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下令编纂的《大唐氏族志》一百卷终于成书，反映的是当时家世门第的贵贱排序，结果山东贵族博陵崔氏排名首位，李唐王室所属的陇西李氏仅居第三。太宗阅后大怒，称“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饭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太宗对贵族声誉超过皇族的情况相当不满，当即下令，将博陵崔氏列为第三等姓氏，而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姓氏，外戚为第二等姓氏。唐高宗时期新编《姓氏录》，完全根据官品高低分为九等。高宗还专门下诏，规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姻”，禁止上述名门望族内部通婚。
中唐时期编纂的《元和姓纂》没有划分门第等级，而以皇族李氏为首，其余姓氏按四声韵部排列。李唐王室亲自干预谱牒编纂，不惜发脾气、下诏书，绝不仅仅是为了“天下第一姓”的意气之争，更有巩固皇权之大考虑。
汉末尤其魏晋南北朝以来，王朝短命，更替频繁，世家豪强、门阀士族兴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王朝的中流砥柱。典型如南渡的东晋王朝，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王导、谢安等大贵族的辅佐才得以延续国祚。“王与马，共天下”，就是指王导家族与东晋皇族司马氏旗鼓相当、共享权力，换言之，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晋皇室的权力，甚至威胁王权稳定。
李唐王室从五胡十六国、隋末大乱中崛起，当然最清楚门阀士族对皇权的威胁，有意提防和平抑贵族势力。通过重修姓氏谱牒贬抑门第，拉抬皇族地位，禁止豪门内部通婚，本质就是树立李唐王室权威，强化中央集权。
唐廷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将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发扬光大。
唐代的科举较隋朝更加制度化，考试的频率和规范性都增加了。当官不必像汉代那样靠地方官员察举推荐，也不必像魏晋时期由中央按九品中正制评定，除工商阶层之外的平民均可报名科考。一般先由尚书省礼部举行第一轮考试，主要分明经（儒家经典）人、进士（文学）等科；吏部进行第二轮考核，主考“身（体貌)”“言(谈吐)”“书（书法）”“判（写判决书）”，即综合行政能力。
当然，唐代科举并不像宋以后那么普及，中试人数相对较少，大约只有10%的官员通过科举晋升。中唐以后，费族子弟也积舍加科举，从而获得做官资质。总体看，科举取士扩广大了李唐王朝选拔人才的基础，吸收寒族入仕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高门大族贵族参加科举又增加了他们对官僚体系的依赖，凡此种种，皆利于李唐政权的稳固。
据说，唐太宗一次私访长安端门，看见新及第的进士们一个个从榜下走过，欣喜异常，说“天下英雄入我毂中”。著名唐史学家岑仲勉说，网罗天下英豪“本封建统治阶级集权之目的，行科举则国库不需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是专制政体发展最适合之转进”。
其实，科举不光对封建统治阶级集权有利，对任何政权而言都有树立权威、打击特权、网罗人才的功效。科举自唐至清延续不辍，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中特设“考试权”，西方文官制度间接地受到科举制启发，当今世界多数国家设有公务员考试，绝非偶然。
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兵权是否掌握于朝廷尤其是皇帝手中，向来是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汉末的州郡长官凭借麾下兵力割据一方，最后形成“三国演义”。东晋大贵族桓温居功自傲，凭借手中兵权欲逼皇帝让贤，其子最终叛国自立，建立“桓楚”政权。唐代开国君主有鉴于此，从制度设计上有所防范。
中唐以前实行“府兵制”，具体说，是由唐廷在全国尤其是长安周边设立规模不等的600多个军府（屯兵之地），从经济、人丁条件相对较好的民户中选拔府兵兵员，免其租税劳役；府兵们自备基本武器，平时务农养家，并赴长安履行宿卫义务，战时由将军统领出征获取军功。在此制度下，武将并不长期统领固定军队，将、兵多数时候分离；同时，唐武将立功，以勋爵奖励而不授实官实职，武将不太干预朝政，这显然有利于李唐王室抓牢兵权、防止武将做大。
树立权威、强化集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功不易，溃败却悄然而至。瓦解贵族势力是一场持久战。有唐一代，世家大族仍在政坛混得风生水起，崔、卢、郑、李等大姓涌现了包括宰相在内的大量高官，社会生活中崇尚贵族的习气弥漫难消。
9世纪上半叶，唐文宗为太子向宰相郑覃孙女求婚，后者不仅不嫁太子，还嫁了九品官崔皋。文宗喟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
大约从唐玄宗开始，府兵制逐渐垮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太平盛世，府兵赴京师宿卫，没有太多事可做，反而变成京城高官贵胄的差役，受人鄙视；太宗至玄宗时期，对外用兵较多，府兵轮番戍边，边地生活艰苦，又被长官盘剥，更顾不上家中农事，遂不断有府兵逃亡，到玄宗天宝年间军府几乎无兵可差遣上交。
杜甫《兵车行》诗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成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描述的就是士兵超长服役、缺少复员和休息的艰难处境。府兵制的瓦解给掌兵将领、节度使乃至日后藩镇登上历史舞台埋下了伏笔。
唐玄宗时期另一个突出的趋势是宰相人数减少。唐初的行政体制是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定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并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三省主官自然为相，故宰相人数至少有四五人甚至更多，唐睿宗景元元年出现过17人同时任宰相的极端情况。
但玄宗主政后，三省主官空缺的情况增多，中书省与门下省合流，尚书省逐渐沦为纯执行机构，宰相人数随之减少，由此使个别宰相具备了独揽大权的条件。最典型的是李林甫。他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任宰相，长达18年。
玄宗后期逐渐沉溺于美人、乐舞与宗教，疏于朝政，加之宰相又少，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程度远超之前的宰相。英国学者蒲立本认为，玄宗朝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李林甫“独裁”。
府兵制解体，三省权力制衡蜕变，擅权宰相出现，皇帝个人生活腐化，都暴露了唐朝中央集权的漏洞与危机。果不其然，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举兵造反，叛军长驱直入，一个月攻克东都洛阳，半年后占领西京长安。唐军屡败，玄宗西逃。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最终结束了，但在其猛烈冲击下的唐廷中央权威再也没能真正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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