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宪实
来源：“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
于阗王李圣天供养像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东壁南侧 10世纪前中期（图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于阗坐落在昆仑山下的和田绿洲之上，位于丝绸之路的南道，以产美玉著称于世。商朝妇好墓中出土大量和田玉，可能是转手贸易的原因，没有留下于阗名称。中原文献首次记载于阗，是张骞出使归来的报告，张骞说于阗在大月氏之东，“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之前，先设置护南道使者，所护之地，包括于阗。于阗的基本情况，主要记载于《汉书·西域传》中。魏晋之后，于阗以佛教闻名于中原，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60）到达于阗，是西域求法的先锋。同时代的法显西域取经，再次到达于阗，他撰写的《佛国记》记载于阗“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唐初著名的佛教学者、翻译家、旅行家玄奘，贞观元年前往印度，十七年学成归来，先到达于阗。因为路途中部分佛经被河水冲走，玄奘给朝廷上表请求归国，然后在于阗停留半年，一边抄写于阗佛经以弥补损失，一边等候朝廷的指示，可以证明于阗佛教的发达。正是在玄奘往返印度的过程中，西域进入了唐朝时代。
唐代的于阗，行政上隶属安西都护府，军事上隶属四镇节度使，在唐朝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由于和田地区出土了许多唐代文书，大量新的历史信息的涌现，极大地促进了于阗史的研究。如何看待唐代的于阗历史进程，这里谨述个人管见。
一 贞观时期：初步建立臣属关系
贞观六年（632）于阗王尉迟屈密遣使长安，贡献玉带。贞观十三年遣子入侍。二十二年，唐朝阿史那社尔讨伐龟兹，于阗王伏阇信积极配合，“使其子以驼万三百匹馈军”。在薛万备的劝说下，伏阇信跟随薛万备“入见天子”。从此，确定了于阗与唐朝的臣属关系，史书称之为“内附”。
所谓内附，即是藩属国的另外一种表达。通过历史对比可以发现，这种关系就是之前于阗与汉朝关系的再现。进贡方物、遣子入侍，根据汉代的传统，具备这些条件，君臣关系名分已定。国王觐见，并非常见现象，无疑提升了彼此的亲近度，加深了君臣关系。玄奘从印度归来，唐太宗令于阗国护送玄奘到敦煌，唐军攻打龟兹时，于阗送骆驼犒劳唐军，这些事实，不仅表现了于阗国的积极姿态，也是藩属国法理上的应尽义务。
贞观时期于阗与唐廷藩属关系初步建立，但稳定性并不强。根据《旧唐书·突厥传下》的记载，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曾要求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这说明包括于阗在内的四镇之地多在西突厥控制之下。于阗王国在唐朝和西突厥之间，事实上处于两属状态，唐朝缺乏全面控制西域的办法，“四镇”的设置，贞观时期尚不具备条件。
唐朝经营西域，安西四镇是重要概念，因为安西四镇与安西都护府共同构成唐朝在西域的强大存在，对维护地区安全、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确有史书记载安西四镇是贞观时期的产物，《旧唐书·西戎传》龟兹条下曾记载：“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有学者也遵从这种记载。以其中的碎叶而言，贞观时期唐朝的力量所及，并没有到达中亚地区，这个时期的战争都发生在葱岭以东，如何在力量未及的区域建立一个碎叶镇呢？所以，学界目前更多的看法还是显庆说，认为唐高宗平定阿史那贺鲁之后，才有条件建立安西四镇。但贞观时期依然是不可忽略的。《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专记羁縻州，在“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条目下自注到：“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复置。”其下，分别条列四镇名称和领州数量，各有自注，且列表如下：
就《新唐书》的这些记载看，四镇之中，龟兹和焉耆都督府都是贞观时期设置，疏勒都督府贞观九年“内附”之后设置了都督府。显然，《新唐书》把“内附”与设立羁縻性质的都督府看成是内容相近或相关的情形。但是，把于阗与疏勒的情况进行对比，所谓“内附”的标准似乎并不统一。疏勒国“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自是朝贡不绝”，疏勒国的献名马是贞观九年，这正是《新唐书》称“疏勒内附”的时间。于阗贡献“玉带”是贞观六年，贞观十三年还“遣子入侍”，但《新唐书》并没有将这个时候的于阗称作“内附”，而是把贞观二十二年伏阇信跟随薛万备“来朝”看作是“内附”。
唐和于阗的关系，贞观二十二年伏阇信来朝很关键，至少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此事受到格外重视。《册府元龟》有杨弘礼的记载：
杨弘礼为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为崑丘道大总管、诸道副大总管，军将咸受节度。于是，破处月，降处密，杀焉耆王，降支部落，获龟兹、于阗王，凯旋。
唐朝官方史家，竟然把于阗王入朝跟俘虏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等量齐观。从《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的记载看，用语稍有不同：“闰月丁丑朔，昆丘道总管阿史那社尔降处密、处月，破龟兹大拨等五十城，虏数万口，执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以归，龟兹平，西域震骇。副将薛万彻胁于阗王伏阇信入朝。”强调于阗王入朝的被迫性，从而归功于昆丘道行军。可以看作是昆丘道行军的重要战果之一。
仔细观察关于毗沙都督府的注释，贞观二十二年内附的时候，“初置州五”，高宗上元二年“置府，析州为十”，后者比较明确，“置府”就是设置毗沙都督府，府下设有十个州，即把原来的五个州分作十个州，是为“析州”。那么“初置州五”应该发生在贞观二十二年，具体含义是什么？羁縻府州，有都督府和羁縻州两类，都督府大于羁縻州。是否在毗沙都督府之前，于阗先设置了五个羁縻州呢？这段记载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缺乏旁证。现在学界的基本主张是毗沙都督府设置在显庆三年左右，属下有五个州。上元二年析州，提高了毗沙都督府的地位。
为什么《新唐书》比较强调贞观时期的四镇初设，而上文引证的《旧唐书·西戎传》龟兹条，也说贞观二十二年设四镇，还有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并移置都护进驻龟兹国都有十分具体的记载。贞观时期设四镇之说并非孤证，不能简单以错误来解释。昆丘道行军作为国家行为，不能不为战后进行规划。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往龟兹，由郭孝恪继续担任都护，同时设立四镇相互支持，应该就是战后的制度规划。但是，龟兹之战并不顺利，西突厥的势力依然强大，特别是安西都护最合适的人选郭孝恪战死沙场，这就导致原有的规划无法实施，只好搁置，但相关规划的文字已然存在，于是导致史书记载混淆。
贞观时期确实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基础阶段，不仅有四镇和安西都护府的设计，与西域地方政府建立初步的君臣关系，即所谓“内附”，也是在贞观时期完成的。事实上，贞观时期的西域经营重心在天山东部地区，即伊西庭三州，不仅从时间上经营这个区域更早，且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区域确实承担了经营整个西域的大本营的功能。总之，把贞观时期作为唐代于阗和西域历史的第一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 四镇前期：特殊军政体制的建立
四镇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或焉耆），而四镇的设置时间，史书记载有所不同，贞观说之外是显庆说。
四镇的建立与安西都护府关系密切。唐朝最初建立安西都护府是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设在西州交河城。但是，西域都护府下辖四镇，是到高宗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具体时间为显庆三年五月。《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麹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的善后措施之一是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同时还有遣使中亚各国，设置众多羁縻府州，中央政府还为此撰写专门的书籍即六十卷的《西域图志》。羁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强调的是特殊区域的自治特征和特殊军政体制。显庆三年（658）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要年份，西域都护府进驻龟兹。但是，此前是否存在龟兹、于阗等四镇设置呢？张广达先生对四镇设置贞观说表示质疑，认为贞观时期不具备设立四镇的条件，只能是显庆三年前后设置四镇才符合实情。
有关于阗镇的问题，《新唐书·地理志七》在“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正文之下，自注为“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复置”。《新唐书》的自注中明确记载于阗“初置州五”，这是指什么时候？其实应该是显庆三年。荣新江先生认为：“虽然于阗王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平龟兹以后就入朝内附，但实际上至此时方才正式归属唐朝。”
四镇设置与安西都护府迁移龟兹是同一个制度设置系统。至此，西汉西域都护府体制在唐朝获得重生。有所不同的是，西汉在都护府之外，各地有屯田军队保护或支撑都护府，唐高宗显庆时期的都护府只能依靠四镇。那么四镇是个什么体系呢？王小甫、荣新江都指出，这便是《唐六典》等记载的镇戍体系。《唐六典》记载：“镇将、镇副掌镇捍防守，总判镇事”、“戍主、戍副掌与诸镇略同。”上镇的镇将，不过正六品下，《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于阗即使属于上镇，这样的镇兵数量也很难应付战争局面。其实，镇戍体系隶属地方行政，本质上属于预警系统，并非战斗部队。所以，四镇建立之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反复遭受吐蕃攻击，多次失守。《旧唐书·龟兹传》记载：
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获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以镇之。
“焉耆已西四镇城堡”之说，就是四镇的镇戍系统，认为四镇从一开始就是军镇系统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需要明确的是，显庆时期的安西都护府迁移龟兹、四镇设立，这些都是在执行贞观时期的计划。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的代表，贞观后期曾经投降唐朝，接受唐朝的官爵，但太宗驾崩，他立刻在西域发动叛乱，葱岭东西两侧都陷入战乱之中。苏定方等追击阿史那贺鲁，最后一战发生在“碎叶水”，贺鲁败逃至石国，唐军追击到达石国，石国献出贺鲁，战争结束。唐朝的战后举措包括“分其种落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这是概括性的记载，根据《通鉴》所记，贺鲁被俘之后，设置二都护府是显庆二年十二月乙丑（十一日），转年十一月贺鲁到达京师，唐朝决定在中亚设置羁縻州府，最后是在显庆四年（659）九月，唐朝“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这其中是包含“疏勒”的，所以王小甫先生认为“疏勒置州就标志着著名的安西四镇正式设立”。
贞观时期的西域经营战略，以设立四镇和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为目标，到显庆四年，终于成功实现。不仅如此，如果从西汉以来的历史观察，至此唐朝才恢复了西汉模式的西域军政体制。
三 四镇后期：军镇化带动西域体制发展
高宗时期建立的四镇体系，唐朝复原了西汉的边疆体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体系的安全性能并不可靠，吐蕃的进攻不断，安西四镇几次弃守。从高宗到武则天，朝廷多次争论，终于到了武则天长寿元年（692）获得根本性改观。著名将军王孝杰夺回四镇，武则天朝廷决定加强西域的军事力量，三万汉兵进驻四镇。《资治通鉴》记述王孝杰“复取四镇”在冬十月丙戌，然后“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到延载元年（694）二月，就有了“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的记录，证明唐朝四镇驻兵进展神速，效果立竿见影。
四个军镇，每个军镇平均7500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安西都护府，“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平均而计，每镇拥有六千人的军队，说明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旧唐书》此处记载，时间点是天宝时期，而汉兵三万之说，是恢复四镇的长寿元年之时。汉兵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蕃兵，根据碎叶城发现的石沙陀龟符，可以证明这一点。
前期的四镇属于地方预警系统，于阗地区的镇戍归毗沙都督府管辖，而都督府的上级单位是安西都护府。这是唐朝边疆地区特有的管理系统，即都护府体系。后期的四镇因为有了驻军，军镇化发展成了基本方向，最终在四镇之上出现了四镇节度使。根据《唐会要》的概括，“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718）三月，杨（汤）嘉惠除四镇节度使、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四镇地区的军镇化，先有四镇，后有四镇节度使。
军镇化的于阗，与此前的四镇有什么不同呢？于阗镇守军统帅大量的汉兵驻扎，这是最大的变化。《旧唐书·于阗国传》记载：“于阗国，西南带葱岭，与龟兹接，在京师西九千七百里。胜兵四千人。”上文涉及四镇驻兵数量，即使天宝时少于武则天时期，但于阗至少有汉兵六千人。这对于当地政治、社会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力量，意义重大。
与此前镇戍系统不同，于阗镇守军统管于阗地区的军事，原来的镇戍系统一概归镇守军负责管理。镇守军的上级单位是设于龟兹的四镇节度使，在节度使之前，或许归安西都护府管辖，而与于阗地方是一种协作关系，不存在统辖关系。荣新江先生特别强调，于阗镇守军的领导人，时常担任四镇节度副使，证明于阗的重要性，于阗镇守军的自主性更强。
几千人的汉军驻扎下来，军力部署、后勤保障自然成为当地社会主导性力量。唐朝的军制正逢变化时期，府兵制度逐渐淡出，如同职业兵的健儿成为军队的主力。与此同时，驻扎地自然会出现军队家属等社会人口。此外，为了配合驻军的多方面需要，唐朝特地设置由中原僧人主持的佛教寺院，对于远离故乡的军人，心理慰藉是非常必要的。
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献，不管是文书还是典籍，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毕竟，几千人的军队管理，需要大量的实用文书；几千人的文化生活，也离不开汉文典籍。根据荣新江先生的调查，不管是斯文·赫定还是斯坦因，他们带走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最早的属于开元时期，而人大所藏文书提供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出土文书。《武周某年事目历》（GXW0106）是一件双层叠加的文书，比较明确的是武周新字，认出“延载贰年腊月”字样，文中涉及“坎城”等当时地名，属于当地书写无疑。延载贰年是695年，长寿元年（692）是四镇驻兵开始的年份。
从历史记载看，四镇驻军之后，在维护西域的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域的军事力量也能够基本满足需求，西域经常遭受的攻击虽然没有绝迹，但大量减少。不仅如此，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四镇节度使在维护丝绸之路和周边的国际秩序方面都是一种积极的存在。唐朝为维护西域安定，在人力物力上付出巨大，安定局面的赢得意义重大。就汉唐军政体制而言，这是唐朝发展汉朝西域体制最显著的方面。
就于阗军政体制而言，镇守军和四镇是军事力量的体现，四镇节度使是更高一级的军事指挥机构。同时安西都护府与毗沙都督府运作依旧，代表着行政系统。驻军与于阗地方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制度安排有条不紊。因为四镇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中央调配，镇守军对于阗的需求主要是特殊物资和部分人力。总体上，此时的于阗或四镇体制，是军政两个系统各自运作，军政分离。
四 “后安史之乱时期”：军地融合深化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兵变，唐朝陷入巨大危机之中。因为朝廷应对失措，安禄山不仅占领山东，还打下潼关进占长安。各地军事力量勤王，陇右、河西包括北庭和安西，军事力量纷纷赶往中原，西北空虚。吐蕃趁势发展，河西多地被吐蕃占据。
从安史之乱发生到吐蕃占领西域，于阗进入我们且称之为的“后安史之乱时期”。这个时期，当地的军事力量部分进入中原勤王，兵力减少。同时，因为吐蕃进占河西，切断西域与中央的联系，中央原有的物资供应中断，西域军队需要就地取材，保障供应，与于阗地方联系空前加强，军地进行体制性融合，以应对环境的巨大变化。
安史之乱发生后，于阗王尉迟胜亲自率领五千军队赶赴中原。《旧唐书·尉迟胜传》记载：“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同时，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也派出勤王军队。那么，尉迟胜率领的军队与四镇军队是什么关系呢？根据刘子凡的研究，其实二者是一件事。后来四镇、北庭行营在平叛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尉迟胜在肃宗的中央政府担任荣誉职务，并没有参加前线战斗。
此时的西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央的财政供应随之中断，如何守土抗敌，四镇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从现在获知的出土文献看，这个时期的出土文书数量最多，透露出的历史细节也最为丰富。此时的于阗在体制上有什么变化呢？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四镇之中，当然以节度使驻地的龟兹最为重要，其次便是于阗。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于阗镇守使常常担任四镇节度副使，四镇节度使也时常前往于阗公干。
安史之乱后，于阗王尉迟胜前往中原勤王，把于阗国事务交给弟弟尉迟曜。肃宗乾元三年（760），“以于阗王尉迟胜弟守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太仆员外卿，仍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以胜至德初领兵赴国难，因坚请留宿卫，故有是命。”此处“叶护”概念不详，《通鉴》记载此事为：“以于阗王尉迟胜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太仆员外卿”的职衔直接省略，显然更看重四镇节度副使一职。不过，此处胡三省注释道：“于阗王与四镇节度使皆在行营，故令其弟与节度副使同权国事。”胡三省的意思是尉迟曜与四镇节度副使一同管理于阗国事，理解应有误。“同四镇节度副使”是一种职务任命，虽然不是正式的四镇节度副使，但相当于节度副使，与“同正员”相似。此时，尉迟曜代理于阗国王职务，那么“同四镇节度副使”意义何在呢？当然是为了加强与四镇节度使的联系，包括与于阗镇守军的联系。这是安史之乱后，于阗地方与镇守军包括四镇节度使关系的重大变化。
这个任命，不是临时性的安排，而是制度化的推进。人大文书有一件带有署名款的上行文书《毗沙府长史节度副使骠骑大将军殿中监尉迟宁状》（编号GXW0098）（见下图），内容如下：
残留请示人的头衔和名字：“沙府长史、节度副使、骠骑大将军、殿中监尉迟宁状上”，其中，“沙”字前残缺，当为“毗沙”而损一“毗”字。节度使当是四镇节度使的简称。这位尉迟宁，是毗沙府长史、节度副使，将军号是骠骑大将军（从一品，最高武散官），显然是于阗的大人物。但是，他还不是毗沙府都督，说明还不是于阗王。
唐代宗广德时（763~764年），朝廷拜尉迟胜“骠骑大将军、毗沙府都督、于阗王，令还国”。同时任命尉迟胜儿子尉迟锐“为检校光禄卿兼毗沙府长史”。此事，因为尉迟胜坚辞并没有实现，最后朝廷同意了尉迟胜的请求，“请以本国王授曜，诏从之”。尉迟胜的儿子自然也没有归国。尉迟宁也是毗沙都督府长史，根据尉迟锐的情况推测，这位尉迟宁应该是于阗王的接班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尉迟曜的太子。尉迟宁比父亲的情况有进展，他的“四镇节度副使”没有“同”字，是正式的节度副使。
不过，有一件汉语—于阗语的双语文书，即Hedin24文书，最后的署名为“节度副使都督王”，张广达、荣新江先生认为这是一件贞元十四年（798）闰四月的文书，最后署名为于阗王尉迟曜。这与尉迟宁签署的文书应该怎样理解呢？如果Hedin24文书署名的最后是“府长史”，那么便可能不是尉迟曜而是尉迟宁的签署，只有如此才能解释通顺。但是，“都督王府”这样的概念是否存在，还需要旁证。应该有所强调的是，唐朝在乾元三年（760）册命尉迟曜的时候，带有“同四镇节度副使”的头衔，几年以后要求尉迟胜归国，册封的职务是“骠骑大将军、毗沙府都督、于阗王”，并没有“四镇节度副使”头衔。之后，尉迟胜要求把这个头衔转给尉迟曜，“诏从之”，如此，正式成为于阗王之后，尉迟曜就不再带四镇节度副使之衔了。
尉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是于阗国的代理国王。广德时唐代宗一度要求尉迟胜归国，同时他的儿子尉迟锐同行，尉迟锐被授职“毗沙都督府长史”。此时尉迟锐，即尉迟胜的太子。开元十六年（728）正月，唐朝派遣大理正摄鸿胪少卿乔梦松前往于阗，册封尉迟伏师为于阗王，《册府元龟》在记录册书之前，先用一句进行概括：“十六年正月，封于阗阿摩支知王事右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尉迟伏师为于阗王。”尉迟伏师被册立，背景比较复杂，从“阿摩支”这个概念看，理应属于阗王室成员。特别是“知王事”一职意义重大，证明在被册为于阗王之前，他是代理国王职务的，情况与后来的尉迟曜相似。尉迟宁的头衔有“都督府长史”，正与尉迟锐情况相似，但尉迟锐没有“四镇节度副使”头衔，而尉迟宁却拥有，如何理解呢？尉迟锐与尉迟胜长期生活在唐朝，而尉迟宁与尉迟曜在治理于阗，尉迟胜说尉迟锐不适合返回于阗，说尉迟曜在于阗治理有方，很得民心。尉迟曜被册封为于阗王之后，四镇节度副使的头衔应该就转到太子尉迟宁头上。此时的尉迟宁以毗沙都督府长史的职务，总理于阗王国事务，以四镇节度副使的职务服从四镇节度使的指挥，配合于阗镇守军，守卫于阗。
节度副使通常会有具体分工，主管营田、支度等，尉迟宁最可能的职务是支度，为于阗镇守军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胡三省理解唐代节度使制度，写到：“唐制：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节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为一司，其兼支度者，则节度使自支度。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开置屯田以益军储，于是有营田使。”营田、支度之外，还有经略副使一职，是统兵之职，这个职务就于阗而言，如何设立，只能是于阗镇守军使担任。
于阗王储担任四镇节度副使，是最高当局的职能变化，意味着四镇体制与地方有制度化融合发展之势。原来的体制，毗沙都督府与都护府联系，现在毗沙都督府的长史担任四镇节度副使，具有了军事头衔，这意味着四镇系统开始取代都护府系统，出现军政合一趋势。人大文书中有一件粮食帐目文书，第1~2行应为帐目总数“合杰谢镇应欠十五年十六年百姓碛外税粮总破除外二百廿二石三斗五升”（编号GXW0166:2），然后是一件粮食使用项目记录。所谓十五年是指大历十五年即建中元年（780）。其中有“百姓碛外税粮”“碛外百姓”以及“碛外及在军寄住百姓”等概念，似乎是碛外百姓和在军寄住百姓，接受杰谢镇管理，他们负责供应军队粮食是一种合法义务。杰谢镇属于镇守军的一个镇，处于前线，留下的文书比较多。部分百姓归军事部门管辖，很像中原节度使制下，地方事务服从节度使指挥一样，军地实现制度性融合。
一件和田出土的文书表明，军事方面的军地融合也明显加深，而在安史之乱以前的资料中，从未发现有类似的资料。文书内容如下：
汉文书写的这份军事文书，分别是马军和步军的名单，显然是军事部署的文件，明确写作“团结蕃兵”即集合蕃兵。所谓蕃兵，所指当然就是于阗当地人。他们参与到军队来，听从镇守军的指挥，共同守土抗敌。此前，于阗当地人力，主要出现在后勤保障方面，如此参加军事，应该是安史之乱后的新情况。
考虑到来自中央的供给中断，安西四镇的驻军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是必由之路。更多的情况需要通过出土文书进行研究，在西域苦守的岁月，确实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
五 余 论
西域陷蕃的确切时间缺乏历史记载，现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出土文书进行推测。吐蕃距离于阗并不远，但吐蕃蚕食西域的方向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所以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反而比较晚。人大文书中有一件《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GXW0171），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个问题。
兵曹，应是于阗镇守军的兵曹，发令“当界诸贼路堡铺等”要注意焉耆方向的吐蕃动向，加强防范。过去，因为出土资料提供的信息有限，认为于阗陷蕃的时间较早，张广达、荣新江先生结合于阗语文书、汉语文书的研究，推断于阗陷蕃的时间应该是贞元十九年（803）。
吐蕃占据于阗的时间，史料给出的信息并不准确。吐蕃利用安史之乱进占河西和西域，但在大中二年（848）遭遇敦煌张议潮起义，敦煌进入归义军时期。吐蕃占据于阗大约四十多年，荣新江先生认为吐蕃结束对于阗的统治，“应当在九世纪中叶，与沙州张议潮起义的时间相距不远。”此后，敦煌的归义军和于阗王国，有很密切的往来，于阗国王虽然号称是唐朝皇室宗属，但唐朝已经进入最后时期，自顾不暇，更无力经营包括敦煌、于阗在内的西部地区。唐朝在于阗的历史，随着四镇的陷蕃而结束。
从贞观到贞元，唐朝管辖于阗的历史大约有170年，包括安史之乱之后的四十多年在内，唐朝经营西域的历程曲折不平，但总体上是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如果从汉唐历史长时段观察的话，很容易发现，唐朝对汉朝的发展十分明显，效果颇佳。事实上，这些都构成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东向一直是该地区发展的总体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