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重庆酉阳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走访境内农村的古建筑、古村落保护情况。在龙潭镇鹅塘村，工作组在统计完村里几户上百年的老房子后，随口问了一句跟随着看热闹的村民：“村里还有什么老的建筑或者从地下挖出来的老物件吗？”
一位名叫杨先富的老农走上前，若有所思地说：“同志，那你说死人骨头算不算老物件哦？”
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十分警觉，马上追问道：“在哪？是什么年代的？”
杨先富接着说：“当然是解放前的，在邬家坡泡桐树那里。”
在文管所工作人员的追问下，杨先富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大概是1934年12月底的一天早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杨先富就起来到邬家坡挑水修堡垒。在水沟边的时候，突然听到几个国民党当兵的抬着木椅，木椅上捆绑着一个人，当兵的将木椅和人放下后，举起枪对着木椅上的人。
杨先富一见当兵的，马上躲到几棵树后，远远看着对面发生的情况。只见那个木椅上的人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几次尝试都没法站立，只听见他高喊了几声“万岁”，“前边具体喊的什么没听清，但最后两个字是万岁”。随后就听见“啪啪”几声枪响，杨先富吓得急忙抱头蹲下，等他再站起来查看情况的时候，只见椅子上的人已经中弹身亡，几个国民党兵拿着铁锹就地挖坑，将人草草埋好后就走了。
文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听杨先富讲到被枪杀的人最后喊了“万岁”，断定这极有可能是信仰坚定的红军战士。
工作人员问：“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向政府报告过这件事？”
杨先富如实相告：“没有说过，当时以为是枪毙土匪嘛。而且事情过去太多年，渐渐就遗忘了。如果不是刚才你们说起地下挖的物件，我都记不起这事了。”
在杨先富的带领下，文管所的工作组来到当年枪决的地方，并确定了埋葬地。在上报有关部门后，文管所几天后组织人员来此挖掘，挖了不到一米的深度后，就发现了一具尸骸，让人更加震撼的是，遗骸的胫骨上居然还套着一幅脚镣，而且脚镣还被用两根铁钉钉在脚踝骨里。而经过几十年腐蚀后，那副镣铐竟然还重达0.65公斤。
虽然已经过去48年了，但现场每个人都能想象到当年此人受刑时的惨状。
这具无名尸骸到底是谁？会不会真的是红军先烈？他为什么会到死都要戴着镣铐？
带着一系列疑问，酉阳县文管所将现场的发掘报告上报，政府请来研究红军历史的专家，对遗骸的真实身份进行考证。专家们在翻阅了大量民国时期酉阳县当地川军的资料后，终于找到了这具遗骸的主人。
他不仅是红军，还是一位红军师长，他就是已经失踪了48年的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当年在王光泽在重庆秀山县失踪后，组织上曾多次派人到当地寻找他，建国后王光泽的搭档、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少将更是多次叮嘱秀山县当地政府，寻找王光泽的线索，但一直都没有收获。
谁也不曾想到，王光泽牺牲的地点，并不在秀山县，而是在酉阳县。
那么，王光泽当年为何会“离奇失踪”？他又为什么会被捕？他的一生，虽然只活了31年，但却足够的波澜壮阔。
王光泽唯一留下的照片
1903年，王光泽出生在湖南衡东县鹤桥村谭家湾一个贫苦农家。王家在村里不仅没有土地，更是连个住所都没有，长期住在家族祠堂中。父亲王德荣在餐馆煮茶饭，母亲皮氏在地主家给人当“奶娘”。
从小聪明好学的王光泽，在六七岁时被送到了私塾先生那里读书识字。但由于家境贫寒，上了三个月的学，背完《三字经》后，家里就无法再支撑他继续读书，只能回家跟着哥哥王光宗上山砍柴，给地主家放牛补贴家用。
10岁时，父亲觉得让儿子天天放牛不是事，没有一门手艺在身，以后生存艰难。于是一直寻找着合适的活，希望能让儿子去学门手艺。1914年，11岁的王光泽跟着舅舅皮荣丰来到攸县学习木工。
在攸县的8年时间里，王光泽不仅学到了木工手艺，也见识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腐败。19岁那年，王光泽靠着自己学来的木工手艺，来到茶陵县腰陂镇做活。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茶陵县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备受剥削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从小就嫉恶如仇的王光泽，看到共产党为穷人出头，逐渐在心中燃烧起革命的火种。在与工会的接触中，王光泽开始搞懂了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他也开始醒悟，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带头将地主家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
1930年，王光泽通过了组织的考察，在茶陵县腰陂镇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后，他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强，宣传发动群众，将革命推进到底，组织建立了腰陂镇苏维埃政府，王光泽被推举为工会主席，赤卫队长。在秋收起义后，王光泽带队在当地开展打土豪、清算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将剥削人民多年，欺压百姓的恶霸打倒，获得了百姓的一片赞誉。
1931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将赤卫队扩建为警卫连，王光泽担任连长，次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营长。1933年，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王光泽成为团长。不久之后，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30岁的王光泽担任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
仅仅三年的时间，王光泽就连升三级，而这背后，是他浴血奋战，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不畏生死与敌人斗争的结果，也是组织上对他的指挥才能及政治觉悟的肯定。
1934年7月，红六军团接到中央命令，从湘赣根据地开拔，挺进湘南，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先遣队开始了长征之路。
王光泽率五十三团一路转战湖南、广西、贵州三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于10月26日到达重庆酉阳南腰界，参加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会师。
在会师后，红二和红六军团决定挺进湘西，为湘鄂川黔根据地打开新的局面。当时部队进行了整编，原黔东独立师的人由于伤亡较小，整体编入红二军团，随主力挺进湘西。而黔东等地，也需要留下人手掩护大部队转移，以及指挥敌后游击战，于是由当地的川黔边、黔东等四个独立团，重新组成了黔东独立师，王光泽担任师长，18岁的段苏权担任政委，带队在当地与敌周旋。
段苏权
看着红军发动湘西攻势，国民党有些急眼了，调集刘湘的川军向着川黔边境开来，准备经过贵州，支援湘西的国民党军队。而国民党川军想要经过贵州，必须经过王光泽这一关。当时组织上给王光泽留下了约800人，400多条枪，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王光泽率领黔东独立师与比自己多十倍的敌人周旋，牵制住了大量的敌军，为红军主力攻取湘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其实在接到掩护红军主力的任务后，王光泽和段苏权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如果没有拖住敌人，那么主力部队就会遭到国民党的前后夹击。而如果想拖住敌人，那自己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王光泽和段苏权经过多次商讨，做了周密的部署，决定不停地换地方主动出击，扰乱敌人视听。
多年后，段苏权回忆起与王光泽搭档的这场漂亮的掩护战，依然觉得王光泽的军事指挥才能十分突出，“王光泽师长提议我们不断换地方侵扰敌军，目标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而在于让敌人迷惑，这样不仅能减轻军团主力的压力，也能让敌人搞不清独立师到底有多少人。但这要求我们随时运动作战，体力付出很大，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山里奔波。在一处战斗完后得马上进入下一个战斗地点，从掩护大部队的角度看，我们当时很好地完成了军团交给的任务。”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独立师打了20多次战斗，牵制住了敌人。但在游击战斗中，独立师也伤亡严重，弹药短缺，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中，王光泽为了保住部队有生力量，只能带队边打边撤退。11月10日，川黔两地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将独立师围剿干净。王光泽识破敌人意图后，马上带着队伍转移，从深山老林、悬崖峭壁中硬是蹚出一条路，来到梵净山区。
国民党依然没有放弃追击，虽然独立师一次次逃生，但减员也严重，而且弹药已经耗尽。当时红军主力已经攻下湘西，王光泽和段苏权认为，独立师已经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现在应该保住队伍，在敌人形成合围之前退出梵净山地区，到湘西去寻找红军主力。
11月26日，独立师在转移到重庆秀山县邑梅镇的时候，再次遭到敌人伏击，政委段苏权脚中弹受伤没法再与部队前行。王光泽最终只能将政委段苏权安排到山里一个农户家里休养，在留下几个大洋后，带着队伍与段苏权匆匆而别。
而这也是这对搭档最后一次见面，段苏权之后被农户藏在一个山洞里，并且悉心照顾，在民团发现后帮助求情，从敌人枪口下侥幸活了下来，后来沦为乞丐一路乞讨回到老家茶陵县，四年之后来到山西太原找到老领导任弼时。
段苏权当年藏身的“红军洞”
直到重新归队加入八路军后，段苏权才知道他的独立师已全军覆没，而老搭档王光泽也失踪了，生死不明。
当时和段苏权分别之后的第三天，王光泽带领的100多名战士，再次在秀山县川河盖地区被敌人包围。缺乏弹药的独立师，为了让突围方便，夜晚时分，王光泽决定将剩余战士化整为零，分开突围，并吩咐大家，突围出去的人不要回头来救战友，立即去湘西方向寻找红军主力。
“为了革命，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存力量，现在要缩小目标，分散冲出去，到湘西去找军团主力，记住不要回头！”王光泽的话既是命令，又是劝说。战士们都看着师长，有些依依不舍。
“趁着夜色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王光泽下达了最后的命令，目送着战士们一个个消失在夜色中。
看着战士们分散突围后，王光泽也一个人来到川湘边界，得到这里一个叫吴荣友的农民的帮助，隐蔽在他家躲了两天。
两天后，吴荣友告诉了王光泽去湖南花垣的路线，并给王光泽换上了一身自己干活穿的服装，背上背篓，里边装着几斤红薯，当做是路上的食物。
一身当地农民打扮的王光泽，告别了吴荣友后开始赶路。但走到秀山县上川地区，离花垣不远的时候，遇到了涌洞乡的民团拦路盘查。
在盘问中，民团发现王光泽口音不是当地的，就将他带到乡公所，这里有人认出了他是红军独立师的师长。红军独立师师长被抓住的消息，让驻酉阳县龙潭镇的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旅旅长田冠伍喜出望外，他一边派一个连去将王光泽押到旅部，一边急电刘湘邀功。
就这样，王光泽在秀山县被捕，但却被押到了酉阳县审讯。这也是后来组织上多次寻找他的线索无果的原因。
王光泽画像
在国民党的旅部，田冠伍先是将王光泽当做座上宾，好吃好喝地款待，但王光泽知道，这是敌人想诱降他。果然，田冠伍见王光泽不为所动，开始假意夸奖：
“王师长你还年轻，又应英勇善战，党国正缺你这样的将才。我们刘司令可是很欣赏你啊，已经致电蒋委员长，给王师长你委以重任。你跟着赤匪能有什么好下场？听兄弟一句劝，到我们这边来，其他我不敢说，荣华富贵肯定保你一生享用不尽。”
“呸！”王光泽听了田冠伍的话，愤怒地指着田冠伍的鼻子骂道：“我们工农红军就是革你们的命的，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消灭，我们等着瞧！”
王光泽的这番话，也激怒了田冠伍，“好你个王光泽，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是活腻了。来人！把他带下去大刑伺候！”
在吓唬完依然无效后，田冠伍直接怒不可遏地让人动刑，企图用酷刑让王光泽屈膝求饶。皮鞭、夹棍、烙铁等各种刑具都在王光泽身上用了一遍，但王光泽依然不为所动。
在监狱中，王光泽双脚上被锁上了沉重的脚镣，在受刑时，敌人还用两根烧红是粗铆钉将脚镣钉在王光泽的脚踝上。
这样的极端酷刑，也没法撬开王光泽的嘴。田冠伍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发电请示上司。1934年12月20日，刘湘收到蒋介石的电令后转给了田冠伍，电令只有四个字：“就地处决！”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田冠伍就假意来到牢房，对着受了不少刑，已经没法站立的王光泽，撒谎道：“兄弟我是真拿你没办法，撬不开你的嘴，上峰让将你押到重庆，到那边你配合点吧，可以少吃点苦。”
说完，几名国民党士兵将王光泽抬到一个椅子上并捆绑好，脚上依然锁着铁镣。然后几人用滑竿将王光泽抬到酉阳县龙潭镇四里外的邬家坡泡桐树扔下。
其实王光泽刚被抬上路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敌人不是要送他去重庆，而是要枪毙他。因为几名国民党兵中，有人拿着铁锹。在临行前，他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在几声枪响后，年仅31岁的红军师长王光泽牺牲了。
敌人将他就地掩埋后，就回去复命了。而这一切，都被躲在对面的杨先富看在眼里。但当时王光泽穿的不是军装，杨先富不知道被枪毙的人是谁，更不知道他会是一名红军师长。当时当兵的枪毙土匪很常见，所以他也没有把这事当成多重大的事情，没过几年就渐渐淡忘了。
而分散突围的黔东独立师，最后只有几名战士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红军主力。几位战士向组织汇报了独立师在掩护大部队后遇到的重重包围，并表示王光泽师长和大家都是在秀山县分开行动，所以只可能在秀山县境内失踪。
在战事缓和后，组织曾经几次派人来到秀山县，寻找王光泽的下落，一直无果。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和王光泽搭档的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几次嘱托秀山县政府，一定要寻找到王光泽的下落，当地政府也组织人手，在各乡镇寻找当年王光泽的线索。在大面积查找后，农民吴荣友向组织提供了当年有个红军曾在他家住了两天，随后换成便装往湖南花垣方向去了。当地政府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落实王光泽的下落。
段苏权将军在王光泽墓前亲手种下一棵树
谁也不会想到，在秀山县被捕的王光泽，会被押到酉阳县受审，并牺牲在那里。
直到1982年4月那天，酉阳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来到鹅塘村，杨先富才将当年见到的一幕讲出，烈士的遗骨终于被找到，这时离王光泽牺牲已经过去了48年。
随后，王光泽的遗骨，被安葬在酉阳龙潭镇烈士陵园。得知战友遗骨被找到，段苏权将军有些激动，作为黔东独立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曾多次表示当年正是王光泽让他留在农家养伤的决定，救了他一命。1983年，段苏权将军在百忙之中来到埋葬王光泽的烈士陵园，亲自在老战友的墓前种下了一棵树。
而当年锁在王光泽脚下那副0.65公斤的铁镣，被作为国家三级文物，陈列在酉阳县历史博物馆，它以无声的言辞，至今依然向后人诉说着反动派的罪行，以及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信念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