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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岭战斗细节:迫击炮打出狙击效果,功臣团长为何被责令检讨

作者:东旭

“你这仗怎么打的?你要在军区大会上作检讨。”

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杨成武一脸怒气地对一团团长陈正湘说。

听到这话,陈正湘懵了,他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呢。

刚结束的黄土岭战斗,他的部队差点被日军包围,关键时刻,二团、三团却一声不吭撤了,撇下一团孤军奋战。

在面临被敌人一锅端的情况下,陈正湘指挥部队撤离,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如此一来,说好的伏击战成了日军的反包围,仗打得憋屈死了。

而且在战斗中,陈正湘冒死观察敌情,被日军狙击手打中了望远镜一个镜筒,差点把命丢了。

可就在这时,杨成武司令员竟然要自己做检讨,这还有天理吗?

很快通知下来了:一团要在军区大会上作检讨。

开国中将陈正湘

陈正湘那个郁闷啊,无法用言辞来形容。

郁闷归郁闷,检讨还要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一团上下一片沮丧,打算在军区做检讨。

就在这时,杨成武把电话打到了一团团部部:检讨会不开了,改成庆功会。

接到电话,陈正湘一脸迷茫,司令员这是怎么了?

这一切还要从黄土岭战斗说起。

黄土岭战斗十多天前,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杨成武的部队在张家口市蔚县的麻田岭打掉了日军的修路部队。

消息传来,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阿部规秀是名将之花,他头脑灵活,战术素养很高,而且非常擅长山地战,深受大本营赏识。

在第一独混旅团当旅团长的时候,阿部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一起上,瓦解了十几万国民党杂牌游击队。

1938年10月,独混二旅旅团长常冈宽治在战斗中受伤需要疗养(一说被击毙),阿部走马上任成为新一任旅团长。

1939年10月,阿部双喜临门,一是升为中将;二是上级下了调令,要他去东京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

就在这时,他的部队被八路军暴揍,阿部感到很没面子。

因此必须要加倍报复,给天皇一个见面礼。

1939年10月31号,阿部的报复拉开帷幕。

阿部分东西中三路,气势汹汹扑向八路军。

西路有400多人,扑向雁北地区三五九旅部队。

中路200多人,扑向在马驿的涞源支队和县委机关。

东路500余人,是一个不完整的大队,他们的目标是附近的八路军主力三团,由辻村大佐率领。

这个大队刚被八路军715团揍过,有一定损失。

而且还留了部分人马,负责保卫阿部的旅团司令部,所以是个残缺的大队。

这时候的杨成武,刚从三团团长升为第一军分区司令。

新官上任三把火,正憋足了劲想来个开门红,日军送上门了。

辻村带着残缺大队闯进根据地,几天了一直没有遇到八路军,显得非常沮丧。

11月3日,八路军出现了,而且人数不多,军容不整。

辻村一看大喜,下令直扑过去。

岂不知,他中了杨成武的诱敌之计。

这支部队为涞源支队一个中队,虽然装备差,但是地形非常熟,专业诱敌。

辻村带兵一路狂追,追到雁宿崖,一头扎到杨成武的伏击圈里,不到十个小时,日军就被打趴下。

日军战斗力固然强,可是架不住我军人多。

为了消灭这股日军,我军出动三个团,七千余人。分别是一分区出动了一、三两个团,三分区二团。

不过,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因为八路军每人才几十发子弹,要省着打。

如此一来,战斗力大打折扣。

因此打了很久,日军还是非常凶狠,如果拖延下去,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局。

于是,一团团长陈正湘主动找到三团,希望两部协调行动,加快进攻节奏,对日军发起致命一击,快速将其打垮。

陈正湘后排(中)

如此一来,日军被排山倒海的八路军打垮,逃之夭夭。

雁宿崖的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个前敌总指挥,几个团各自为战,不能协调。

假如不是陈正湘主动找到三团制定总攻方案,煮熟的鸭子就可能飞走。

不过怎么说,日军一个大队被歼灭,还缴获了四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山炮,堪称战果辉煌。

报复不成,还丢了半个大队,损失几门大炮,阿部被啪啪打脸,气得抓狂。

他决定亲自上阵,找回面子。

阿部为了能雪耻,带着两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人,浩浩荡荡前来复仇。

不得不说,阿部的运气实在不好。

本来,一分区刚打完这一仗,损失也不小,战斗力下降,需要养精蓄锐,根本经不起一场大战。

偏偏这时候,恰逢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要开庆祝会,是大喜事,恰好被阿部赶上了。

杨成武听说阿部要来,肯定要竭尽全力,“热情招待”。

这时候,一团团长陈正湘洞房花烛,刚当上新郎。

枪声一响,他丢下新娘就上了战场。

11月4日,擅长打山地战的阿部规秀指挥部队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来到了雁宿崖,希望对八路军来个突然袭击。

可是非常失望,他们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看到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就在他无比恼火的时候,突然望远镜里出现一支八路军部队。

阿部一见大喜,下令紧紧追赶。

不用说大家也猜得出来,那支部队正是“诱敌专业户”涞源支队。

11月6日凌晨,阿部如愿以偿,在黄土岭地区发现八路军主力!

阿部非常兴奋,报仇雪耻的时候终于来了。

可是当他深入黄土岭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里两边是高岭,中间是沟谷,部队根本无法展开。

如果两头一堵,就等于被捆住手脚,只能挨打。

兵法上讲,这属于险地,对八路军来说,是打伏击的绝佳之地。

因此,阿部惊恐万分,下令部队后撤。

而且撤退的时候,他派先头部队占领高地,然后依次交替,掩护大部队后撤,以防万一。

可是当他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八路军4个团已经在两侧高地严阵以待,黄土岭的所有出口也被封锁。

早晨8时,两侧和前方同时响起枪声,越来越激烈,阿部叫苦不迭。

阿部下令各部冲向出口,可是无论冲到哪里都会遭遇迎头痛击。

中午时分,苦战几个小时没有突出去的日军,已经锐气受挫。

杨成武见时机已到,下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八路军的反攻开始了。

在扫荡中受够了日本人气的战士们难得有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他们一个个像下山猛虎扑向日军,任意绞杀敌人。

日军虽然凶残,但是八路军人多势众,又是居高临下,他们也只能在山谷中蜷缩着,被动挨打。

此刻的日军,像狗熊掉入陷阱里,有劲也无处使。

阿部气急败坏,给通信兵下令呼叫救兵。

可是几分钟后,通信兵的话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报告长官,电台被坏了!”

“备用电台呢?”

“功率又太小,信号太弱,和友军联系不上。”

听了通信兵的话,阿部绝望了。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半左右,漫山遍野黑压压的都是八路军。

而且八路军的包围圈越压越小,口袋越扎越紧,如果救兵不来,大家都要为天皇“献身”。

阿部心急如焚,只好停止前进,把附近一个民宅当作临时指挥部,下令通信兵架起电台和友军联系。

与此同时,阿部下令各部队长官前来这里召开会议,和部下商讨对策,看如何能走出包围圈。

阿部表情严峻,向各位讲述着部队当前的处境,鼓励部下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就在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双眼睛已经悄悄盯上了他们。

此人,就是一团团长陈正湘。

他冒着危险,站在对面的山头上,拿着望远镜向日军左右扫描。

突然,他的望远镜停止不动了,“聚焦”在一个位置。

“焦点”是个普通的农户小院,但是却频繁有日军进出。

而且进出的人不是普通士兵,而是穿黄呢大衣、拿指挥刀的日本军官。

陈正湘敏锐地感觉到,那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一定是日军指挥部,不排除里面有“大鳄”存在。

于是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马上致电分区炮兵连赶来。

所谓的分区炮兵连,听起来吓人其实装备只有4门迫击炮,只有16发。

因此,这炮弹比金子都珍贵,一般是舍不得用的。

因此,当分区炮兵连连长接到命令的时候,也非常兴奋,直觉告诉他是发现大人物了。

分区炮兵连很快赶到,炮手李二喜迅速携带火炮赶到了指定位置。

不大五分钟,他就完成了定炮位,测距定向,调整炮位等全部动作。

整个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炮长一声令下,李二喜手起弹出,连发四弹。

有文章说,李二喜只打出2发炮弹就命中目标,这是不合实际的。

有军事常识的人知道,在没有精确瞄准仪的情况下,迫击炮打两发很难准确击中目标。

为何要打四弹?

迫击炮射击是团队协作,有炮长、炮手、观测员和装填手。

炮口对准之后,还要根据弹着点调整位置。

通常,第一发是测距的,第二发可能是远弹,第三发可能是近弹,打到第四发才是修正后的精确弹!

正因为如此,动作要快,不给敌人转移的时间。

事实上正是如此,前三发炮弹炸响之后,久经沙场的日本军官从炮弹的走向已经看出,他们所处的指挥部被八路军瞄上了。

但是李二喜和战友们动作太快了,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第四发炮弹像落在了校园正中,影壁墙后面,堂屋前头的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空地上。

这一炮,准得出神入化,如果靠前点会打到屋后,靠后点会在影壁墙外面爆炸,这样屋里、院里的人就不会遭遇致命伤害。

偏偏旅团部的日本军官听到炮响,都本能地躲在影壁墙后面,炮弹刚好落在人堆里,12个日军遭了殃。

客观地说,迫击炮打出了狙击步枪的效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几发炮弹打过去,敌人指挥部炸窝了。

千余日军成为瓮中捉鳖,插翅难飞了。

结果出乎意料,日军竟然咸鱼翻身,这是何故?

当时包围日军的八路军,是四个主力团,总兵力近万人,全歼日军如探囊取物。

原来,日军最终还是接到了阿部被围的消息,他们对三分区所在地唐县发起进攻,想来个围魏救赵。

三分区当时兵力薄弱,杨成武只好把正在黄土岭作战的25团2个营调去救急。

25团主力一抽走,陈正湘就赶到了力不从心。

正在这时候,贺龙的120师特务团赶到了,他们很快在三团侧后方投入战斗,我军的优势得到维持。

这时候杨成武此时并不在战斗现场,而是在一分区政治部。

那时候各部很少有电台,只能用电话指挥作战。

至于电话线,是预先埋设的。

因为军分区走不开,杨成武没有亲临前线,也没有派前敌总指挥,几个团长没有统一行动方案,只能各自为战,无法协调。

陈正湘根据迫击炮打击的效果断定,炮击之后敌人攻势减弱,指挥系统可能出了问题,第二天凌晨如果全军总攻,就能全歼日军。

他将自己的构想报告给杨成武,并得到了首肯。

杨成武说:“就按照你的计划干,一、三团由你来指挥,其他两个团由我负责通知他们,统一在凌晨四点发起总攻。”

各团只有连接杨成武的电话线,各团之间没有电话线,不能联系。

11月8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的时间到了。

一团阵地上烧起三堆大火,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

与此同时,一团的战士们呐喊着冲向日军。

可是其他各团的阵地上鸦雀无声,陈正湘纳闷了。

因此,一团被日军的火力牢牢压在阵地上,无法抬头。

不久之后,120师特务团发起进攻,但敌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改观,敌人依旧压着我们打。

陈正湘感到纳闷,二团和三团为何没有动静?

一团和特务团和日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二团和三团依旧没有增援。

陈正湘用望远镜里一看友军阵地,惊出一身冷汗:南面友军的阵地上,竟然有不少钢盔的反光!

众所周知,八路军是没有配备钢盔的,突然出现钢盔反光,原因不用说是日军已经占领那里。

这时候的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不是八路军围歼日军,而是日军在试图围歼我军。

这时候,前来支援的一二零师特务团也已经感到了不妙,打算撤出阵地;陈正湘无奈,也只好也下令全团撤退。

陈正湘的判断没错,一团离开的时候,友军早已撤离,所有阵地上都是日军。

幸亏他反应快,不然后果难以设想。

后来一问才知道,二团、三团接到杨成武的命令,提前撤了。

二团、三团回去是保卫分区,阻击日军独混二旅团的其他部队。

但是,杨成武为何没有下令一团撤离?

他认为黄土岭只剩下一些残敌,一团和特务团联手的话,多达几千人对付日军应该差不多了。

如果几千人伏击几百日军,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是,这时候战斗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从伏击战改为阵地战,我军要进攻,日军是防守,对于火力太弱的我军来说就难以胜任了。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电话线断了,杨成武即使要一团撤离,命令也无法下达。

杨成武

而且这时候,日军发现了我军的电话站。

如此一来,一团和杨成武的电话线也断了,根本就无法得知战场上到底什么情况,杨司令到底是如何部署的。

日军切断电话线之后,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六百名日军打算来个反包围,被陈正湘识破。

如果不是这样,一团就危险了;因此陈正湘一肚子火。

可是,杨成武不但没跟他解释为什么撤走二、三团,反而认为一团没有全歼敌人,要准备在大会上检讨。

杨成武生气的原因不但是消耗了将近十万发子弹,还丢了四门步兵炮。

要知道在此之前,一分区整个炮兵连只有一门身管火炮,好不容易牺牲那么多战士缴获了四门,一团一战就给丢了,杨成武能不心疼吗?

可正当一团上下灰心丧气打算在全军分区检查的时候,突然又接到了杨成武的电话:检讨会取消了,改庆功大会了!

原来11月21日,日本广播电台和报纸发布一个惊天消息:阿部规秀被打死了。

原来一团炮击日军指挥部的时候,阿部正在院里看地图,被炮弹击中。

几小时后,这个不可一世的“名将之花”凋谢了。

延安情报部门也收听了日军广播,得知晋察冀军区打死了一个日军中将,立刻给聂荣臻发电道喜。

一时间,陈正湘从败军之将成了有功之臣。

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战斗中受伤的陈正湘离开了一分区。

1949年后,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3年,陈正湘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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