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这短短的26个字，正是戴安澜写给妻子王荷馨的绝笔书。
1942年5月26日，腹部重伤的戴安澜再也走不动了，他感觉到自己生时有限，便叫来副师长郑庭笈，紧紧抓住他的手嘱咐道：
“只要你还不死，你就是200师代理师长，记住了吗？一定要带着将士们回到祖国。”
听闻此言，身旁的200师官兵无不落泪，纷纷转过头去，不忍再看向自己的师长。郑庭笈跪在担架一侧，心情悲怆以至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含着泪一直点头，让师长放心。
良久，戴安澜闭上了眼睛。海鸥飞不动了，一代名将倒在了自己无数次战斗过的地方，而这里离他心心念念的祖国只有不到40里。
哭嚎之声，响彻了整片原始丛林。战士们不愿把师长葬在异国他乡，便找到一棵高大的木棉树，将树干掏空了，做了一副棺材，轮流抬着继续走。下雨了，就脱下衣服盖上去挡雨，谁撑不住了，立刻就会有人冲上来接替他。
走出深山，便是祖国。3个月前，在家乡父老的欢送下，满编满装的200师意志昂扬地出发，而现在回家的却只有戴安澜的灵柩，和后面缓步跟随的4000将士。
得知英雄归国，20万腾冲父老跪倒在路口，佩戴着黑纱，摆放着香烛，迎接烈士，悲壮的场面感天动地。行至主街，一位老人拦下队伍，恳求道：
“我有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是给我自己百年之后准备的。我不要了，我要留给戴师长，让他睡得安稳些！”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1949年，戴安澜的国葬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前进行，数万百姓在现场送别英雄，举国哀悼。灵柩前最醒目的一首挽联是这样写的：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自从200师归国之后，将士们护送戴安澜灵柩所经之地，百姓都是自发前来相送，隆重奠祭，哀叹痛失英豪，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而往日里频繁出没袭扰交通的日军飞机却也罕见没了踪影。
这其实并不是偶然，日军主动“退避三舍”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牺牲在襄阳的张自忠将军葬礼，另一个则是“海鸥将军”戴安澜的葬礼。
日军对戴安澜的尊敬，最早源自于1933年。
当时日军大举进犯华北，千百年来守护中华民族的古长城再次成为一线战场。危急时刻，以黄埔子弟为主干的17军奉命开赴素有"京师锁钥"之称的要塞古北口，接替已经战至精疲力竭的东北军。
没有休整，没有补充，甚至没有试探，17军刚登上长城还不到3小时，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敌军覆盖式地轰炸，成吨的炮弹落向城头，炸得城崩岩裂，树断石飞，阵地上尽是烈火浓烟。
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叫龙儿峪，这里是17军25师145团的阵地。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日军一开始就把龙儿峪选做突破口，集中主力从两翼进行夹击，隔断增援。孤军奋战的145团拒险而守，死战不退，直至与日军展开近距离的白刃战，每一个小阵地的陷落都意味着守军的全部牺牲。
在最险要的帽儿山，日军反复强攻，伤亡过百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只能动用飞机、大炮反复轰击，小小的山头几乎被削平。炮火过后，日军趁势攻上山头，却惊讶地发现防守这里的只有7名士兵和1挺轻机枪。
面对百倍于己的日军，7个战士没有后退半步，拿起刺刀、石块等所有能够战斗的武器，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与日军展开血拼，直至全部牺牲。这种血战到底的精神也使敌人不得不表示敬佩，最后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并立下墓碑：
“七勇士之墓”。
自此之后，深受震撼的日军就一直带着疑问，到底是怎么样的将军，才能带出一支意志力如此顽强的部队？而到最后他们也得到了答案：145团团长名叫戴安澜。
古北口抗战是戴安澜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场战斗，激战中他负伤倒地，是卫士把他从死人堆里抢了出来。这一战，25师伤亡4000余人，师长关征麟身负重伤被送往后方抢救，戴安澜的黄埔同袍149团团长王润波壮烈殉国。
从黄埔走到长城，戴安澜仿佛在一夜之中成长。因为首战有功，他被授予五等云麾勋章。面对荣誉，戴安澜并不在意，没有庆功也没有迎客。在养伤期间他专注写着作战经验的总结，这是他为基层指战员们准备的，而这本书的名字叫《痛苦回忆》。
是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于戴安澜来说，看着国土沦丧，看着烈士殉国，心中万千悲愤。他爱惜自己的士兵，愿意和他们战场上同生共死，战场下同甘共苦。也正因如此，戴安澜一直以来都是身处一线阵地，屡次负伤。他还经常将学习的心得及做人的要求写下来送给部下，并给自己提出四条准则：
“毁誉不闻，宠辱不惊，安危不动，得失不患。”
进入黄埔三期时，他原本的名字叫戴炳阳，后来才改名为“安澜”，并自号“海鸥”。“安澜”意为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而“海鸥”则寄托着将军要像海鸥一样在大海中与风暴搏击，为振兴中华贡献一生的夙愿。
不仅如此，戴安澜还给自己的3个儿子取名为覆东、靖东、澄东，意为覆灭、平靖、澄清东洋，赶走日军。女儿的名字则叫藩篱，意为铸造防御，保家卫国。
在为人、治家方面，戴安澜真正做到了全无私心，一心为国。而在战场上，戴安澜又有着完全不同的两面。
第一面是“智”。
台儿庄战役时，已经升任第25师73旅旅长的戴安澜首战便大显身手，他利用夜色掩护，率部急行军赶到陶墩外围。面对日军的重兵防御，巧妙借助此地多树的地形，准备大量木材、棉布引火，并借助风势吹响日军阵地。
毫无准备的日军哪里见过这种古老的“火攻”打法，瞬间乱成一团，甚至连逃跑都找不到路，73旅抓住机会趁势进攻，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上了阵地。之后戴安澜又趁胜追击，计取朱庄、郭里集，顺利与友军完成合围，迫使台儿庄之敌后撤。
第二面是“勇”
1939年1月5日，年仅35岁的戴安澜升任第200师师长。值得一提是，当时的200师是第一个也唯一一个机械化师，是当之无愧的王牌精锐，被所有人寄予厚望。
10个月后，200师就迎来了“最光辉的一仗”。昆仑关战役，200师担任正面主攻，战斗激烈处，双方都打红了眼。戴安澜亲率1个团冲锋，手握钢枪，身负大刀，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一举拿下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
此战，戴安澜又一次重伤不下火线，他指挥下的先锋团有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200师强悍的战斗力，令当时的日军大为惊叹。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就阵亡在昆仑关上，他临死之前曾在日记中写到过这样一段话：
“我曾经率领21旅团在日俄战争中击败过俄国人，那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们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强的军队。”
从长城，到台儿庄、徐州、武汉、长沙，再到昆仑关，戴安澜率部一路从祖国的最北端打到最南，每战必与，台儿庄和昆仑关两场大胜仗他都是以主力身份参加，功勋卓著，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2年初，戴安澜率部驻防云南，当时已经有了关于要组建远征军入缅参战的传闻。很多将领都不愿出国，因为那意味着要在孤立无援，缺乏补给的条件下，和日军在原始丛林中对抗，谁也没有底气。只有戴安澜主动向上级请战：
“如能出国远征异域，始偿男儿志愿！”
天随人愿，在接到远征入缅的命令后，戴安澜兴奋地高唱着《满江红》，并召集200师的战士进行战前动员，跟他们讲述当年诸葛亮五月渡泸，七擒七纵孟获，抵御外侮，立功异域的慷慨故事。
200师的将士不了解滇缅战场，不怕死，也无所谓远征，他们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句话，那就是永远要相信他们的师长戴安澜。
作为远征军的先头部队，200师接到的任务最为艰巨：孤军深入，进驻同古地区固守10天，等待后续援军的到来。
同古地区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200正面之敌又为日军精锐的55师团，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40辆坦克装甲车、3个航空中队，不仅火力占据优势，而且兵力数倍于200师。
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戴安澜抵达同古当晚召集全师营以上指挥员开会，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并告诫属下：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整整12个昼夜，200师钉在阵地上，哪怕同古已经被炸成焦土，200师所造的工事依旧巍然不倒，寸步难行的日军也只能妥协，绕道同古西侧上游60里处渡过西汤河，想要实行迂回包抄。
仗打到这里，200师已经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弱胜强，歼敌6000人的战绩为远征军第一场胜仗。但到了最后，戴安澜等来的却并不是援兵，而是撤退的命令。想到同古费劲心血构筑的坚固工事，想到那些血洒异国他乡的将士们，戴安澜站在城墙之上放声痛哭：
“我们英勇献身，打了胜仗，就这样撤退了？我们还算什么军人？我没有脸回国！我死也死在这里！”
悲愤之际，戴安澜掏出手枪对准自己，幸好身边的参谋长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了他。身后的士兵们也一齐涌了过来，哭着劝道：
“师长！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我们还有这么多人，你还要带着我们杀敌抗日啊！”
最后，大家强行架着戴安澜撤离了阵地，声势浩大的同古保卫战最终以远征军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日军付出巨大伤亡，却只获得一座空城。但随着战事的推进，远征军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只能计划先行撤回国内，以待时机。
来的时候，200师是全军的先锋，撤退的时候，200师又是全军的后卫。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200师一度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北部始森林地带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
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林荫蔽日，荒无人烟，在戴安澜的指挥下，200师隐蔽行军，动作非常迅速，很快就摆脱了日军主力的围堵。但偏偏当时日军的游击分队一直把200师当作最主要的对手，盯得非常紧。
无论200师撤到哪里，或者将要撤到哪里，这个消息都会被游击分队迅速传递出去，因此日军总是能够提前埋伏在200师要经过的地方。几场恶仗下来，200师依旧保持了建制，而且都成功脱险，这要换成一般的部队可能早就垮了。
但不幸的是，200师经过朗科地区时，远征军前卫部队再次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激战之中，戴安澜的腹部连中三枪，径直倒在血泊之中，被将士们拼命救了回来。
这时的200师已经没有了任何药物，就连红药水和纱布都找不到，军医只能找些草木灰将戴安澜的伤口捂住，把衣服撕下来一片进行包扎。但这样简单的操作，根本缓和不了戴安澜的伤势，伤口仍然一直在流血。
此时正值雨季，丛林之中潮湿的气候对于伤者来说就是“第二颗子弹”。戴安澜忍住剧痛，始终呻吟一声，他知道现在全师的将士都在关注着他，他必须坚强起来才能稳住士气。而且即便虚弱地躺在担架上，戴安澜还在指挥着部队作战，他唯一的念想就是让战士们活着回到祖国。
负伤第8天，英雄的师长再也坚持不住了，在生命垂危之时，戴安澜让卫兵帮他整理好身上的衣物，最后一次看向北方祖国的方向。
戴安澜牺牲时，长子戴复东年仅14岁，而幼子澄东仅有2岁，还来不及记住父亲的容貌。戴安澜的妻子王荷馨自丈夫牺牲后，始终没有再婚，一个人抚养子女长大。不仅如此，王荷馨还把所有的抚恤金全都捐了出去，在广西全州盖了一所安澜学校，尽管日子过得很艰苦，可王荷馨始终坚持送子女去读书，她常说一句话：
“要像你们的父亲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好好读书，长大成才，要做对祖国有益的人。”
如今在戴安澜将军的墓碑上，还刻着这么8个字“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