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会背诵这首石灰吟的人肯定很多。但是对于它的作者于谦，了解的人可能就少一些了。
于谦,字廷益,是浙江钱塘人，宣德初年,任御史。他才干出众，曾在出巡江西时为数百囚犯雪冤，又在担任河南、山西巡抚时兴革事宜，大明朝廷很是器重他。特别是在明英宗被俘后，他主持军务，部署各地兵马及指挥北京保卫战，调度得当，身先士卒，最终保全了大明朝的江山。然而如此一位功臣,却含冤被杀。
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他大权独揽,广植党羽,稍不如意就乱用刑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此时,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其首领也先多次率军对明朝进行骚扰。正统十四年，也先部落两千余人朝贡。王振却视同儿戏，随意压低马价。这给了也先起兵南下的借口。
前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当年七月,脑袋发昏的明英宗和王振率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八月，王振强令大军北进，招致蒙古骑兵围袭，大败。最后在土木堡被蒙古大军包围,英宗被俘,大臣公侯共有五十余人遇难，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损失十分惨重。当然罪魁祸首王振也在乱军中被部下斩杀。
朝廷收到皇帝被俘的消息后惊恐万分。孙太后命群臣想破解当前局势的办法,翰林侍讲徐理提出南迁,当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难道不见宋室南渡后事乎!”他主张重新整顿军备，坚守北京。于谦的建议最后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孙太后颁下懿旨，令英宗弟弟朱祁钰监国,于谦为兵部尚书,调集各路兵马,准备抵抗。
于谦主持军务，明令指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不准轻易打开关口迎纳英宗，且指挥调度得当，使也先部没能在英宗身上捞到多少好处而大失所望。
然而面对皇位的诱惑，在权力加强后监国朱祁钰有了取帝位自居的意愿。同时因一国无君,政令的下发确实有很多不便。故九月初一群臣请孙太后立朱祁钰为皇帝。孙太后虽然十分不愿,但出于无奈，只得同意了群臣的要求。这时朱祁钰却假意推辞，试探群臣的决心，他担心英宗回来后问题变得复杂。一心为民为社稷的于谦站出来代表群臣恳切劝说，九月初六，假意推辞的朱祁钰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景帝,尊哥哥英宗为太上皇。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杨善出使蒙古,迎回了英宗。但是一回到北京，朱祁钰便将他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武清侯石亨见皇帝病重，就动了谋取大功的念头。他找来亲信杨善、太监曹吉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商议策划，随后征得孙太后的同意，十六日晚从南宫中救出了被软禁的英宗。十七日早朝时，上朝的大臣看到英宗出现，面面相觑，最后也没有一人敢反对，只得跪下,三呼“万岁”。
英宗复辟后，重重的褒奖了帮助自己复辟的大臣，同时也没忘记惩治景帝倚重的大臣。
兵部尚书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首当其冲的被下了狱。因为于谦在他被俘后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他还带头拥立朱祁钰为帝。小心眼的英宗怎么可能放过于谦呢。
于谦下狱后，石亨等人落井下石，诬告说于谦与黄纮等人谋议更立东宫太子，又与太监王诚等人谋立襄王之子为帝。都御史萧维桢主审此案,他揣测圣意，为讨英宗欢心，居然助纣为虐判于谦等以谋逆大罪而处死。王文不肯认罪，还试图申辩。于谦苦笑道:“是石亨等人的用意,再辩也没有用处的。”的确石亨等人是仗着皇帝的权势及心意为于谦等人特意罗列的罪名。于谦、王文等人再怎么申辩也是于事无补的。
英宗复位的第六天，下令将于谦、王文午门斩首，并没收家产，家属流放边关。抄于谦家时，他家无恒产，清贫至极， 只有一些书籍。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并主持朝政数年,家中仍如此清贫,可想而知于谦的清廉。
于谦被害后灵柩被后人运回了故乡杭州，葬于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与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墓相伴。于谦的从最初的文官，到后来的兵部尚书，一心为民为社稷，后世人为表达自己的对他的悼念和称颂，写下了“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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