史，惨得很，苦得很。
当年长沙边上那个地方三天两头就是干旱,所以那边的庄稼每年都欠收，那时候我的父母常年因为欠收没得吃。我上头还有姐姐哥哥，我都不记得了。
大概是我三岁那时候，那也是荒年，我就跟着母亲走十几二十里路到长沙市去讨吃。那时候我记得母亲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我跟着她后头小步地跑。那时候长沙市区市民的生活都还好，我们讨点饭吃还是能做到的。
到长沙之后，母亲就把我送给一对刘姓老夫妻做孩子。刘姓的人家没有生娃，生活很孤单，我就跟他们姓刘，我自己的本姓已经不记得了，模模糊糊记得似乎是姓“瞿”。
我在刘家也很苦，我本来是个很活泼的孩子，后来离开了母亲，天天想母亲就变得痴痴呆呆的，眼光也痴呆，成天就是望着行人，想在众人中找自己的母亲。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这段时间当然也不长，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我对母亲的记忆和思念，从此我就跟着刘姓养父母。
刘姓养母没生育过孩子，因此她的母爱并不健全。我长到大约五岁的时候，有时晚上还会尿床，但这并非故意，只是小孩子的一种毛病。
刘姓养母毕竟不是亲妈，不晓得按时叫我尿尿，还经常打我掐我，想起来相当痛苦，如果是自己的母亲，爱心会多一点，也会打得轻一点。
我的养父母带了我几年就双双去世了。他们也不是长沙人，养父是在美孚洋行做事的山东工人，地位很低，但是生活很平稳。
美孚洋行主要推销那个点灯的煤油，洋行的美国人喜欢用山东人，山东人个子高大，也比较忠厚。
他们就把山东人调到其它省使用，比如调到湖南省，这个人在湖南省没有什么亲戚，就不会有什么千丝万缕的来往。所以我的刘姓养父母就这样调到湖南长沙，后来他年纪也大了，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七十岁。
美孚洋行从山东同时调过来的还有一帮人，即是同乡又是朋友，他们安葬我父母后，就把我送到长沙慈善机关收养。
那个时候长沙有两所孤儿院，一所是南门孤儿院，专收没有父母的男孩子，北门那边有所孤儿院是专门收小女孩子的。
当时的慈善机关有公办和私人两种，私人办国家筹。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到了孤儿院，那个院长是个女的，因为我姓刘，她便给我取名“刘桂英”。
我在这里读书生活也不苦，一天三餐饭都有小菜，各方面都很周到，读书也很正规。读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第一课的内容是：“小猫叫，小狗跳，小朋友拍手笑。”
这是第一课，也说明那个社会是很好的社会，课堂也适合小孩，小孩子带唱带念的，我现在还记得这一课。
我就在孤儿院一直生活到六年级。这个女院长是一个很博学的学者，她除了教课文之处，经常还要在课堂中增加一点古文古诗词，让大家学《阿房宫赋》。还增加一问一答，让我们提高古诗词水平。
我到现在还能够背很多古诗词，最厉害的时候我能背出上万首古文诗词。比方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八百多字，《琵琶行》有六百多字，我都能背得出来。苏轼的《赤壁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岳阳楼》我全都背得出来。
我在孤儿院里学了一点文化基础，也养成了喜欢看书的习惯，但是后来因为生活的波折就看得少了。
送我去孤儿院的那个叔叔只是养父一个朋友及同乡，他这样安排我也算是人至意尽了，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场所，能够学文化。
那个时候长沙学文化的女孩子很少，有钱的小姐学一点，一般穷人家的孩子想学文化没有条件。学习是要钱的，慈善机关收养是有条件的，所以我能够很幸运的读了几年书，这是我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各省电报像雪花片一样发来，要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大概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安搞事变，把蒋介石扣押了，这件大事轰动了全国。那时候全国老百姓都拥护蒋介石，都希望张学良把蒋介石放出来，那时候只有蒋介石才能够稳定中国的时局。
那时候各省电报像雪花片一样发来，全国人民都要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全世界各国也都来电要张学良放蒋介石，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了，中国便乱了套，日本人进攻也就更便利，所以苏联的斯大林来电报要求放蒋介石。
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在北伐战争时有很多军阀，比如吴佩孚、段琪瑞、冯玉祥，还有东北的张作霖。
张作霖的军事比较强硬，蒋介石这个时候没多少军事力量。后来张学良跟蒋介石合作，东北易帜了，张学良为国民党立了功，所以蒋介石也跟他结拜为兄弟。但是后来他听了愚惑，想把蒋介石干掉，所以“西安事变”也就发生了。
我那个时候还小，小学没有毕业，大概十六岁。我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院长求观音菩萨保佑蒋介石。跟张学良合作“西安事变”的还有一个杨虎城，事变一发生，全国上下都惴惴不安。
小学毕业以后，我很想进中学继续读书。平常时候我就在孤儿院里头玩，也没有人知道我。我住的地方跟湘雅医院是斜对门，隔着马路。
湘雅医院是美国人办的，办了好多年也很有名，那时候北京的协和医院和湖南的湘雅医院是长沙并列的两个大医院。
湘雅医院要招收助理护士，但我没有资格考护士，护士都要初中以上的学历，我要考还要再学三年。
我只有小学毕业，只好到湘雅医院考取了助理护士，也就是变相的工人。那个时候美国人给我每月发十二块光洋，那个银洋圆溜溜的敲着有回声，十二块钱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在湘雅医院当助理护士做的工作，也就是把病人的病床收收擦擦，接送病人，该喂饭的喂饭，洗脸的洗脸，把病房打扫干净。
每个月拿到十二块钱，就感到满足了。这个时候每月要交六块钱的伙食费，这个伙食费没有用完也会退一块到两块，没有人贪污伙食费，很好很清廉。
我很高兴能够自己能赚钱谋生，那个生活象神仙一样快乐，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七年。
“文夕大火”令长沙城一片人间炼狱
一九三八年，我正式在医院里工作。武汉战事吃紧，蒋介石说长沙是个很重要的军事地段，如果日本人打到长沙来，他就把长沙烧掉，就叫“焦土抗战”。
为了国家要毁掉长沙，这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做的决定，但要在最危急的时候才能放火。
到十二月份了，日本要打来了，大家都做好了准备。那个时候中国人有一种“恐日病”，一听到日本人又杀人又放火就害怕。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打到上海，再打到武汉，就象闪电战术，打得非常得快，中国很弱，军队节节后退，庆幸靠着蒋介石一点军备。
因为战事不顺，所以就发生了长沙大火。当地政府事先没有通知市民疏散，也没有拉警报，人还在睡觉，半夜还在做梦，就开始放火。
火一烧，市民就觉得日本人快到长沙来杀人了，逃跑的人流就像打开水闸的水流一样，你不跑就推着你跑，你摔倒了就被踩踏而过。
可怜我当时就在医院里，惊醒了，一看到火烧起来，来不及来拿东西也跟着跑，无目的地跑。
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先到房里去拿钱，或者带上自己的东西，病人也顾不到了，医生也要命。完全乱做一套，就像天塌了，什么也顾不了了。人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了，就怕日本人来了把你抓住，只有一个本能：跑！
他们在城里从北门往南门跑，城里到处都在放火。事先已经有放火的准备，哪一栋楼归哪一个负责倒汽油和放火都有安排。大家就在火里头跑，不单是跑，心里又怕，跑的速度又要快，有摔倒的就爬不起来了，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可以爬起来。
我也算是在死里逃生了，一路跑一路惊心胆颤，又一路想该跑到哪里。那时候的长沙南门有个火车站，但那时候已经没有车了，只剩运煤的车皮，挡挂着钩。
那天我跑到南门的火车站里，跟着人群人牵人慢慢爬到车皮上坐。那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份，晚上也冷，人靠人挤着互相取暖。爬上车的那一刻倒是不觉得危险了，真正危险的在城里。
那些摔倒被踩踏而死的、那些那种凄惨的叫声、那些无助的呼救声，直到现在，一想到现场我就心惊胆战。
长沙大火烧了四五天，后来收拾战场的时候，抬了有三千多死人。
到了半夜，运煤的车就开始往衡阳开，因为怕人颠簸下来，车走得很慢。我在衡阳就住在街上，在街上坐坐，来来回回得转。
店家把门全关了不开，没有人在家里。跑出来的难民老的小的，也有生病的，生病的都在那些店家门口躺着。很惨，又没得吃，又没得喝。
那个亡国亡家之痛，想想心里就痛。
以上口述由刘桂英奶奶亲口讲述，如有时间、人物、地点、物品、事件等误，请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丽江志愿者梁颖的辛苦听打录入，感谢福建志愿者二泉映月（陈炳颖）的辛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