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琮英：与任弼时生死与共的“无名英雄”

来源：2017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作者姚贤玲

陈琮英，曾用名陈松，1902年出生于湖南。1904年，在湖南省湘阴县的唐家桥，一个影响她一生的人出生了，这个人就是日后成为她丈夫的任弼时。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第一任妻子陈氏感情甚笃，但二人不曾有子女。陈氏没能与丈夫携手到老便撒手西去，临终前，与丈夫约定：任、陈两家的后代一定要再续姻缘。所以，任弼时一出生就与陈氏的堂侄女陈琮英定了“娃娃亲”。1914年，12岁的陈琮英被送到任家做童养媳。任家添了人口，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艰难，当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的任弼时决定退学，减轻家里的负担。为让任弼时能继续求学，12岁的陈琮英便到长沙北门外的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繁重的体力劳动，影响了正在发育的陈琮英，使她长得特别瘦小，但这也锻炼了她坚毅的性格。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怀揣着陈琮英亲手编织的两双袜子，远赴苏联留学。临行前，他嘱咐陈琮英，一定要学习文化。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文化。四年后，任弼时结束了莫斯科的学业，带着振兴国家、解放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回到中国。他先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后又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后又代理团中央书记，并领导和组织了五卅运动。

1926年，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将未婚妻从长沙接到上海，一方面便于掩护，一方面有个助手。就这样，已24岁的陈琮英，结束了12年的织袜生涯，跟着来接她的王一飞来到上海，与分别六年的任弼时团聚。这是自任弼时赴苏联留学后，二人的第一次重逢。对于任弼时选择的道路，陈琮英也由衷支持。不久，二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任弼时影响下，陈琮英也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为组织做秘密交通和油印文件的工作。

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完婚

1928年，任弼时到安徽检查工作时不幸被捕。不管敌人如何拷打审问，他都咬定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收账的。党中央得到消息后，迅速展开营救。由于“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的亲戚，周恩来便安排陈琮英立即从上海赶往长沙“伟伦纸庄”，准备随时应付敌人可能出现的盘问调查。

那时，陈琮英与任弼时的女儿尚在襁褓中，可是为了营救丈夫，陈琮英带着幼小的孩子连夜赶往长沙。当天开往长沙的车票已全部售完，心急如焚的陈琮英抱着幼女爬上了一辆开往长沙的煤车。到达长沙后，她立即找到给她报信的任理卿（任弼时的堂叔）及远房姐夫何伟道，一起商量营救丈夫的办法。当时任弼时并未暴露身份，经分析和请示党组织，他们决定走司法程序，通过陈琮英当律师的姐夫何伟道的社会关系，先把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法院。于是，陈琮英又和何伟道一起赶往安徽。

任弼时在安徽化名胡少甫，当他来到法庭上时，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旁听席上的妻子，他明白组织上已经在营救自己。法庭上，何伟道据理力争，反驳控告任弼时的罪名，任弼时也始终咬定自己是来安徽收账的。敌人没有证据，无奈之下，只好宣布休庭。

从法庭出来，陈琮英又马上赶回长沙的“伟伦纸庄”，准备应付敌人的调查。不久后，因证据不足，任弼时被法院释放。但他们的女儿却因在路途中染上肺炎，不幸夭折。

1929年冬，任弼时再次被捕。那天，任弼时到公共租界华德路出席江苏省团省委扩大会议。送走丈夫后，陈琮英在家中忙碌，等着丈夫回来。可到了傍晚，丈夫还没有回来，她有些着急，但又不能到开会的地方去打探消息，只得再等等看。第二天凌晨，丈夫仍未回来，凭着地下工作的经验与直觉，陈琮英意识到丈夫出事了。她急忙赶到党中央机关，从组织那里得到了证实：任弼时再一次被捕了。

原来，一位同志在去开会的途中遇到敌人，不慎暴露了开会地点，敌人在开会地设下埋伏，任弼时一进门就被抓住了。不管敌人如何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任弼时坚持称自己是到朋友家走错了门，敌人一无所获。一个多月后，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营救下，任弼时终于回到家中。看着满身是伤的丈夫，陈琮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

1930年5月，陈琮英跟随丈夫来到武汉，在那里，他们租了一间临街的房子，开了一间画廊，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便以一个职业画师的面貌出现，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斗争。画室开在法租界的闹市区，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一旦发生情况，便于躲避敌人的追捕。1930年底，任弼时夫妇根据中央指示撤回到上海。

1931年初，任弼时受中央指示，从上海赴苏区工作，陈琮英因即将临产无法同行（这已经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了，前面三个孩子由于种种原因全都夭折）。临产在即，丈夫又要远行，陈琮英有些担心。任弼时安慰她说：“别害怕，要坚强，我不在还有组织照顾你，孩子的名字我也想好了，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们就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

任弼时走后的第七天，陈琮英生下女儿远志。不久，由于叛徒出卖，陈琮英被捕，不足百天的远志也随母亲一起被关进了龙华监狱。面对敌人多次审问，陈琮英假装听不懂，在敌人面前哄哭闹的孩子，给女儿换尿布，完全像一个啥事都不懂的妇人。由于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加上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在龙华监狱被关了半年后，陈琮英获释。

出狱后，陈琮英接到周恩来从瑞金发来的电报，要她到苏区工作。考虑到路途遥远，孩子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险情，陈琮英忍痛将孩子送回老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来到苏区，来到了丈夫身边。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根据她在狱中的表现，在邓颖超的介绍下，陈琮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电码，跟随任弼时走在队伍中间。因一路上缺少粮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加上每天一百多里的行军，瘦小的陈琮英渐渐走不动，在队伍中越落越远。幸好，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的陈罗英路过，发现了她，帮着她赶上了队伍，把她交到任弼时面前。任弼时诙谐地对陈罗英说：“真要谢谢你呀，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密电码哟。”陈琮英倔强地说：“你放心，我就是丢了命，也绝不会让密电码落在敌人手里。”

长征时，陈琮英已经有了身孕，身子一天比一天沉。而任弼时因要照顾整个部队，时常顾不上照顾妻子。陈琮英实在走不动时，就拉着马尾巴。过雪山时，她就是拉着马尾巴，挺着大肚子走过来的。

一天，队伍爬过雪山，来到四川阿坝，马上要宿营了，陈琮英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剧痛，大家忙张罗着准备接生。在一个人畜共住的房子里，陈琮英生下了她的二女儿，取名远征。

远征的出生，给本来思念孩子的陈琮英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她下定决心，这个孩子一定要带在自己身边，不能再骨肉分离。她用一块油布把女儿包住，裹在自己的身上，带着女儿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后的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长征路上，缺吃少穿，看到襁褓中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的女儿，陈琮英心如刀割。偏偏这时，丈夫任弼时又被张国焘弄走。一天，部队过草地路过一个水坑，朱德老总意外地发现里面有鱼，于是动手做了一个鱼竿，竟钓到了几条小鱼。他把鱼熬成汤，端给刚生产完的陈琮英喝下。以后的日子，只要一到宿营地，安排好工作，朱老总和同志们就拿上鱼竿去钓鱼。后来，任弼时回来了，也参加到钓鱼的行列。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下，陈琮英硬是背着孩子，走完了长征路，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8月15日，任弼时与陈琮英在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形势依然严峻，蒋介石调集大军围困延安。与任弼时商量后，陈琮英把女儿远征送回了湖南老家，与大女儿远志在一起。

1938年，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陈琮英陪同丈夫前往，并在那里生下三女儿远方。1940年，任弼时奉命回国，考虑到路途遥远艰险，夫妻俩决定把一岁多的远方留在苏联。陈琮英又一次经历了骨肉分离，随丈夫回到延安。

为应对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织袜女工出身的陈琮英响应号召，大显身手，她织的东西被中央直属机关评为一等奖。在延安的这几年，是陈琮英跟随丈夫以来相对稳定的日子，在这里，他们的儿子任远远出生了。

任弼时、陈琮英与儿子任远远在延安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远志、远征两姐妹终于回到父母身边。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任弼时亲自撰稿做政治报告。此时任弼时已是疾病缠身，报告只讲到一半就坚持不住了，只能由荣高棠接着代为宣读。毛泽东知道情况后，亲自写信向任弼时表示慰问，党中央决定让任弼时赴莫斯科治疗休养。为给国家节约经费，加上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陈琮英留在了北京。到莫斯科后，任弼时只要有空，就会写信给妻子报平安，并向她讲述小女儿远方的情况。经过一年的调养，任弼时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1950年5月，任弼时带着小女儿远方回国。这一回，是陈琮英与任弼时这个六口之家第一次真正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