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开始后，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致使中华大地上的大量物资和设施都有了资敌的可能。
湖南省会长沙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储备了大量战略物资。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长沙市人口从1934年的38万人骤增到50多万。
为应对日寇的进犯，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焦土抗战”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即当日军攻入距长沙市不到15公里的时候，放火将无法带走的物资和设施烧毁，防止其被日军所用。
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
大火前的长沙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
11月12日上午，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随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来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连忙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张治中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为了纵火行动能够万无一失，张治中在11月13日安排一次预演，准备于凌晨四点的时候检阅焚城总指挥、长沙警备司令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做的预习准备。
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100多个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
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
结果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国军的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新墙河”就变成 “新河”了。
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120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
这两个地方相距100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
译电员的这一失误，一下子酿成了大祸。因为按照计划，日军进入城郊15公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
把日军抵达"新墙河"错成距长沙仅3公里的"新河"的消息传开后，一下子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部分纵火人员惊慌失措，不慎引燃了之前准备的燃烧物，熊熊大火一下子烧了起来。
此时，是凌晨2时许。
美国人镜头中的长沙大火
省保安处长许权看到起火，判断是失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于是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文重孚回答说警察与消防队员都撤离了，无人灭火。而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放了，换成汽油。
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当晚焚城总指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的电话又一直占线，没人出面管事，结果任由大火越烧越威。
焚城计划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市民从梦中惊醒后，只能穿越熊熊烈火，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命。
然而，那些夺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生的人们，遭遇也极为凄惨。宽阔的江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拥挤的人群有的被挤到了江里，有的因为船小超载而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天亮时，人们看到一具具尸体顺江飘流，景象惨不忍睹……
更多的人，因街上拥挤的都是人，跑不出去，被活活烧死。
从13日凌晨到17日，这场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才自行熄灭。曾经很繁华的长沙，成为人间炼狱。
全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街巷、房屋被烧，30000多人葬身火海。
长沙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唯一一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
当时《中央日报》在社论中如此说：“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这场大火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一水一火”，国民党政府当年的“焦土抗战”政策可谓是水火并用。他们做事太不认真了，水火并用并没弄死多少日军，都是害了自己人。
长沙也因这场大火，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道，成为了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世界四大城市。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
原来经常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当时的日军暂时已经无力进攻长沙。
国民党政府为了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将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判处死刑，皆被处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则只受到了革职留用之处分。
1939年2月初，张治中卸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出人意料地转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年半后，他升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这也是解放前他政治生涯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下属因大火而掉脑袋，而他却受到了重用。
虽然三颗人头落地，但仍难平民愤。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把上下联以及横批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正好是“张治中”。
笔者看来，这“三颗人头万古冤”一点也不冤。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辩称：“如果没有蒋的电报，我们就不会做焚城的准备；而在作焚城计划时，只注意到焚之不彻底，绝没有料到焚之过早。”言下之意，焚城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来得早了点，如果要说责任，蒋介石才是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