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去长春拍电影
1960年一、二月份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再生记》。齐XX是这部影片里的女一号，需要先期到达做准备，领导就派我陪她一起提前二十几天就到达了制片厂。当时本子还没有整理出来，无事可做，我们两个除了吃饭睡觉就整天看电影，厂子里八、九个放映室几乎都看遍了，不到二十天我们就看了四十多部电影，过足了电影瘾。
在这部电影里乐队还有几个镜头，给我也化了装。
影片描写的是解放前卖艺人艰苦生活的真实情况，唱戏的没地位，受歧视，为了生存，忍着饥饿病痛还得唱戏，结果惨死在舞台上。女演员不忍欺凌，跑到深山老林，后参了军。也有的演员沦落为乞丐，乞讨为生，还有的过于悲伤哭瞎了双眼……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艺人招集起来，增添部分新生力量，重又开始排戏演出。
准备演出《双锁山》时，因双目失明做了教练的武生演员XXX强烈要求出演“高俊保”这个角色。领导考虑他从前曾多次演出这个角色，又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演出前，他让同事扶着他在舞台上用双脚反复丈量。他上场后，领导同事不放心，都在舞台两侧观看。只见他与“刘金定”两个人对完双枪亮相后，站着不动了，东瞅瞅、西看看，又看看舞台上的同事们，再看看观众，就是站着不动，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然，他高兴的喊起来：“我看见啦！我的眼睛看见啦！”
听说他的眼睛能看见了，同事们都跑上舞台与他握手、拥抱，我拎着大锣也走上了舞台。
台下的观众很是疑惑，质问为什么停了、不演了？团长把事情的原委向观众讲清楚后，观众们欢呼鼓舞起来……
停了十几分钟后，演出又继续……
拍片还没有结束，院领导从天津打来电话，让演《挡马》的演员及乐队速回天津，有政治任务演出，并请制片厂领导协助办好此事。
制片厂领导马上派人到火车站联系买票，不巧，当日已没有开往天津的火车，第二天上午有车也赶不上晚上的演出任务。又与当地驻军联系，请求部队帮忙调用军用直升飞机。可是军用飞机能在晚上飞行的有任务，不在驻地。
正在着急时，院领导又打来电话通知：贵宾来津日期有变，不要着急回津了。
这个电话使我错过了一个坐飞机的机会，白白高兴了半天，太遗憾了！
从长春拍电影回来后，我们剧团与河北京剧团一起又到三门峡建筑工地去慰问演出。
（18）给中央首长演出
从1960年到1962年之间，我们团曾多次给中央首长及外国首脑演出，其中有柬埔寨、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及古巴的首脑和外宾。
有一次，由周恩来总理、陈毅老总陪同古巴当时的总统多尔蒂克斯及总理卡斯特罗在天津俱乐部小剧场看过我们的演出。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演出。我坐在舞台上工作，离毛主席座位只有四、五米远。那是一个夏天，气候有些热，在那个时期，剧场内还没有任何制冷设备，就用汽车拉来许多大冰块码放在舞台前面的乐池内来降温，工作人员手拿着温度表不断在剧场内测试，以保证正常的温度。
（19）有一年，我们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到河间县礼堂演出，演出剧目是前、后部《蝴蝶杯》。当后部演出结束后，台下有人大喊：“大家都不要走，他们的戏还没演完呢！‘拉帐子’一场没演，大家不要走，咱们找他们团长问问去，为什么少演一场，为什么骗我们……”不少人跟着一起喊叫。
团负责人赶紧上前解释说：“根据当前社会情况，上边有文件精神，类似这样情景的戏一律不准演，请大家谅解！如果大家觉着戏没看够，我们可以加演一出！”
“不行，加演十出也不行！不演‘拉帐子’我们不答应！”说话间，台下冲上来几个人，喊叫着冲进了后台。
这时，随我们团一起来的原华北野战军军长索XX就在后台的衣箱上坐着，看到几个人冲进后台大喊大叫，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后台来想干什么？”
“我们是疗养所的荣誉军人，找团长问问，为什么骗人，为什么少演一场戏！”
“别找团长啦，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少演一场戏，因为不能演，所以才不能演，听明白了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又不是团长，干嘛从中插一杠子，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
索军长怒火中烧，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是你们军长索XX！你们一个荣誉军人就这么狂，你们看我管得着？！来人，把他们几个拉出去！”
听说是军长，吓得几个人赶紧跪地求饶：“我们错了，我们不知道是您，请首长原谅，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错了……”
“你们依仗着是荣誉军人，就可以鼓动群众闹事呀！有些戏不能演有不能演的道理，怎么叫骗人呢！去，先让台下的观众散了，回去好好写检查，走吧！”
那几个人回到前台，台下还有人在喊叫，他们赶紧走过去，压低声音向台下的人说：“别喊叫了，咱们的军长索XX在后台呢！大家赶快走吧”。
就这样，一场闹剧平息了。
再说说这位索军长。索军长原本姓李，参军前曾是蒙古某部落一位很有名望的王爷，他带领着整个部落的武装力量一起参了军。他领导的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他嫉恶如仇，奖惩分明，部队打了胜仗的嘉奖，作战不利的严加处罚。而对个别藐视军纪、临阵退缩、贪生怕死的就一句话：“把他给我拉出去”，当场就把人给毙了。为此，他本人也受到过处分，后来就不再让他指挥军队，退居到了二线，但仍保留少将军衔。
这位军长爱好戏曲，喜欢河北梆子，退居二线后，几乎天天带着一名司机兼警卫员和一名医生，到梆子剧院坐镇排戏。1962年还随同我团一起到福建前线去慰问。回程的途中，我团在南京演出，天气很冷，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到餐厅吃饭，冻得连筷子都拿不住。索军长就与南京军区联系，给我们每人借来一床毛毯、一件军大衣，我们穿着回到天津才寄回去。
（20）到福建慰问解放军
1962年10月份，我们跃进剧团随河北省人民慰问团到福建前线，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省会天津坐火车走的这天上午还下着小雪，天气还有些冷。坐了一天的火车，晚上到达长江渡口。那时还没有建桥，火车分车箱一一用大船摆渡过江。火车到达福建已是第二天的早上。来时穿的棉衣到这里成了累赘，只好手里拿着下了火车。站台上早有福建文化局的同志在等候，把我们送到福建省人民政府招待所住下。
在省会搞了几场演出后，我们就分成两个队分别到营房去演出。我参加的这个队曾到过福州、泉州、厦门及漳州慰问演出过。漳州这个地方是个风景非常美丽的一个岛屿，离海岸边最近，从岛上可看到金门、妈祖等岛屿。
这一天，我们正在本营区一个篮球场上演出，突然听到一声炮响，一枚炮弹落在了离篮球场不远的一间房子上，但没爆炸。马上停止演出，叫我们躲进屋子里。
号声吹响，几分钟时间，战士们已全副武装各就各位。时间不长，就听见部队首长在大喇叭里解释：“是台湾驻岛军队不经心榴弹走了火，向我方作了解释，误会已解除，请继续演出。”
事后我了解到，自台湾一炮打过来，我军一声号令不到三分钟，全军战士就全部到位，一声令下全线所有大炮就会同时打过去。所幸台方及时做出了解释。
在福建演出之余，我们还参观了“集美”鼓浪屿和一座大佛寺，在大佛寺门外的草坪上，还专门为和尚和尼姑演出了一场。随后，我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沿阵地去参观慰问。在那里，亲眼见到几十个连接在一起的对台湾广播的高音喇叭，就像两扇高大的城门掩藏在用坚石加固的山洞里。部队领导还让我们发射了一枚大炮弹，是经过专线请示最高指挥机关特批的，因为当时一枚炮弹的造价是四两黄金，而且这天并不是“对台打炮日”。另外，我们站在阵地的高坡处，能看见对方阵地上的房子，用望远镜还能看到人走动。
（21）1963年我们去北戴河演出，从保定坐火车当天下午4、5点钟到达秦皇岛车站。仅过了一晚，第二天河北就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京汉铁路线从保定到北京就有多处铁路被冲毁，邮电通讯全部中断。幸亏我们早来一天，如果晚一天，如果当时正在火车上，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幸运！这就是幸运！
（22）参观“红旗民兵营”
1964年剧团集体到郭庄红旗民兵营参观学习，体验生活。在这里，除了排戏，每天就是练队形、练刺杀，搞实弹射击。只要出大门就要排队走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革命歌曲，一切行动军事化。在郭庄期间，排演了现代戏《朝阳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我们就是在郭庄搞得庆祝活动。
从郭庄民兵营回天津后，梆子剧院就实行一切行动军事化。除起床、开饭打铃外，只要有集体活动，如响排、开会，都是吹号集合，而且一律跑步下楼，按部门排队点名，喊着“一、二、一”进剧场。会前是唱歌啦啦赛，你唱、我唱、大家唱，会场上严肃又活泼。
排练之余，是各队的军事化训练。在剧院门口外的马路上，还搞过一次有省军区领导及省人民武装部领导参加的队列、队形、刺杀、擒拿术等项目的表演，还有检阅台，受到部队首长们的表扬。
在市内演出坐车前、下车后，都要排队进剧场。到外地演出时，进食堂、到剧场也都是喊着“一、二、一”，走着整齐的步伐。因为服装不统一，招来许多人的异议：“这是哪儿的花子队，走的还真整齐！”
军事作风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终止。
九月、十月份到徐水县参加河北省四清工作组搞四清。在四清点上，正赶上邢台闹地震，屋里不敢睡觉，就在农家院里用秫秸搭建卧铺。当时天上下着雨，铺下面流着水，棚子还漏雨，就得在里面住。另外还要定时到大街上巡逻，遇有情况就敲锣。
从四清点回到天津后，听说要准备出国，到苏联去演出。由于修正主义的出现没有成行。可惜的是，准备出国做的全套戏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全部被烧毁了。
（23）文革时期
1966年再次去北戴河，住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多少演出，只给刚刚回国的李宗仁演了一场。在北戴河学习完了中央23号文件后，回到天津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7年造反从天津来到保定，第二天就分成了两大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把“文攻武卫”的口号变成了互相攻打的敌对局面。今天你来打我，明天我就去攻打你，对立的双方谁都不得安宁，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我们这个组织离对立面只有百十来米的距离，而我们对立面这个组织是保定地区出了名的武装最强的一个组织。我们也担心对方来攻击，就虚张声势搞空城计，自己给自己壮胆。在我们住的大院里，趁傍晚看不清的时候，挖了许多坑，两个人抬一个箱子，从里面抱出用纸包好的石头块轻轻的放到坑里埋好，上面再撒些白灰，以示“小心地雷”。院里还有人背着七六二半自动步枪来回巡逻。另外，墙头上、房顶上还架着各式的机关枪和冲锋枪，派人轮流值班。其实这些武器都是演现代戏的道具，做的非常逼真，放上砸炮还能打响，就是背着上街不亲手摸一摸，你也看不出是假的。我们就靠这种“麻秸杆打狼两头怕”的办法保护了我们自己。
1968年随着省委的搬迁，我们被调到石家庄，由工人阶级专门给我们办特殊待遇的“学习班”。不让我们参加一切集体活动，不让与大集体住在一起，单独给我们安排小房间，不许随便活动，更不让出大门。必须办事的话，一是请假，二是由工人阶级陪着方可出门。
后来搬到平山县南关中学，不准我们进学校大院，进大院吃饭要排队，不准与别人讲话，让我们住在学校外边大操场一个放学生体育用品的大屋里，每天除了写检查、学文件，还让我们种菜浇地，把我们视为不受欢迎、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要想得到解放进大院，必须经工人阶级挑选的积极分子们的帮助教育认可后，才能进大院，和大家住在一起。
我是经过两次积极分子们的帮助教育后，认为我认罪态度好，“能触及灵魂”，第一个让我搬进了学校大院，和乐队的同志们住在一起。到大院不久，就叫我与李XX到厨房帮助摘菜、洗菜、切菜、卖饭等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调回乐队，参加革命现代戏《红灯记》打梆子。
1970年又搬回石家庄，住在河北交通大学院内。直到陈伯达被打倒，“四人帮”倒台后我才真正的加入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潮中，又成了工作的主人，当门卫、演出、拍电影等，直到1994年离休。
（24）在我几十年工作的历程中，先后与多位艺术名家合作，他们有：黄小鱼、高凤英、刘四红、小达子、齐花坦、李淑惠、张淑敏、李月楼、赵鸣岐、刘金山、张美华、刘香玉、宝珠钻、小金刚钻（贾桂兰）、马占元、张桂荣、张富贵、向月樵等。
1959年3、4月份，我们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公演时，曾与梅兰芳、姜妙香、谭富英等京剧名家搞了一次联欢演出。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洛神》，谭富英的《空城计》，李世济当时演出的是汉剧的《柜中缘》。
1962年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河北梆子剧院与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也搞过一次大型联合演出，参演人员都是有名的老艺术家，如：赵文才、赵鸣岐、贾桂兰、韩俊卿、金宝环、王玉磬等，剧目有《秦香莲》、前后部《蝴蝶杯》《杜十娘》等。
另外，还有幸欣赏了许多戏曲名家的演出。在保定大舞台看过荀慧生的《红娘》；保定的河北剧场看过尚小云的《十三妹》，程砚秋的《荒山泪》；在北京大栅栏某剧场看过李盛春的《闹天宫》；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过厉慧良的《拿高登》《望海楼》《长坂坡》等；还看过豫剧名家陈素珍的《叶含嫣》，常香玉的《拷红》；在上海演出时，还看过红线女的演出。
记得有一年，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在石家庄大众剧场演出，恰遇一位著名的京剧花脸名家，忘记了是裘盛荣还是袁世海，演出剧目也忘了，只记得他的化妆过程：这位演员自己勾画完脸谱，往椅子上一坐，马上过来几个人，有穿靴子的，有穿服装的，有戴盔头的，旁边还站着一位用毛巾托着小水壶专门递水的人。四个人服侍他一人，就连喝水他也不动一下手，托水壶的把壶送到他嘴边喂他，他就张张口喝一口。当时我心里说，这么多人伺候他一个，派头真大啊！我第一次开这样的眼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