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碑刻：无声胜有声
维 娜
位于成都南门的武侯祠，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文物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
大门上挂匾额“汉昭烈庙”，走进去道路两旁分别立有唐、明、清代碑刻六通。穿过二门，便是刘备殿，刘备高大庄严的塑像立在高处的殿堂正中。
穿过刘备殿，走下一段下行台阶，才是武侯祠。诸葛亮殿高悬“名垂宇宙”匾额，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
闲庭信步在庙祠及院落间，目之所及除塑像、园林景致外，更多的便是或立在道路旁侧，或镶嵌在殿堂、回廊墙壁上的碑刻。
细细品读武侯祠里的碑刻，你会发现原来这些静默无声的碑刻，述说的不仅是武侯祠的兴衰更替，还记录着为赓续文脉驰而不息的贤人雅士。
裴度、武元衡与三绝碑
“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
三绝碑的开篇，碑文作者裴度便难掩对诸葛亮的崇拜之情。其实他的上司武元衡对诸葛亮也是推崇备至。武元衡、裴度为何人？我们得从唐元和二年（807）说起。
这一年，唐朝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他上任后大力推行德政，安抚边远民众，厉行节约......良政善治开新篇。到了元和四年（809），成都的经济明显好转，这时武元衡又将目光转向了兴复文教。同年，武元衡亲率僚属28人，前往成都武侯祠拜谒诸葛亮，其中就包括节度掌书记裴度。
拜谒之时，武元衡觉得武侯祠缺乏一座纪念和歌颂诸葛亮的丰碑，即安排裴度撰文，柳公绰书丹，刻石立碑，即《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这通碑刻也称“唐碑”，又因诸葛亮功绩、裴度文章、柳公绰书法三者和谐统一集于一体而被誉为“三绝碑”（另一说“三绝”为裴文、柳书、鲁刻）。
碑文除在开篇肯定了诸葛亮的完美品质，还讲述了诸葛亮在治理蜀汉、北伐曹魏方面的巨大功勋，并就陈寿、崔浩对诸葛亮的负面评价反驳道：“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进而写到武元衡治理成都的功绩、媲美诸葛亮的风范，以及撰写此文的缘由。
碑刻建立后，后世不断有人在碑的正面、碑阴的空隙处及碑的两侧题记赋诗，大多是到蜀中任职的官员前来拜谒时所留，有的感叹“三绝”之精妙，有的追忆蜀汉之风貌，有的记录碑刻及祠宇之兴衰，使三绝碑以更加厚重的文化价值，为当下的我们述说它历经的千年沧桑。
君臣合祀 碑相遇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时彻出任四川巡抚。早在他到来的150多年前，汉昭烈庙与武侯祠不再相邻，而是已经合体。
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朱椿，看到“武侯祠”与“昭烈庙”并立，帝陵“孤冢累然”，旁边的武侯祠却“丹碧岿然”，便提出“君臣宜一体”，把诸葛亮请进了昭烈庙，置于殿东，关羽、张飞置于殿西。这时，只能说有了君臣合祀的雏形，完全形成当今的形态还得再过近三百年，到清康熙年间。
张时彻上任后，初次来到武侯祠拜谒，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倒塌的建筑，崩剥的垣墙，丛生的苔藓......张时彻不由得仰天长叹：“坏若是，甚乎！”随行的官员立即上前解释，前几任巡抚都想要修葺，无奈修缮的材料迟迟没能落实，又遭遇饥荒，于是修葺之事就一再被拖延，再后来就搁浅了。
张时彻引用《左传》中的经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质问道：“矧又祀之大者乎！”还有比祭祀历代帝王大臣更重要的吗？于是下令动用公款的富余部分来购买材料，雇用工匠，并命知府马久德立刻执行。
工程完结时，张时彻撰文立碑，即被后人称为“明碑”的《诸葛武侯祠堂碑记》。
碑文的开篇，张时彻讲述了昭烈庙与武侯祠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提出唐、宋时期的人分别在两处拜谒的现象，行文至此引出蜀献王“一祠同祀君臣”的缘由。在梳理完昭烈庙与武侯祠的历史变迁后，详细叙述了自己此次修葺的历程，并结合刘备的一生、刘备诸葛亮离世后蜀汉的衰亡，抒发追思扼腕之情，歌颂刘备、诸葛亮这对明君良臣的千古典范，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重建的碑刻记忆
明末清初，成都遭受兵燹之灾，惠陵虽幸免于战乱，但祠庙损毁得比较严重。
康熙八年（1669），宋可发任四川按察使。上任之初，他梦到诸葛亮纶羽翩翩，然神色惆怅，临走时留下绝句一首：“乍役五丁通赤甲，倏转三千兆黄庚。白杨衰草千秋憾，无复荒祠对锦城。”第二天一早，宋可发便前往祠堂旧址，果然满目疮痍。他不禁感慨像武侯祠这样的贤人遗迹，竟然荒废至此，开始着手修复祠堂。康熙十年（1671），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巡视四川，在拜谒惠陵后，即下令在原址重建武侯祠。
如果说宋可发是因为诸葛亮托梦，那想急切地修复祠堂的蔡毓荣是为什么呢？
原来，蔡毓荣出身官宦之家，年轻时就入朝为官，每年春、秋二季陪同皇帝祭祀历代帝王神庙时，都见到作为陪祀的诸葛亮神位就排在东汉开国元勋邓禹之后，可见其历史地位之高。从蔡毓荣《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中也可看出，他对刘备、诸葛亮心神不贰的君臣情谊，赞赏有加。
在蔡毓荣倡导下，四川按察使宋可法、抚蜀大中丞罗森、四川督学使张含辉、四川布政使金儁等官员共同捐资，由宋可法主持修复工程。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开工，于次年五月完成。
此次重建之后的武侯祠，在明代君臣合祀基础上，将惠陵也囊括在内。庙祠内地基高、建筑面积大的前殿祀汉昭烈皇帝刘备，其相配套的左右两庑祀文武大臣；穿越过厅、地基较前殿低，建筑面积略小的后殿祀诸葛亮及子孙，左右配以钟、鼓楼和东西厢房，成相对独立的祭祀区域。这样的建筑布局既不违反封建礼制，又迎合了想要突出诸葛亮地位的民众心理。
修建完成后，宋可发撰写《重修忠武侯庙碑记》，在高度赞扬诸葛亮、生动叙述东汉末年天下大势、列举诸葛亮诸多优点的基础上详细叙述了自己奉蔡毓荣之命主持重修武侯祠的全过程。
当全新的祠庙呈现在面前时，宋可发可谓百感交集，完成了对先贤宏愿的继承，一腔豪情涌上心头，于是他又挥毫立下“眼底江山”碑刻。
穿越时空 唯石能语
2022年2月，武侯祠博物馆在原状陈列提升工程中，发现诸葛亮殿北壁木框有磨蚀现象，对其进行更换时周边抹灰层剥落，显现出墙体内被封护碑刻的一角。经专业机构墙体扫描和清理，《眼底江山》碑、乾隆朝状元书《出师表》碑、《再捐祭产碑记》等8通碑刻共15块碑石，出现在世人面前。
本次发现，在国内历史建筑博物馆中当属凤毛麟角、百年不遇。
“胸中宇宙自然景，眼底江山不尽诗”。宋可发以重修武侯祠为契机，凝聚共同价值，唤醒善谋图强的意志。尺方一碑，足见天府文化乐观包容、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石韫玉所书写《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碑，以重书二表来表达敬意，书法煌然端庄，色正芒寒，大有“与斯文同光”之意蕴。《再捐祭产碑记》再现了乾隆盛世武侯祠祭祀活动的壮观景象。“庙貌巍峨，士庶咸集”，人们为“景仰宗臣，斯文同光”之心意，沐“功盖当时，泽流后世”之荣光。
武侯祠作为凝练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蜀汉英雄纪念地，历代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在此通过碑刻咏史抒怀，感念革故鼎新的时代，倾诉鞠躬尽瘁之衷肠，让一通通碑刻成为一部部值得细细品味和回望的文化史。经过历代的沧桑变迁，这些碑刻成为了中华民族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历史见证，给予后人无尽的启示和力量。
来源：看四川
作者：维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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