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伐魏之战。后世常有人评论，认为蜀国实力不敌魏国，况益州险固，宜守不宜攻，诸葛亮六出祁山，跋涉远伐，劳而无功，徒耗国力，非智者所取。就连陈寿亦说“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认为诸葛亮奇谋将略为短。
其实，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北伐之举。尤其是首出祁山无功，未及一年即进行二次北伐，更是遭“议者谓为非计”，当时诸葛亮上《后出师表》即为对此所作之回应和辩护。然则北伐之举是否应当，诸葛亮是否真是奇谋为短，将略非优？对此只要举出《后出师表》中所列理由，即可明白无疑，陈寿之评价实非公允。
不说政治上“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理由，单从军事角度而论，北伐之举亦属必须，其基本理由即如表中开篇所云“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此外文中“此臣之未解者五”这一点又具体指出，其时蜀中重要人才已丧不少，而这些都是“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假使一味坐守，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又当何以图敌？“未解者六”则又指出“劳与费正等”，一州之地，势难与贼持久，故及早图之，势所必然。一者人才，一者资费，这两个方面也决定了北伐之举的正确性。
上述理由可谓合理充分，十分有力，对此又怎能说北伐之举非计，武侯将略非优？而将这些理由归结为一点，即为：现阶段敌我实力对比相对有利，北伐之举宜早非迟，宜行勿废。而且诸葛亮的首要目标只是占据陇右，此步实现，既能增进国力基础，又可居高临下进逼对方侧翼，即可颇占优势。实际上，第一次出祁山时曹魏陇右和关中力量空虚，本来是可以成功的，坏在用人不当，马谡误事。而此后曹魏既已有备，这才基本没了胜望。
其实以诸葛亮之智慧见识，自然亦知首次北伐失败后即胜望不大了，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足为其心声所代，而其所寄望者，则为“夫难平者，事也”，尽人事凭天命而已。此中凛然悲壮之气，千载之下兀自动人心弦。
不过，我们从纯军事角度说，诸葛亮希望所寄自然还在攻势实施方面，就每一次北伐而言，虽然总体实力上不占优势，但还可以从具体态势上争取主动权，这属于攻势实施方面的问题，后文再加讨论。假使说陈寿所评“亮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并非无由，也只能是在攻势实施方面，而不能是在攻势时机方面。
事实上，《三国志》作者陈寿很可能并未看过《后出师表》，因为诸葛亮本传中载有《前出师表》而无《后出师表》，诸葛文选中亦不见选录，《后出师表》是出于张俨的《默记》，以至有后人据此认为《后出师表》为伪作。我个人是认为，伪作的可能性极小，原因无他，这样好的文章必然出自大手笔，大抵只有诸葛亮本人写得出来（试看《隆中对》和《前出师表》，诸葛亮文才极高，少有人及）。而假使陈寿看到此表，则其对武侯之评价有所不同，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