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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2年5月到1943年10月，史迪威在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大力支持下力劝蒋介石接受其计划。但是在华盛顿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甚至那些对史迪威基本持同情态度的人，都拒绝考虑改组中国军队这一棘手问题。
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心理战联合委员会认为，蒋介石固然是一个独裁者，但没有一个“合适的”保守派领袖或联合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只有共产党人想必能够担当这个角色，但他们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
总之，缅战失利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美国的政策之间实际上产生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
1、雪上加霜的矛盾
美国一方面需要支撑中国抗战，但是受制于全球战事吃紧对美国军工生产能力和运输工具的巨大需求，受制于先欧后亚战略中中国所处的次要地位，受制于美国和蒋介石都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从根本上解决援华抗日的根本问题，结果只能仰赖唯一的空中运输线路和仅有的一支活跃在中缅印战区、拥有100多架飞机和驾驶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来给蒋介石提供继续抗战的精神的和物资的鼓励。
而“驼峰”空运本已不堪重负，特别是由于雨季无法飞行和部分飞机被调去向难民空投食品，运输机平均一个月只往返中国两趟，结果，飞机、驾驶员、军火严重短缺，航行更加困难。
到1942年春承诺给中国的租借物资有149000吨积压在美国，45000吨还堆在印度无法运到中国，运进中国的吨数一直少得可怜。
罗斯福曾经承诺每月给中国以450架飞机(轰炸机与运输机)之援助，但迟至6月17日，第十航空队所交之飞机只有500架。运抵中国的物资吨位5月份只有80吨，6月份106吨，7月份73吨。
美国对蒋介石的承诺很多无法兑现。蒋介石的不满在所难免，而美国为了安抚蒋介石往往会作出新的无法兑现的承诺，这种情形日积月累，终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这种爆发的导火线是美方将本该运到中国的第十航空队的轰炸机转运他处。
事情的起因是隆美尔6月21日占领托布鲁克，苏伊士运河、中东和绕过好望角贯通印度和中国的运输线危在旦夕，再次出现了德军突破防线打进中东的危险。
24日史迪威接到华盛顿的指令：
由第十航空队司令官布里尔顿率领全部可用的重型轰炸机和一些用于“驼峰”空运的运输机及必要人员立即前往中东驰援。同时，另一个正在来华途中的轻型轰炸机中队也被扣留在埃及待命。该指令是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决定的，事前并未通知蒋介石。
这一事件严重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和大国首脑的尊严，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夫妇的敏感神经。
宋美龄对“英国每遭到一次失败，就拿走一批中国的装备”气愤不已，愤怒地表示，“既然如此，中国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了”。
蒋介石要求美国和英国“明确回答，是否认为中国还是盟军战区之一”。
史迪威便成为蒋介石发泄不满的对象。
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所允援华物资之数量，执行者十不得一”，他不怀疑罗斯福总统的诚意，但是质疑史迪威是否已经向罗斯福转达他的要求。
史迪威把上述谈话报告华盛顿后，罗斯福急忙于27日致电蒋介石澄清误会。罗斯福首先进行解释说：
“调用美国空军第十航空队重轰炸机驰援埃及只是应急措施，一旦保卫交通线的空中力量得到充实，这些飞机将交还第十航空队使用。至于A-29式轻型轰炸机，现在卡东待命，尚未决定在何战区使用。在印度的空军中型轰炸机与驱逐机仍用于支援贵国军队。”
罗斯福最后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及其同盟国都确信中国为反法西斯重要盟国，并视维护中国战区为击败敌人最为重要的步骤”。
但这并未让蒋介石感到满意。
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三个要求：
“三个美国师应于八九月间抵达印度，协助中国军队收复滇缅公路；从8月份开始，中国战区的空军应配备500架飞机以持续前线作战，通过不间断的必要的补充来维持其实力；从8月份起，空中运输应为每月5000吨。”
对于蒋介石的三项要求，美国没有立即给予回复。
两日之后，蒋介石要求从在中国注册、由中美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从租借法内所得运输机中，调拨两架租借飞机供蒋介石个人使用，遭到史迪威拒绝。
7月2日，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对于蒋介石有无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发表意见，史迪威当即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阐明自己的职权，其中之一就是负责租借物资的监督和调拨，并代表军火分配委员会决定租借物资移交给中国的地点和时间，只有将所有权转移之后，蒋介石才能支配。
这是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新近授予史迪威的特权。宋子文并没有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情况。
史迪威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此后蒋介石拒见史迪威，对史迪威呈交的文件亦不回复，蒋史关系顿时陷入僵局，中美合作出现第一次危机。
2、灭火者——居里
早在1942年5月，蒋介石就屡次要求罗斯福遣使来华。他原本属意的人选是深得罗斯福信任的总统特别助理、时任军火分配委员会主席霍普金斯。
6月1日，罗斯福以霍普金斯健康原因和重任在身不能前来为由拒绝了派他访华，而后居里毛遂自荐，得到总统批准。
居里于7月20日抵达重庆，8月7日离开。在为期半个多月的访华过程中，他与蒋介石进行了多达14次的会谈，内容涉及中美关系的诸多问题，重点是史蒋矛盾、援华物资及中国的大国地位等问题。
(1)史迪威问题
对于史蒋矛盾，史迪威与蒋介石各有说辞，互相指责。史迪威不满意蒋介石架空自己的指挥权，蒋介石也不甘心租借物资调配权由史迪威掌控。蒋介石坚持认为史迪威作为参谋长是其僚属，应对他服从，而史迪威即使被誉为“中国通”，也难以摆脱美国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文化优越感，其对中国的现实和蒋介石缺乏应有的“恭敬”。
在蒋介石与居里的会谈中，蒋介石不仅历数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阳奉阴违、知情不报、抗命不遵的桩桩件件，还列举了史迪威在第十航空队转飞埃及之类事情上的处置失当等问题。但蒋介石最为不满的是史迪威的双重身份问题。
美国陆军部对史迪威身份的定位是在中国战区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同时是中、缅、印战场美军的司令官；在军事会议上是美国代表；还负责监督与管理美国援华租借物资。
在1942年5月之前，援华租借物资只要驶离美国港口，其所有权便转至中国，但5月份以后，即便租借物资驶离美国到达印度甚至中国，其所有权仍归美国，需等史迪威作出安排以后，才可以划归中国使用。
这项更动，美国事前并未与蒋介石商讨，事后亦未知会蒋介石，这不仅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租借物资的自由处置权，而且使蒋介石感到备受轻视，无法忍受。
到1942年夏天，居里已与中国人打了一年的交道，对中国人的方式和态度非常熟悉了。为了平息蒋介石的怒火，居里首先肯定史迪威的尽心尽责，同时亦承认史迪威为一位好大喜功之人，但是表明他其实还是很乐意当蒋介石的参谋长。居里解释说，史蒋矛盾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双方对参谋长的职权定位不同而不是史迪威的过错：
“盖中美两国参谋长所任之职务实截然不同。美国之参谋长，实际负指挥军队之职，且在前线有便宜行事之权；而中国之参谋长则不然。实际指挥军队之事，由钧座亲自为之，为钧座参谋长者，只奉命执行例行事务而已。因此观念之不同，欲调整钧座及史将军间关系而得圆满之办法实至困难。”
他还提到两国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认识。尽管如此，居里回国仍然反馈了蒋介石的意见，向罗斯福提议更换史迪威。
对于史迪威享有“何时何地转让”之权，居里为罗斯福开脱，将责任推到宋子文身上，断定由于宋子文没有准确将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的决定及时转达蒋介石，才引起了双方的误会。蒋介石在谈话中曾向居里表示，“予已不忆宋部长曾否有此项报告电予”，或言，“尚未接此电”。居里抓住这点，把责任推到宋子文头上让宋子文当了替罪羊。
史迪威曾向居里反映被蒋介石“架空”指挥权之事。居里在与蒋介石会谈中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钧座直接通信指示缅甸前线将领，及嘱彼等转递史迪威将军函件，似皆使美国指挥长官陷入困难异常之地位”。
蒋介石对此自有说辞，他承认确有向前线发送函件之事，但是认为这并非发号施令，史迪威有最后决定权，甚至说是为了节省时间，才没有将信函直接送到史迪威手中，本是协作史迪威之意，不想却招致误会。
居里针对蒋介石的不满，提出了调回史迪威的问题，但他的重点是在向蒋介石阐明此时调回史迪威的诸多不利：必将延误拟议中的反攻缅甸计划；将多少影响中美友好关系；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即便找到接替他的人，也未必能与蒋介石配合默契等。
经过居里一再解释、疏通，蒋介石权衡利弊，决定与史迪威缓和关系。8月3日蒋介石接见了史迪威，蒋史僵局才得以打破。
(2)援华物资问题
援华物资是居里与蒋介石谈话的另一个中心问题，主要谈论的是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
有关援华物资的数量问题，在7月26日的会谈中，居里解释说：
外界传言美国每月生产4000架飞机的数字，实易令人发生误会，其实其中的大部分只够训练之用。实际可供使用的飞机每月只有1500~1600架左右，而美国在世界各地承诺很多，很难一一兑现。
蒋介石又进一步反问：
既然美国每月可生产实际可用飞机1500架，每年便可生产18000架。中国只要求500架和每月5000吨的空运量，与英、苏对美国的要求相比，“不啻沧海之一粟耳”。
蒋介石不肯让步，强调中国只要求与其他盟国享有平等待遇，称如果他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数量不能满足，那么唯一结论就是中国未被视为战区，亦未被视为一同盟国家。他还软硬兼施，以中日和谈为杀手锏向居里施压。
蒋介石提及：
“日本曾向我建言…停止战争，以平等合作伙伴之地位，由中、日两国共同领导亚洲新秩序，我人断然拒绝之”，如果美国连中国的最低要求都不能满足，那中国“何以应战？何能持久”？
(3)中国战区的地位问题
中国战区的地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实质。
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下，中国必不能与美、英平起平坐，在获得美援等诸多方面势必处于劣势。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要彻底提高其地位，一是要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二是争取使中国成为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成员。
7月30日，蒋介石希望居里向罗斯福报告他要求修订先德后日的战略构想，所持理由是美国为反侵略战争的中心，在日本没有侵略夏威夷、中途岛、阿留申群岛与威胁阿拉斯加之前，美国以欧洲为重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的情形已完全不同，日本不仅偷袭美国领土，而且侵占美国外围太平洋上各岛屿，故美国现在的首要敌人是日本。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地理上，美国都应该先解决日本问题。蒋介石的说辞当然不可能使罗斯福改变盟国的大战略。
蒋介石认为中国战区不受重视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中国被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拒之门外。对此居里解释说，不只是中国，即使是苏联也没有参加。
一则因为只有美、英物资生产有剩余，可供给其他联盟国家，中、苏则不然；
二则中、苏均能独立支持抗战，无需与他国商洽战略计划及资源部署等，更何况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只是相互讨论、磋商，而不是对战事进行决定性安排。
蒋介石的要求遭到回绝。
(4)缅甸反攻计划
史迪威和蒋介石达成收复缅甸的基本意向，是居里访华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之一。缅甸败北以来，史迪威一直酝酿反攻缅甸。
7月18日史迪威起草完成了收复缅甸的计划，19日交给蒋介石。
史迪威的计划融入了蒋介石在重庆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思想，其基本构想是：
中英联军从印度、孟加拉湾和云南对缅甸实施三路进攻、海陆夹击：英国海军控制孟加拉湾，在仰光登陆，由南向北向曼德勒方向出击；英印军、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向曼德勒方向出击；中国军队从云南向西进发，向曼德勒方向推进；如有可能，美军亦可加入夺取仰光的战斗。
史迪威计划于1943年打通从缅甸进入中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同时在中国南部或印度支那开辟港口，以便各种急需的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
如果该目标得以实现，那么1943年就可以解除日军对中国的封锁。一旦夺取缅甸，史迪威相信，发动空中攻势，对日本本土实施惩罚性打击便为期不远了。
虽然蒋介石并不认为反攻缅甸为当务之急，但是如果英、美均愿反攻缅甸，打通国际援华通道，对中国抗战的好处自不待言。7月27日蒋介石口头同意史迪威的计划。
8月3日，居里和蒋介石、史迪威三人就史迪威所提出的缅甸三路作战计划进行了讨论。蒋介石在重申他对美国的三项要求时，正式赞同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他说：
“余之所以坚持必得最前线空军飞机五百架及完成每月空运物资五千吨之计划者，实欲于进攻缅甸之前，能具必胜之把握。倘无此最少限度空军之掩护，余实不能下攻击命令”。
同时，蒋介石表示，为了确保反攻计划成功实施，英国必须采取两栖登陆行动占领安达曼岛，控制孟加拉湾，为中、英地面部队的进攻提供空中掩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史迪威陪同居里前往印度考察一个月，以作出更完善的作战计划，并调查在印中国军队训练、配备以及其生活状况。
只不过，居里、史迪威和蒋介石达成的原则协议还有待美国政府的认可和英美政府的“商洽”。
(5)其他相关问题
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苏关系、战后安排等问题。关于中英关系，蒋介石一再强调与英国的平等地位，指出中国现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而英国对中国仍持陈见，将中国与其自治领等量齐观。
他还对1942年以来没有得到英、苏两国的任何帮助表示不满，尤其对英、苏有将中国东北划为缓冲国的嫌疑持有强烈义愤，一再强调“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识”。
总之，蒋介石要求英国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和帝国心态，要求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要求苏、英对中国平等相待，不要对中国领土存有非分之想。
惟其如此，中英关系、中苏关系才能得到改善，合作方能融洽。至于战后安排，蒋介石表示，中国只求“平等”二字，只求不再沦为次等地位。
蒋介石还明确表示，中国得益于美国支持成为四强之一，肩负重任，定当坚持不懈，顽强抗敌，与盟国一起争取最终的胜利。
他还向居里表忠心说：
“中国决不参加美国不愿签字之任何国际协定，惟美国参加之协定，中国始愿为签字国。”
尽管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有很深的根源，其解决难以一蹴而就，但居里此行，确实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具有相当的意义。
它缓解了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增进了中美双方的了解和互信，推动了美国对中国战场的重视和加大了美国的援华力度，使两国的合作得以在战争环境中继续推进。
3、盟国内部的矛盾
1942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岛登陆，开始瓜岛之战。4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向参谋长联席会建议考虑实施反攻缅甸、重开缅甸公路的计划。陆军部作战司亦于8月14日建议马歇尔审核蒋介石的三项要求及史迪威的缅甸反攻计划。
陆军部作战司完全同意并强烈推荐史迪威和马格鲁德所提议的办法，即对华租借援助将视中国政府满足一定的条件而定，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基于交换，亦即中国要想得到租借物资，必须先行军事改革，中国只有用战绩才能换取更多的援助。
马歇尔和史汀生赞成这种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并建议总统采纳。8月下旬马歇尔将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先后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并建议于雨季过后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实施夺取缅甸的战役。
鉴于居里访华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政府准备就蒋介石的三项要求正式作答。10月10日，罗斯福承诺在1943年年初为中国战场提供500架战斗机，外加用于“驼峰”空运的100架运输机，但是明确告知不能派美国地面部队到中缅印战场。
罗斯福还告诉蒋介石，美国计划竭尽全力建造一支在华美国空军和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以联合夺取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配合。罗斯福对三项要求的答复激发了蒋介石对反攻缅甸的积极性。
蒋介石承诺中国将投入15~20个师从云南发动进攻，同时提议美国和英国投入5~7个师加上伞兵部队从印度发动正面进攻，并发动两栖登陆行动夺取仰光，先决条件是，盟军要取得孟加拉湾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以保证仰光登陆。
史迪威于是前往印度同韦维尔磋商，一为蓝伽训练计划，一为反攻缅甸方案。
蓝伽训练计划是史迪威反攻缅甸计划的一部分。
在史迪威看来，既然无法指望美军在缅甸派遣地面部队，英国也不可能通力合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军队身上。他提出了利用美国租借物资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
鉴于从印度到中国的现有运输设施不太适合运输大宗机械化装备和重型野战器械，他建议将中国士兵运到印度接受装备和训练。这一计划很快得到陆军部的认可。
蒋介石虽然早在1942年6月就答应送50000人到印度受训，由史迪威以印度比哈尔省的蓝伽作为营地训练中国军队，但是因为三项要求危机，蒋介石在7月2日实际上只同意9000人训练计划，主要是炮兵和重型武器专家，这些人从租借物资中获取装备，拟在反攻缅甸时跟随英国人进攻进入缅甸，然后被派到云南给中国军队提供火力支持。
伴随居里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史迪威又回到原来的大规模训练计划上来，蒋介石也很配合，答应再向蓝伽训练营送来23000人，要求史迪威限期于1943年2月训练出两个整师、3个炮兵营、1个工程兵营、1个炮兵营和为30个师输送1500名教官。
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印度战区总司令韦维尔和英印殖民当局的反对。英印殖民当局对驻印中国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充满疑惧，担心这会使一直困扰他们的亚洲民族主义的幽灵会演变成一场争取印度独立的积极的军事运动，而蒋介石对印度国大党的浓厚兴趣也加剧了英国人的不安。
此外，他们非常不希望得到租借物资供应而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和英印殖民当局所能提供的印度部队形成鲜明反差。韦维尔对于缅甸反攻也态度消极。他列举了一系列后勤方面的困难，如阿萨姆地区的铁路和其他水陆交通运输能力低下，雨季使之更趋恶化，疟疾等疾病流行导致的部队病员率居高不下，中东战事紧张使原拟拨给印度的飞机、部队和装备被调到中东，等等。
他提出了英方的计划：在若开南部海岸尽早开始进攻，旨在夺取阿恰布。为了迫使韦维尔同意史迪威的计划，马歇尔将此事提交驻华盛顿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迪尔爵士,要求他出面干预。迫于美方的压力，英国战时内阁不得不下令英印殖民当局同意增加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军队人数。
韦维尔也原则上同意以史迪威的计划为下一步讨论的基础，但仍坚持南部缅甸的收复需要海军掩护，不如先攻北缅。由于韦维尔的反对，中国驻印军的进攻路线改为占领密支那——八莫地区以取得密支那的机场，并与从云南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会师。
因为中国人将在利多扎营并向胡康河谷推进，双方约定美国人将担负修筑从利多到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到密支那的公路，并使之最终与缅甸公路连接起来。
从印度的利多向东经新背洋到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一线，就是不久前中国军队撤退时遭受严重伤亡的野人山区，此路“菁丛蔽天、蚊蚋遍地、蛇虺出没、山岭崎岖，行军已大艰难”，补给更为困难。尤其重要的是，作战目的不在夺取仰光，而在占领密支那。对中国来说夺取仰光，事关中国海上通路，为此目的中国可能不惜动用三十余万之大军，拼死一搏；而夺取密支那，与国际通路并无直接关联。
这对后来蒋介石对缅甸战役的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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