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响：清代楚雄地区的儒学教育

摘要：楚雄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在明代之前，儒家文化对其影响有限。明代主要以流官群体治理楚雄，儒学教育得以开展和推广。清代更加注重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继续推广和传播儒学教育。一是恢复或修葺明代建立的各级宫学，并广开资金来源渠道；二是启蒙教育机构——义学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三是书院在明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儒学教育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在夷汉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方面影响甚巨。

关键词：清代；楚雄地区；儒学教育；民族融合；文化交融

楚雄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云南地区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作为汉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至迟在东汉时已传入云南。然而，在中央实施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或云南割据一方的情况下，儒学对包括楚雄在内的云南地区影响有限。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1]

有明一代，随着郡县制和改土归流的运行和实施，儒学教育也在楚雄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使古蛮夷之地“人才崛起，屡中甲科”，促进了汉夷之间的文化交融。清政府承继了明代儒学教化的治边之道，更加重视儒学教育的推广。

一、儒学教育的传播

明清鼎革，清王朝对明代治边之策多有承继，其中就包括“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平定“三藩之乱”后，云贵首任总督蔡毓荣就认为：“从来地方，在风俗；风俗之后，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耳。”[2]明代楚雄地区各府州县所建学宫，历经自然界的风雨和改朝换代的战火，到康熙年间大多破败不堪了。清代各府州县儒学一般是在明代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见表1）。

表1 清代楚雄地区重修府州县学宫一览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在楚雄、武定等八府，楚雄县、定远县、和曲州、姚州等十七州县儒学各设训导一员，此为清代数量最大、时间最集中的一次学校设置。

清代儒学教育系统的重建，虽由地方主要行政官员，如知府、知州、知县主持，但办学资金来源却是多方筹措的，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士绅捐助和学田三部分。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建白盐井儒学，“除奉拨十一年分归公门随银二百三十二两外，贡生罗铨乐捐银一百两，五井士杜乐捐银二百四十三两三钱四分五厘九毫四丝”，地方士绅捐赠成为经费来源大宗。

不仅如此，儒学教育若想长期健康存续，必须稳定其经费来源，而学田的建立和维护是主要举措。白井文庙建于万历年间，“历任父师虽间有修葺之处，不过补偏救敝，既无学田以为修补之资，日久年深，木植腐朽，迟延至今，尽为倾颓废”。因而白井生员陈斗光，“情愿将父遗柳树塘田一分，递年收租谷价值百金永入学宫，以为将来修葺之费。若有余剩谷石，或学中有志上进无父兄供给者，将此项租谷给与以助膏火”[3]。

如果说元代的云南儒学是生长，明代是扎根的话，那么清代的云南府州县儒学则向纵深发展，是时云南人才辈出，儒学之盛洋洋大观，内地儒学和儒学思想已经僵化，已是穷途末路，而在云南则方兴未艾。[4]

二、义学教育的开展

明代的启蒙教育机构，一般称为社学；到清代，对贫寒子弟进行启蒙及初等教育的机构，则被称为义学。康熙时南安州知州张伦至称：“我朝于郡州县皆建学，所以籍士之秀者，潜裕敏给，以一其情于仁义礼乐之具，而恣之成以仕，可谓盛矣。至于乡闾有塾，择贤有德为之师。问之，此地间有而或无也，则义学之设诚亟已。”[5]义学招生没有学生数量限制，也不需要经过考试，只要在孔子牌位前和塾师前行跪拜叩首礼，即可成为义学学生。义学负有德化的使命，道德教育的内容渗透在识字、习字、学诗、作文、读史、学经等各类教材之中。同时还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应科举考试做准备。

“三藩之乱”平定后，云贵总督蔡毓荣就建义学、兴教化上疏：“滇人陷溺数年，所见习者皆灭理乱常之事，几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矣！今既如长夜之复旦，反经定志，全在此时。臣已饬行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讲约，阐扬圣谕，以感动其天良。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廪，风示乡里，但人情率始勤而终怠，其或作辍不常，安能久道化成而保民无邪慝耶?则所以革民心，兴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6]蔡毓荣兴建义学之议得到了批准。在云南布政司、楚雄府两级政府的督办下，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不到10年的时间，楚雄地区即建起了21所义学（见表2）。

表2 康熙年间楚雄地区义学一览

续表2：

资料来源：《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9页；第一七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九十七卷《姚安府部汇考一·姚安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25-26页；第一七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五百一卷《武定府部汇考一·武定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48页。康熙《镇南州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表2显示，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楚雄地区共建义学23所，其中楚雄府最多，共有12所。从设立时间上来看，最早设立的两所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立的定远县义学和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的镇南州义学，两者甚至比楚雄府主持设立的府义学还要早7～9年。有学者根据康熙《云南通志》所载，统计出康熙年间云南共设立义学139所。①若楚雄府就有23所的话，那么139所的总量则显得过于保守了。

如果说康熙年间是云南义学初步发轫的时期，那么雍正、乾隆年间则是云南义学充分发展的时期。雍正继位后，对云南省情也有深刻认知：“云南等省所有苗蛮种类甚多……朕亦不忍听其独在德化之外，是亦从封疆大臣之请，剿抚兼行，而切加训诲，务以化导招徕为本，不可胁以兵武。”[7]力行教化、德化成为先于兵武的治滇之策，而要达此目的，兴办义学、多加训诲则是必然之路。雍正十一年（1733年），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成为云南义学发展的开拓者。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年），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二年（1737年），陈氏经过细致调研，撰写了《查建义学檄》，提出“兴学为变俗之方”的理念，决意要多设义学。②“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除了保留以前在城内所设的义学外，陈宏谋力主将义学更多地建在乡村边远地区。为确保义学在云南的发展，陈宏谋特别拟定了《义学条规议》，以保证义学能够持续正常运行。对于陈氏兴建义学之功，《清史稿》称：“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8]

此后，云南总督张允随亦对义学重视有加。乾隆九年（1744年），张允随奏称：“滇省蛮夷之性，虽云犷野，而朴直无欺，结以恩信，咸知感格，时时勉励各属，躬行倡导。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爨女蛮媛，渐知守志；并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士。此教民各条之实事也。”[9]

在各级官员的努力下，义学亦很快在楚雄地区发展起来。丁存金根据《新纂云南通志》，计算出清代云南共举办义学827所，而楚雄地区为122所，后者占全省数量的14.75%，具体数目见表3。

表3 清代云南省志中所载楚雄地区的义学数目一览单位：所

资料来源：丁存金：《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和演变》附表，《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表3显示，康熙时期是云南义学初步发展的阶段，彼时楚雄地区的义学也有较大发展，其数量占云南全省的15%。雍正在位期间（1723—1735年）是清代云南义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然而云南义学数量却有跨越式发展。康熙时期云南义学数量只有120所，雍正年间增加了405所。而楚雄地区义学的数量，也从18所增加了73所。而根据前文论述，云南义学发展的最好时期应该是乾隆年间。因为无论是陈宏谋，还是张允随，其主政云南、力推义学的时段均为乾隆年间，而非雍正年间。前者执政期间“立义学七百余所”，而后者亦“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可惜没有遗存文献刊载。嘉庆之后直至清末，楚雄地区乃至云南省义学处于停滞或衰退的状态。

义学是一种基础性初等教育，若要维持或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必须解决好经费问题。学田是义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广通县义学是在明社学旧址上建成的，岁入租成为办学经费。③元谋县“义学地一块，每年收高粱租市石五石三，充教习薪水”[10]。有的地方学田不足，政府官员就需要设法拨给一些田产。④

由于政策、经费得到保证，义学在楚雄地区有了长足发展。有的义学由明代社学改建而来，如嘉县社学日久已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城隍祠重建。[11]有的义学后来则发展为书院，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南安州山天书院，是由于两年前所建义学“地促屋少，不能多集生童”扩建而来[12]。清代云南基础教育的扩展，就使少数民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的比例逐渐增高。康熙年间元谋知县由衷感叹，“僻壤荒陬，无不敦诗书而尚礼乐”[13]。

三、书院讲学的兴盛

清代义学正如明代社学，皆属于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之范畴，而书院则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今夫育才之所有二，曰学校，曰书院。学校为士子习礼之地，而书院在讲肄之所聚也”[14]。书院的学生都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入学。书院也是义学学生深造的地方。为鼓励学生上进，陈宏谋曾规定可以为义学经馆中的成材学员提供便利，经考试后到书院读书。清代云南书院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标，讲学之风荡然无存。

顺治年间，鉴于明末东林党影响之巨，清政府对思想言论控制甚严，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但因书院制度历经宋、元、明涵泳，盘根错节，影响至深，清政令虽严，然禁而不止。康熙当政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欣赏态度，亦允许书院聚徒讲学，并手书“学达性天”匾额赐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清代楚雄第一批书院是在明代书院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不过有的是在原址重建，如定远县嘉靖时所建文龙书院，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知县袁乃湔捐脩重建。[15]有的是恢复原有书院的名称，但另外选址，如大姚县的文明书院、楚雄府的龙泉书院。有的则纯粹为新建书院，如镇南州明代并无书院，清代新建龙川书院。此书院在学宫东，濒临龙川江，嘉庆十七年（1812年）由知州苏世勋等倡建，“规制宏敞，栋宇磈叠，榜曰龙川，义取龙川江之所发源也”[16]。龙川江为金沙江支流，发源于镇南州，即以此而取名。

选址重建或新建书院，所需费用较多，首先得筹集建校经费。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楚雄知府卢洵于府城西学旧址，捐俸起建明伦堂三间，左右书舍各五间，大门三楹，为诸生肄业之所。嘉庆时苏世勋所建龙川书院，因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而毁于战火中。光绪十一年（1893年），蜀人蔡之模任云南镇南州知州，以“差徭”费用，移做龙川书院重修经费，并自捐“俸金五十两”[17]，最终龙川书院得以重建。可见，官员捐俸，不仅是兴办义学的经费来源，举办书院也是如此。甚至挪用公款，也能成为书院成败的关键。

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兴办书院的热情更高，成就自然也更大。表4列示了清代楚雄地区所建书院的情况。

表4显示，清代楚雄地区建有书院35所，而明代书院只有11所，清代书院的数量是明代的3倍多，可见清代楚雄地区书院之盛。对照两表可知，明代黑盐井、白盐井和琅盐井三提举司并无书院之设，而清代三提举司不仅取得零的突破，而且所建书院达到8所。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盛况，当然与清政府大力提倡，地方官员有所作为有关。然而对三提举司来说，人文荟萃、书院勃兴更多的是由于盐业经济兴盛所引致。

楚雄地区书院初创时，主要依靠热心教育的士绅及民众的捐款、捐租，这与义学创办主要靠官员捐俸有所不同。而在书院存续和发展的过程中，学田所起的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清末一些书院改为学堂，近代教育开始建立起来。如龙泉书院，原名雁峰书院，在楚雄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书院改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知府崇谦以中学堂为七属荟萃之所，改在学使考棚，将龙泉书院拨归楚雄县为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学生除送府送省外，陆续添入共百余名，分甲乙丙三班”。[18]又如白盐井龙吟书院，亦于光绪三十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清末书院成为创建近代学堂的基础，对于近代楚雄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其作用不可抹杀。

表4 清代楚雄地区书院一览表

资料来源：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六）》卷一三五《学制考五》统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561、593-597页。另据道光《姚州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9页增补。

四、儒学传播对楚雄地区的影响

作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楚雄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较之内地均有所不及。明太祖认为风淳俗美，国易为治，从而彰显教化，因而秉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主”的治边理念。清朝秉持“尊孔读经”的理念，教化成为创办各级儒学、社学、义学、书院等所有教育机构的目的。明清儒学在楚雄地区的传播，在人才培养、文化融合等方面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是儒学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根据李中清研究，1750-1850年的100年里，有70多个少数民族人士考中了进士或状元，此数略3倍于1350-1750年共400年间考上总数。[19]楚雄地区也是如此，考中进士者达到38人，是明代10人的3.8倍。具体内容见表5。

表5 清代楚雄地区进士分布表

资料来源：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明代云南、临安、大理、永昌和鹤庆五府所出人才最多，五府进士216人，占明代全省进士总数的82.18%；清朝云南、临安、大理、澄江、楚雄五府所出人才最多，五府进士550人，占清代全省进士的80.15%，[20]楚雄地区的进士数量进入了全省前五名。从朝代分布来看，嘉庆年间楚雄地区中进士者最多，共10人，占云南进士总数的8.62%。清代姚州在明代四进士的基础上，雍乾年间继续科举连发，樊仲琇、甘美、李天骏、饶有亮成为新的四进士[21]。明代元谋一县，未曾出过进士；然这一局面在清初被陈时夏改变了。陈氏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为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进士，后补内阁中书，历任湖北按察使、江苏巡抚、山东布政使，《清史稿》卷二九三有其传记。

清代楚雄书院亦为科举考试输送了大量人才，表6列示了部分书院培养的人才名录，其中黑盐井提举司的龙江书院表现尤为优异。

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来到楚雄地区，原来“夷多汉少”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改变。人才蔚起，出为国桢，“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仪，人文日益兴起”。[22]其中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

陶珽，字紫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交游广泛，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等文坛领袖时有诗文唱和。其著述丰富，以《说郛续》流传最广。陶珙，字紫阎，陶珽之弟，天启初举人，有《寄园集》传留后世。此后高奣映继起，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清初姚安府土同知。姚安高氏是明清时期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土司，在传播汉文化、提携后学方面成绩斐然。清人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而高氏“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23]

表6 清代楚雄地区部分书院培养的人才统计

资料来源：云南省图书馆藏《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旧日书院资料》，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抄本，转引自肖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表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民族融合也有了进一步加强。明代之前的“汉夷”民族关系，其表现是汉族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彼时楚雄地区处于比较初级的社会形态，没有自觉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因而不论何种原因进入的汉民，因其人口较少，只能“变服从其俗”，接受“夷化”。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举办，儒学的广泛传播，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通过“德化”或“教化”，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化”，其日常礼仪、行为规范等，逐渐统一到正统的儒学文化体系中。从“夷化”到“汉化”的过程，是与儒学教育的推广与传播相一致的。

清代的义学不同于府州县的儒学和书院，主要承担初等教育的功能，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目的，因而直接引发了教育平民化的趋势。无论学宫、书院还是义学，授课语言均是汉语，课文均用汉字书写。少数民族儒学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先通汉音，渐识汉字”。姚安府为“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白盐井民“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升业”[24]。

从维护边疆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在边疆民族地区兴办官办各类学校，普及汉文化，是清朝维护边疆统一安定，加速边疆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虽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夷”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注释：

① 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统计康熙时云南义学共有139所。

②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艺文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84页载：“滇南越在遐荒，夷多汉少，土田硗瘠，居民穷苦，多有俊秀子弟，苦于无力延师；又夷俗不事诗书，罔知礼法，急当诱掖奖劝，俾其向学亲师，熏陶渐染，以化其鄙野强悍之习。是义学之设，文化风俗所系，在滇省尤为紧要也……但查各属从前义学，或止为成材而设，而蒙童小子未能广行教读。或止设在城中，便于附近汉人子弟，而乡村夷倮，未能多设义师。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今欲使成人、小子、汉人、夷人不以家贫而废学，不以地僻而无师，非多设义学不可。”《培远堂文檄》卷三《通省义学规条详》亦载：“边土之义学，视中土尤宜，而乡村夷寨之义学，较城市尤急，边土贫寒，力能延师者寡，至于乡村夷寨，刀耕火种，力食不暇，何有诗书无惑乎？”

③ 《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页称“其旧租岁入米约三十石，岁纳粮一石七斗，岁入租除交粮捐赈贫生外，额存银七两二钱七分三厘解提学道”。

④道光《定远县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154页载：“明时，士民捐输义田一顷八十八亩三分，又地九十一亩七分六厘，大小十五块。雍正十三年，知县马公德至查清，归入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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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云南通志·卷二九[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16-317.

[8] 清史稿·卷三〇七[Z].北京：中华书局，1977: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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