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清灭亡前，清廷于全国置九位总督：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和云贵总督。
九位总督分掌清朝二十省，或掌一省，或掌数省：
东三省总督掌黑龙江、吉林、奉天（今辽宁）三省，直隶总督掌直隶省（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两江总督掌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包括今上海市），两广总督掌广东、广西二省（包括今海南省）‘；
闽浙总督掌福建、浙江和台湾三省，湖广总督掌湖南、湖北二省，陕甘总督掌陕西、甘肃和新疆三省，四川总督掌四川，云贵总督掌云南、贵州二省。
清末共有二十三省，除九位总督执掌的二十省外，剩余三省不归总督管，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只设巡抚，不设总督，巡抚为三省最高军政长官。
为什么这三省不设总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山西、山东和河南都位于中原腹地，距离京师都很近，中央可直接对其进行管辖，且周围是直隶、陕西总督区，两个总督的权柄已经很重，三个省给谁管都不合适，所以清廷索性就不设总督，只设巡抚。
作为清朝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总督是当之无愧的“封疆大吏”。
在清朝，能当上总督的，无一例外都是当世人中龙凤，于成龙、李卫、田文静、李鸿章、曾国藩等名留青史的清臣大多数都做过总督。
九位总督，论地位，以被誉为“天下第一督”的直隶总督为尊，东三省总督次之，两江总督再次之，其余总督地位相等；
而要论权势，则当属东三省总督，其余八大总督没有一位可与之匹敌。
光绪年间，清朝龙兴之地东北因采取的旗汉并治的双重行政体制运转失灵，使日俄有机可乘，多半土地被侵占或沦为其势力范围，为挽救危亡，不使东北沦为日俄的殖民地，清廷不得不力图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其重要举措便是将东北在行政体制上与内地行省统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20日，东三省成立。
东三省成立后，清廷置东三省总督，分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
由于清廷置东三省总督目的在于加强对东北的统治，防止东北沦为日俄殖民地，故而清廷赋予东三省总督远比其他八位总督更大的权力。
彼时，清朝内地总督与巡抚非上下级关系，互不统属。
但是，在东三省，清廷却明确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
“省皆仿京部规制，铸行省公署堂印，文曰奉天省印、吉林省印、黑龙江省印。……凡三省公署堂印，应由总督佩戴。”
也就是说东三省总督是高于三省巡抚之上的总揽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的最高军政长官。
正如后人评价说：“盖除封建时代割据一方之诸侯，殖民地镇压异族之总督外，权任未有若此者。”东三省总督手握的权势无疑是清朝九位总督中最重的那一位，无人可与之匹敌。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十九日，东三省总督的权势再进一步，在奉天巡抚程德全调任江苏巡抚后，清廷遂裁撤奉天巡抚，以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
此时，东三省总督的权势达到鼎盛，权势为天下总督之最。
本文，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担任过这天下总督之最的东三省总督，说说他们的结局。
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清朝决定置东三省总督后，首任东三省总督就是后来被称为民国“文治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到任后，为复兴东北，将日俄势力赶出东三省，推行惩治腐败、更像吏治、发展经济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对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并大胆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
时清宗室成员载涛自欧洲回国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盛赞其“非它省疆吏所及。”
在徐世昌的励精图治下，一时间东三省一改往日的糜烂之风，“一隅之地，人才济济”，焕然一新，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民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时人称为“徐世昌新政”。
在对东三省内部进行改革的同时，面对日俄的悍然入侵，徐世昌予以坚决反击，寸步不让：“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
一次，日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朝界（朝鲜当时被日控制）。
徐世昌知晓后，没有退缩，立即命令时任东三省军事参议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本阴谋落空。
徐世昌主政东三省期间，有效地遏制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使中国疆土免遭侵蚀。
宣统元年（1909年）2月8日，政绩斐然的徐世昌在宗室载涛的力荐被调往中枢，接替他的是云贵总督锡良。
徐世昌到中枢后，被清廷委以重任，先是任协办大学士，并入军机处为军机大臣，成为清朝名副其实的宰相，后又升任体仁阁大学士，成为了当时最受清廷信赖的汉人枢臣。
然而，徐世昌虽具备成为贤相的能力，但清廷却已不具备成为这位贤相施展才华的平台。
徐世昌执掌中枢初，欲行新政，对清朝来个从头到脚的大手术，彻底改头换面，然而清廷内部早已烂到根里，绝非是一场改革能够挽回的。
此时改革，别说那些顽固的皇族宗室不同意，即便他们支持徐世昌改革，最多也只能让清朝多苟延残喘几年。清朝的灭亡绝非是单纯的体制问题，而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挽救。
徐世昌是何等人物，他又岂能看不出清朝已是日薄西山，如果当时的皇族宗室百分之百支持他，他或许还会再替清朝卖一回命，然而当时的皇族宗室基本就不听他的，依旧我行我素。
皇族宗室的行径预示着清朝已无可救药，连主人都不关心自家死活，外人着急又有何用呢？
清朝既然无可救药，徐世昌自然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当时被清廷赶回老家的北洋六镇统帅袁世凯的身上，决定把筹码放在他的身上。
袁世凯与徐世昌曾是上下级关系，且袁徐两人互有大恩。
时，31岁的徐世昌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因为不得大学士李鸿藻的重视并被其压制，徐世昌在翰林院几乎坐了近十年的冷板凳。
袁世凯的保举，徐世昌这才得以离开翰林院，任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总揽北洋六镇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则代理其职。
袁世凯为什么要保举在当时基本属于默默闻名的徐世昌呢？
袁世凯能够被委以督练北洋新军这样的要务，徐世昌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徐世昌，大概率不会有后来的北洋军阀首领、民国总统袁世凯。
徐世昌与袁世凯可以说是相互成就，徐世昌推举袁世凯督练新军，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袁世凯保举徐世昌新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言归正传。
在徐世昌的运筹帷幄下，清廷被迫起复袁世凯。
之后，徐、袁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联手夺下清廷军政大权，最后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迫使宣统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遂亡。
民国成立后，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国务总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非徐世昌莫属，可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徐世昌没有在民国政府内任职，而是选择急流勇退。
期间，袁世凯曾于1912年、1913年两年数次邀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徐世昌为什么要在帮助袁世凯坐上总统大位后，突然急流勇退？
原因有二：
一、徐世昌对前清仍有所念，如果前清刚亡便立刻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说不去；
二、当时的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宝座也没有坐稳，徐世昌怕现在出山，不但要背负弃清的骂名，还有可能要承担袁世凯失败的责任。
所以，对他而言，与其这样担惊受怕，倒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1914年，随着袁世凯取得镇压“二次革命”胜利，袁世凯又以国务卿之职相邀，徐世昌再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于1915年5月答应出山，任北洋政府国务卿，时人称之“徐相国”。
然而，没过多久，因为袁世凯意欲恢复帝制，徐袁分裂，徐世昌辞去国务卿，再次隐居。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再次出山，出面调解“府院之争”。
1918年，因为段祺瑞、冯国璋两方互不相让，谁也不让谁，民国第二届总统选举陷入胶着状态，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双方僵持不下，对于民国政府而言不是好事，于是威望甚高且资历也足够的徐世昌被推选出来，当选为民国第二届总统。
在位期间，徐世昌竭力想要结束内战，谋求南北和解，为此使出浑身解数。
徐世昌能力有，但是为人太过圆滑，做事总是想面面俱到，两面都想讨好，谁都不想得罪。
彼时，张勋复辟时，徐世昌的做法就着实让人有些“不耻”。他既想讨好北洋军阀，又不想得罪清室，先是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后又竭力为溥仪脱罪，想要继续保全清室。左右逢源的徐世昌，因此被人戏称为“水晶狐狸”。
更为离谱的是，徐世昌当选民国的总统，居然去请示早已退位的宣统溥仪，“得其恩准”。
徐世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得前清遗臣的好感。
明明是民国的总统，却要去请示前清的皇帝，也难怪当时很多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如此之举动，实在让人有些“不耻”。
人是做不到面面俱到的，更做不到两面讨好的，往往会适得其反，甚至是两面得罪。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直系大胜，两面讨好的徐世昌被直系军阀赶下台，至此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40余年的政治生涯。
被赶下台后，徐世昌迁居天津英租界过起了寓公生活，自此不问世事。
当然，徐世昌虽然做事总是想要面面俱到，两面讨好，但也仅仅只是针对国内的同胞，面对外敌，他从来都是强硬对待，未曾有过半点讨好之心。
七七事变后，徐世昌就一再对外界说：
“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之后，日寇曾邀请徐世昌出任伪华北政府首脑，对此徐世昌严厉拒绝，连面都不跟日寇见。
日寇见徐世昌拒绝与自己见面，便又想着靠溥仪来让其答应出任伪职，徐世昌曾经对溥仪的确无比恭敬，但是在国家大义上，纵使是溥仪，徐世昌也丝毫不给面子，愤然拒绝。
1939年6月，徐世昌因膀胱癌病逝于天津，享年85岁。
徐世昌死后，归葬辉县，未修墓，墓前仅树立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
“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徐世昌这一生有功也有过，但总归是私德有亏，大节无亏。
第二任东三省总督——锡良
宣统元年（1909年）2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往中枢后，云贵总督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
锡良是晚清一位政绩颇佳，贡献也颇大的封疆大吏。
为官三十七年，锡良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著称于晚清官场。
任职云贵总督期间，仅仅只是两年的任期，锡良便为云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整顿吏治、大兴教育、整顿军备、发展经济、禁止鸦片，云贵在锡良的治理下，经济、教育、民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正因为他在云贵期间政绩颇佳，且官声也很好，所以徐世昌调任中枢后，锡良便接任了这“天下第一”的东三省总督职位。
锡良就任东三省总督后，肃吏治，整军备，理财政，清盐务，东三省由此走向了繁荣。
在任期间，锡良对东三省存在的军纪涣散、教育落后、财政拮据等问题进行了大力的整顿，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宣统二年（1910年），中俄边境发生鼠疫，并很快蔓延到东三省，好在锡良应对得当，调集东三省全力投入灭鼠疫的活动中。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锡良成功带领东三省遏制住了鼠疫的蔓延，东三省免遭生灵涂炭，东三省全民也得以逃过一劫。东三省总督2年任期，锡良给东三省军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然而，在清末这个乱世，朝廷上下皆是腐朽气息，锡良这个能臣干吏发挥的空间很小。
东三省不比其他总督区，这里是清朝的龙兴之地，遍地都是旗人，又有日俄列强的身影，要想管好这里实在太难。
原本以锡良的政绩和官声，东三省总督任期不可能只有2年的时间，但是锡良眼见自己在东三省根本不可能跟在云贵那样大展宏图，且朝政日渐败坏，民心日渐离散，他又无法挽回，所以锡良心灰意冷下最终决定离职休养。
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清廷同意锡良的请辞，由四川总督赵尔巽接任东三省总督。
辛亥革命爆发后，锡良曾短暂担任热河都统，但不久清朝便亡国，自此锡良隐居不出。
1917年，锡良因病去世，终年66岁。
锡良是晚清满人官吏中少见的能吏，他清廉正直、勤政务实，一生不为大势所趋，不媚同僚之俗，在清末这段腐朽的历史中留下了闪亮的一瞬间。
末代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宣统三年（1911年）6月，锡良请辞后，四川总督赵尔巽接替锡良任东三省总督。
对于清朝而言，赵尔巽既是能臣，也是忠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期间，他成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银号，发行纸币，使盛京也就是后来的奉天省，财政大为改观。
宣统元年（1908年），赵尔巽任四川总督，上任后他着重对四川财政，及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进行改革：设“经征局”清理财赋，使四川财政裕平；设“平夷局”联络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感情，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衷心拥护。
宣统三年（1911年）6月，赵尔巽转督东三省。
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受其影响，清朝各省革命气氛热烈，革命党人纷纷于各省预谋起义，湖南、广东等十五省通电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东三省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也准备约定时间举义响应，赵尔巽知悉后，迅速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准备镇压。
此时，东三省革命党人见赵尔巽已经有所准备，加之本身实力不足，尚不能和东三省军面对面硬碰硬，所以被迫转入地下。
因为有赵尔巽的存在，东三省是当时少数仍归清朝统治的总督区。
他对清朝忠心耿耿，极力反对共和，对革命党人采取强硬态度，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调集大军镇压，绝不留情。
赵尔巽对大清朝是忠心耿耿，也极力想要替大清朝保下东三省，但大势不可违，清朝的败亡是注定的，非人力所能强求。
民国成立后，反对共和的赵尔巽自然不被革命党人所容忍，杀他都不为过，不过由于当时局势不稳，且多方势力相互牵扯，错综复杂，所以赵尔巽侥幸逃过一死，只是被解除职务。
袁世凯成为民国总统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势，广邀前清遗臣辅佐，其中就包括在青岛隐居的赵尔巽。袁世凯以国史馆馆长一职邀请赵尔巽来京就职，赵尔巽答应其邀请。
之后，因袁世凯想要通过纂修清史来拉拢清朝遗老，赵尔巽遂担任清史馆馆长，开始编修清史，此后无论外面的风云如何变化，赵尔巽始终将心思都投入清史的编修当中，试图以此来报答前清对自己的厚恩。
1927年，赵尔巽花费大量心血的《清史稿》终于付梓。同年9月3日，赵尔巽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次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置东三省总督后，历三任总督：徐世昌、锡良、赵尔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