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OUL迪尔
1941年的一天，一个神秘人物鬼鬼祟祟地走向新四军所属的鄂豫边保安司令部的大门，对哨兵说有要事求见保安司令郑绍文。郑绍文听说来人自称是汉口伪特派员郭仁泰的警卫员后，不由心想：郭仁泰啊郭仁泰，想不到你叛逃没多久就来找我了！
果然，郭仁泰的警卫员见到郑绍文后，所提的第一件事就是，郭仁泰问自己能不能回来继续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鄂豫纵队干部合影】
这个郭仁泰到底是何许人，能让郑绍文如此惦记？
郭仁泰，出生年月不详，湖北沔阳人，本姓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因饥荒去世，后被叔叔卖给湖北应城县一户姓郭的人家当养子。长大后，郭仁泰被送去膏盐矿当矿工，后来加入了名为“汉流”的民间帮派组织，并在混了十多年后终于混成帮派大哥，还在当地开了一家茶馆，也总算是出人头地。
然而抗战爆发后，蒋军湖北当局开始决定取缔各地的帮派组织，郭仁泰由于出身低微，在蒋军那里又没有后台，所以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打击对象，被抓入蒋军监狱。幸好当时正在蒋军那里做统战工作的陶铸听说此事后，认为帮派组织“汉流”在湖北民间影响较大，团结他们有利于开展全民抗日战争，便通过开明士绅李范一将郭仁泰保释出狱。
郭仁泰出狱后，正值武汉沦陷，当地蒋军纷纷溃散，他趁机召集了以前的帮派弟兄们，收集起蒋军丢下的武器，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起初，在得知自己是被陶铸保释出狱后，郭仁泰便把队伍带去陶铸那里，表示愿意接受后者的收编。陶铸于是封郭仁泰为应城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长，到1939年初，独立活动的第三大队已经发展到300余人。
【解放后的原鄂豫纵队政委陶铸（左二）】
不过郭仁泰毕竟只是个帮派头目，队伍里缺乏专业的军事人才，所以在日伪军的扫荡下很快溃不成军。作为一名帮派头目，郭仁泰确实也没什么气节，为保存实力很快就接受了伪鄂西保安司令杨谦山的收编，被封为副司令，其手下武装也很快发展成一支拥有官兵1000余人、长短枪800条、轻重机枪24挺和迫击炮1门的伪军主力部队。
虽说当了汉奸，但郭仁泰念着被新四军帮助的旧情，实际上很少出兵去干扰新四军游击队。尽管如此，考虑到这支队伍的公开身份毕竟是伪军，附近的蒋军顽固派头目曹勖、金亦吾等也都在与郭仁泰暗中联系，陶铸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先把这支队伍拉回来再说。郭仁泰对于救命恩人也是言听计从，表示愿意再次接受新四军的收编。
1940年1月，新四军鄂豫游击支队被整编为纵队，直辖四个团，后又把郭仁泰部队改编为第6团，并由其担任团长。虽然之前陶铸已派谢威、杨子仿到郭仁泰那里去工作，但见改编成效并不明显，他便又派原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郑绍文去主持改造工作。时任纵队长的李先念嘱咐郑绍文说：“这次去，你一个人去，不要带家属。”
【郑绍文，曾任鄂豫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李先念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考虑到反复无常的郭仁泰已经有过一次叛变经历，郑绍文去主持改编工作说不上会遇到什么危险，所以绝对不能把家属也搬过去。当李先念提到要派一个警卫班随郑绍文同去时，郑绍文摆摆手说：“一个班顶啥用，要是有情况被他们一冲就垮了，要带就带一个连，但你又不可能给我这么多人，所以我只带警卫员、勤务员和饲养员各一个就足够。”
李先念听后高兴地握住郑绍文的手说：“郑主任，那可就委屈你了，你要多加小心啊，给你六个月的时间，不安排战斗任务，专门改造这支队伍。”郑绍文这时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万一他们叛变怎么办？”李先念沉吟半晌，说：“当然要避免全团叛变，不过小规模的叛变、逃亡肯定是无法避免……六个月后你能还留住800人，就算成功。”
在得到领导的明确答复后，郑绍文便带着三个战士走马上任，担任第6团政委，之前已经在那里的谢威和杨子仿分别担任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该团下辖三个大队，大队长杨春山、董汉清和肖廷楚都是郭仁泰的亲信。考虑到能力较强的杨春山是郭仁泰的左膀右臂，李先念又任命其为第6团留守处主任，可以借机将其和郭仁泰及6团主力分开。
【1940年，李先念（左）与新四军鄂豫游击支队】
为了防止郭仁泰的弟兄们带着队伍叛变，郑绍文把第6团带到八字门附近的水漾泉整训，又把比较可靠的第5团安排在丁家冲，堵住了第6团可能的叛逃路线。在整训过程中，郑绍文又严肃军纪，规定此后部队里都只能以同志相称，不能像以前那样互称“大哥”“三哥”的，在他的大力整顿下，第6团逐渐摆脱了以前帮派武装的风气，开始有了一点正规军的样子。
郑绍文的整顿，让郭仁泰的几个习惯于帮派生活的弟兄感到很不适应，加上他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却又往往都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没多久这些人就纷纷请假回家，郑绍文对此一方面照单全批，一方面又借机提拔了一些表现较好的新干部。对于那些江湖味道十足的帮派成员，郑绍文向来是来去自由，他的底线是：只要你不去干反动的事，就一直是我们新四军的朋友。
因此，在改造第6团的过程中，郑绍文对于郭仁泰嚣张跋扈的弟兄们向来是只作“记过”处理，六个月里他一共处决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逃兵，当他和其他逃兵被抓起来关押后，此人在牢狱内到处煽风点火说：“要处决我们就一起冲出去，有本事你就枪毙我呀！”这样这家伙便很快吃了枪子，而其他逃兵则在接受教育后都被原部队接收。
【和日军混在一起的伪军】
因此到1940年8月，郑绍文把第6团完整地带到纵队部时，李先念看着这支已完全面貌一新的队伍，高兴地说：“我就知道老郑有办法！”时任纵队政委的任志斌在纵队内部会议上也总结道：“第6团的成功改造与郑绍文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事后郑绍文调任鄂豫边区保安司令，负责根据地周边的治安、统战工作。
然而到保安司令部上任没几天，李先念又告知了郑绍文一个惊人的消息：第6团团长郭仁泰又再度叛变！据分析，他应该是不满新四军改造他的部队，把他的亲信都赶跑了，导致他这个“大哥”也没法当了。郭仁泰在临走时还写了封给李先念，郑绍文想拿来看时，李先念摆摆手说：“不必看了，我料到此人日后还会要求回来的。”
果然不出李先念所料，当了汉奸才一年后，郭仁泰就通过警卫员来送信，称想回归新四军，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李先念找到郑绍文商量此事，两人经讨论一致认为，郭仁泰这个人毫无气节，现在纯粹是在日伪军那里混得没意思又想回来，这种人显然是绝对不能再让他混入新四军。最后李先念决定：给他一些钱，把他养在日伪军那里，这样比让他回来更为靠谱。
【曾任应城县书记的新四军老战士樊作楷】
1949年武汉解放后，郑绍文从江汉军区调到武汉搞支前工作，途中路过应城县，忽然又想起郭仁泰这批人，便在应城县书记樊作楷的陪同下，请已经回乡养老赋闲的郭仁泰吃饭。席间郭仁泰悄悄告诉郑绍文，说他的老部下李春山正带着一帮过去的弟兄躲藏在乡下，准备搞暴动，郑绍文得到这个重要情报，马上指示有关部门行动，很快就逮住了李春山一伙人。
虽说举报李春山一伙立了一大功，但后来有关部门又在郭仁泰家里查到私藏的六支驳壳枪，有关领导请示李先念是否该将郭仁泰捉拿归案，李先念沉吟半晌，说：“这家伙鼠首两端，显然是投机，私藏枪支是准备以后蒋军反攻时用。考虑到抗战期间投奔我军和举报李春山的功劳，我看就不必逮捕他了，免得人家说我们无情无义。”
后来，由于郭仁泰年老后不会种田，无法自己养活自己，为了给他留条活路，李先念又指示地方给他每个月发一点基本生活费，这点钱一直发到1973年郭仁泰病死，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