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尽管要历经千难万险，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战斗，但男女战士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比如王泉媛和王首道。只不过，这对夫妻仅相聚了两天，便为了革命不得不匆匆分别。没想到这一别，竟等到47年后，才有了再见的机会。
那会儿，关于谈恋爱，红军部队是有严格纪律的：一是没恋爱的不谈个人感情；二是恋爱的不准结婚；三是结婚的不能生育。2008年，王泉媛在讲到长征时，谈到了红军部队的纪律。随后她告诉记者，正因如此，她和王首道结婚属于特例，这也让她和王首道，成为长征路上唯一一对结了婚的夫妻。
1935年初，王泉媛随红军进入贵州遵义。由于她很会做群众工作，所以她到遵义后，就从卫生连调到地方工作部，而王首道就是地方工作部的负责人。
在工作中，王泉媛和王首道多有接触，慢慢地，两人就有了感情。
其实，王泉媛和王首道也算老相识，他们早先就在工作中有过几次交集。
最早是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王首道异常精彩的演讲，让王泉媛听得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她主动和王首道打了一个招呼。
在湘赣省委妇女补习班学习时，王泉媛再次和王首道相逢。这次，王首道对于革命思想的诠释，更是让王泉媛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让她在心里愈发钦佩王首道的才华和见识。王泉媛却不知道，她在课堂上的精彩发言，也同样给王首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泉媛第三次和王首道相遇时，是在1934年。
当时王泉媛刚入党不久，由于正处于反“围剿”时期，红军急需扩充队伍，所以组织成立了扩大红军工作队，并把她调到了工作队。当时扩大红军工作队的负责人正是王首道。
工作结束后，由于工作需要，两人又奔赴不同岗位。直到再见面时，已经是在遵义了。
第四次相逢，让王泉媛心生欢喜。每天，她、金维映和蔡畅都走街串巷，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要，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但到了晚上，她却彻夜难眠，心里总想着王首道。
王泉媛对这段感情，颇有些踌躇。
因为早年，王泉媛曾做过童养媳，又没有文化。
确实，王泉媛是个苦出身。
由于家境贫寒，11岁的时候，她被父母以四石谷子，许给了王家做童养媳。她每天不仅要照顾小丈夫王照斗，还要起早贪黑干活。就算如此，婆婆还总是对她百般刁难，非打即骂。
王泉媛受了委屈，母亲却一味劝她孝顺公婆，服侍丈夫。因为多少年来，女人的命都是如此。
王泉媛没想到，在她16岁的时候，红军的来到改变了她的命运。
红军来到村里后，不仅打倒了恶霸地主，还把地主家的田地和财产分给了农民，这让她受到了很大震撼。在红军的影响下，王泉媛不顾丈夫和婆婆的责打，坚持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了她的人生新篇章。
王泉媛聪明能干，又能言善道，因此她在参加革命不久就被选为妇女队长。由于王泉媛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组织对她非常器重。在那之后，她还先后担任过妇女部长和妇女主席等职务。
不过，王泉媛在工作中也有烦恼，比如没有文化。
王泉媛曾被推荐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高级班学习。上课的时候，别人都忙着做笔记，她却因为不识字，只能把老师讲的内容牢牢记在心里。考试的时候，别人用笔答题，老师考虑到她是个文盲，就让她用嘴答题。
尽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从那以后，王泉媛就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学会2个字。由于有恒心，这样坚持了数月之后，她竟也能看报纸了。可惜长征开始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学习的事情就给耽搁了下来。
虽然王首道也出身于农家，但他却是个知识分子。
王首道是湖南浏阳人，家境很贫寒，父母靠着造纸的手艺，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虽然家贫，但王首道的父亲却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看王首道聪明，于是举全家之力供王首道读书。读到高中时，家中再无力继续供他读书，所以王首道退而求其次，考到了湖南修业农专。
王首道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前辈。
他在学校里就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又被组织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当时负责教学的正是毛主席。
早在1926年，王首道就在湖南祁阳开展农民运动。到土地革命时期，他已经是湘鄂赣特委书记了，后来他还参加过长沙战役。
总之，王首道能文能武，不光深受毛主席信任和器重，也是红军队伍里光彩熠熠的领导人物。
王泉媛觉得王首道太优秀了，自己虽然努力要求进步，但和王首道相比，还是有太多不足。再说了，单身不恋爱是铁的纪律。革命尚未成功，自己怎么能违反纪律呢！
想的固然没错，但王泉媛还是无法克制对王首道的爱。
王首道对王泉媛也很有好感。
其实王首道也有过一段婚姻，他和妻子王绍坤是革命同志，两人不仅是同乡还是同学。只是婚后第二年，由于叛徒出卖，王绍坤被捕入狱，被杀害在浏阳门外。
自从王绍坤牺牲后，王首道把痛苦化作革命的动力，一直埋头苦干。直到王泉媛出现后，他的心里才又生出了一丝别样的涟漪。
尽管王泉媛和王首道都尽管压抑内心的感情，但细心的蔡畅和金维映还是察觉到了两人的秘密。身为老大姐的蔡畅更是热心地牵线搭桥，做了两人的媒人。
战争年代，没有花前月下，结婚更没有繁琐的仪式。那天，蔡畅和金维映把王泉媛送到王首道的房间，对王首道说：“我们把王泉媛交给你了，以后你可要对她好一点。”
说完，她俩就起身离去，还顺手关上门。
新婚之夜，王首道把一把小手枪和8发子弹当作新婚礼物，送给了王泉媛。王泉媛抚摸着小手枪，很惭愧地说：“按我们那里的风俗，我今天该送你一双亲手做的新布鞋。这样你只要穿着它，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回到我的身边。可是我现在做不出来。”
王首道紧紧握着王泉媛的手安慰道：“你放心，就算没穿你做的鞋，我也会回到你身边的。等革命胜利了，你再给我做鞋吧。”
第二天，由于部队要撤出遵义，王泉媛和王首道只能匆匆分别，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后来，由于信息不通，两人再也没有对方的消息。
直到1935年6月，王泉媛随卫生队连抵达两河口后，她才在那里和王首道再次相聚。次日，由于部队要继续前进，两人只能再次依依惜别。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别，等再见面时，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王泉媛在行军的过程中，白天照顾伤员，晚上还要赶路。挑夫不够的时候，她就抬担架。遇到国民党队伍追击时，她必须抬着担架跑步前进，有时候一跑就是好几公里。
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不久，王泉媛就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开始随部队西征。然而，在穿过河西走廊时，西路军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围追堵截。
马步芳兵强马壮，西路军却兵少将寡，武器装备也所剩无几。在突围的战斗中，西路军死伤惨重。参与战斗的妇女独立团，也几乎全军覆没，而王泉媛就是在那时做了马步芳俘虏。
马步芳为人歹毒，当时和王泉媛一起被俘的约有100多名女战士。他用尽手段侮辱这些女战士，还丧心病狂地残杀了一部分女战士。在得知王泉媛是团长后，便四处散布谣言，说王泉媛叛变了，再也不当红军了。并且还以王泉媛的名义，给王首道写了封信，说从今后，再也不想和他见面了。除了散布谣言，马步芳还把她赏给手下马进昌做妾。
为了逼王泉媛就范，马进昌经常殴打她。有一次，马进昌把棍子都打折了十几根，直到她被打昏过去才停手。
有一次，马进昌率兵出外作战，王泉媛才得到机会，逃出了魔窟。她听人说八路军在兰州有个办事处，于是她一路乞讨，终于找到了“八办”，结果接待她的干部告诉她，中央有规定：离开队伍1年的可以去延安，2年的要审查，3年的劝返原籍。说完不顾她解释，就给了她5块银圆，把她打发走了。
王泉媛在兰州流浪的时候，才得知马步芳散布的关于她的谣言，而这些谣言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3年。
尽管王泉媛非常气愤，但她又拿不出反驳谣言的证据，因此非常苦恼。后来，王泉媛想再去找“八办”说明情况，可是“八办”却已经撤离了。
和组织失去了联络，丈夫又杳无音信。绝望中的王泉媛，只得靠乞讨回到了江西老家。在那之后，王泉媛碍不过家人的劝说，嫁给了革命烈士的后人刘高华。从此后，她一直靠种地为生。但王泉媛并不想向命运妥协，她一直盼望着，能重新回到红军队伍中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泉媛越来越觉得回归的希望渺茫。不过，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她以火热的热情，投身于家乡的建设。
不幸的是，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刘高华受到诬陷，被错划成反革命分子，不久后就病逝了。而她因为是反革命家属，在村里受尽白眼。
但她仍然坚信，清者自清。
转眼到了1962年，曾经一起走长征路的康克清到井冈山故地重游，在打听到王全媛的消息后，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后来在康克清的照顾下，王泉媛被安置到市敬老院做了院长。
1982年，王泉媛为了恢复党籍，到北京找康克清给自己做证。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得知消息后，匆匆赶来探望她。
见面后，王首道紧紧握住王泉媛的手，而王泉媛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淌。两人都情不自禁地感慨：“还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了，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居然还能见上一面。”
王首道告诉王泉媛，他在延安等了她三年，还向那些来到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打听过她的下落。有人说她离开红军队伍嫁人了，也有人说她牺牲了。时间一长，王首道以为王泉媛不要他了。
那次相见，两人说了许多话，内心的疙瘩也解开了。
但时隔近半个世纪，王首道也已经再婚，所以两人也只能唏嘘一番，作别而去。
1989年，在王首道和康克清等人的帮助下，76岁的王泉媛终于恢复了党籍，并享受到了老红军待遇。
1994年，王首道病重。年迈的王泉媛在得知消息后，乘火车赶到北京去探望这位曾经的丈夫，并给他带去了一双亲手做的布鞋。
抱着布鞋，王首道老泪纵横，他哽咽道：“你兑现了承诺，可是我们都回不到从前了。”
那次，王首道特意让女儿给他和王泉媛拍了一张合影。而那也是两人唯一的一张合影。后来，王泉媛把那张照片镶在了相框里，每次擦拭相框时，她望着照片中的王首道，眼里仍然充满了柔情。
王泉媛和王首道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因为革命，他们在一起一共只有两天，而且还是两次见面的两天。后来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两人再也没能相见。王首道后来成了副国级干部，王泉媛却成为一个村妇，其命运的传奇实在让人叹息。好在王泉媛始终没有忘记革命信念，一直在为自己正名。虽然最终不可能和王首道走到一起，但是她坚定的信念，依然是让人深深敬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