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长沙
1937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发动“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分别从华北、华东两个方向形成铁钳攻势，意图将中国人民的反抗就此扼杀。
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原本国内争斗不休的各大势力都停止了争端，选择精诚合作、一致抗日。但由于中国与日本存在极大的国力差距，因此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中国一直处于节节败退的状态。1939年，武汉会战失败，华中地区也沦于敌手，许多人此时都陷入了失败主义的消极情绪中。但就在后来的一场血战中，中国将士以伤亡15万人的代价让日军止步，打得日军失去了胜利信念。
这场血战就是著名的长沙战役，它是抗日战争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大型战役。其实在开战前，国内许多人已经对战事不抱希望了，尤其是武汉会战的失败令人们一度认为，中国是守不住的。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精英更是选择了叛国投敌，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这让抗战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1939年，当蒋介石得到日军摩拳擦掌、准备进攻长沙时，他多次给长沙战区司令薛岳下达撤退令，要求他撤出长沙，保存实力保护重庆“陪都”。但薛岳并没有这么做，他认为，中国的战略纵深虽然广大，但若是长沙不战而降，那么中国军队就只能龟缩于西部山区中，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中国军队实际上在长沙已然退无可退。
最终，薛岳下令长沙战区各部队拿出以身殉国的精神，坚决死战不退。他调集了自己手下的15个军兵力，决定在长沙和日军殊死决战。
巧妙应敌
长沙是中国军队在华南地区的最后堡垒，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日军为了进攻长沙，特意任命刽子手岗村宁次担任司令，同时调集了日军第11军作为进攻主力。日军第11军是侵华急先锋，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均有“良好战绩”。可见，日军对于攻取长沙抱着势在必得的心态。
不过，薛岳巧妙地利用了日军急于求成的心态。他仔细研判了长沙地形，认为这里“山川纵横，不利于机械师团之行军”，因此诱敌深入就成了长沙战役的最佳战术。从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的教训来看，日军之所以总能以少胜多，关键就在于机动性高、火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
薛岳下令各部队直接破坏通往长沙的公路、铁路等交通线，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进。日军此时也已经逼近长沙防线，战争一触即发。9月20日，日军第11军先头部队与中国军队展开交火。由于日军火力太强，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边打边撤，以空间换得喘息之机。
不过，日军很快遇到了麻烦：此前中国军队破坏的交通线让日军机械化主力焦头烂额，根本无法按时赶到一线支援战斗。而薛岳则调集了第74军和第32军卷土重来，夺回了被日军先头部队打下的阵地。
此时，湖南各地的民众也被组织起来参加战役，民众们组成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不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路，始终阻碍着日军主力的前行脚步。最终，得不到支援的日军先头部队无力进攻，基本失去了胜利的信念，只能撤了回来。第一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以伤亡5万余人的代价获得胜利。
最终取胜
但这只是日军的第一次攻势。1941年8月，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力量后，日军卷土重来，再度袭击长沙，此时接替冈村宁次的是阿南惟畿中将。9月19日，日军突破长沙天险汨罗江，逼近长沙城下。薛岳面对不利处境，冷静地选择了主力撤出长沙，保留有生力量。
9月29日，日军顶着中国军队各部的袭击骚扰，强行进入长沙。但此时日军发现，自己的后勤线路完全暴露于中国军队面前，补给面临中断的窘境。无奈之下，刚刚打下长沙的日军只能选择撤离。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正是“诱敌深入”战术的优秀应用，不过，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伤亡7万人的代价。
两个月后，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日军吸取前两次的教训，试图采用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步排除中国游击力量的据点。但此时中国境内的日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资源分配捉襟见肘，火力强度下降了一个梯度。因此中国军队的防守压力反而并不算大。
1942年1月，中国军队第26军与第79军在长沙东南郊成功截击日军主力，他们居高临下，把日军赶回了汨罗江北岸，恢复了长沙会战之前的局势，日军的全部努力至此灰飞烟灭，中国军队取得了三次长沙战役的全部胜利。在这三场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总数达15万人，但他们有效地阻挡了日军的侵略脚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胜利决心，为最终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