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蒋中正，今天我的老对手来跟我谈判，结果在我的主场，他居然把我的风头全给盖过去了。
娘希匹，天底下还有这种事？
回到住处，我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我赶紧掏出日记本，狠狠地在日记里对他开嘲讽：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捂之中。”
这个校长日记里“绝无成事可能”的人，就是教员。这场谈判就是重庆谈判。
1
不得不说，在军事指挥上，蒋校长是公认的菜得抠脚，但是玩政治，他一向是可以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矛盾自然而然就重新摆在了台面上。
看过亮剑的同学肯定都记得有一场戏，李云龙派部下扒了国军部队的衣服，抢先去接受日本投降。
实际上当时这么干的是蒋校长，因为共产党长期在敌后打游击，距离日本人更近。
于是，日本投降的当天，蒋校长就赶紧给国军和八路军分别发了两道截然不同的命令。
一个是让国军赶紧向前推进，去接受日军投降。另一个是让八路军原地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不许擅自收缴敌人枪械。
八路军的将领不满到了极点，蒋校长你自己龟缩西南，还不许我们前进，难道要晋西北的日本鬼子跑到重庆去给你投降？
与此同时，蒋校长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
在电报里，蒋校长言辞恳切地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落款：蒋中正。
蒋校长发这么个信，其实存了很多心思。
一来，蒋校长的精锐在西南，想要调到抗日前线需要时间，谈判就是拖时间的；
二来，抗日战争打了很多年，全中国都吃够了战乱的苦，大家都不想打仗了。现在假意请共产党来重庆谈判，重庆可是自己的主场，对方肯定不敢来，那就可以理所应当给共产党扣一顶破坏和平，意图内战的帽子，顺理成章发动内战，还占据道义制高点。
三来，如果对方真的来了，那就可以利用主场优势，一点点逼迫对方交出军权，兵不血刃把共产党吃掉。
天罗地网已经布好，蒋校长觉得，甭管共产党这边怎么选，他就没有输的可能。“优势在鹅！（原声）”
这场谈判还没开始，就已经硝烟弥漫。
蒋校长抢先出手，第一封电报发完又是第二封，教员先是回信说要开会研究研究，然后又表示蒋校长你先看看手机，朱老总给你发了个私信，先把日军受降的事情聊清楚。
在第二封回电里，教员又建议，要不先请恩来同志去重庆，自己稍后再来。
收到这样的回信，蒋校长断定教员肯定是心虚，他心里大喜。
但越是这样，他越是姿态要做足，蒋校长马上又连着发报，再三恳请教员去重庆，为了演出效果逼真，还把专机都摆了出来，说“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哎呀飞机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拎包入住啦！
这就跟大家要压岁钱一样，你越是想要压岁钱，就越是不能表现得你想要压岁钱。
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教员就召集大家开了个会。
解放区绝大多数的军民都不同意教员去重庆。
蒋校长412的时候背叛革命，抗日战争的时候背刺叶挺，更早的时候在国民党内搞内斗，背叛的老战友更是不计其数，劣迹斑斑，这种人说的话也能信？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咱们要是给他机会，他绝对会撕破脸皮，不能去，这摆明了是个鸿门宴，项羽请刘邦啊！
就在这边讨论的同时，蒋校长让驻扎在延安的国民党特派员周励武、罗伯伦四处串门，探听共产党的真实意图。
然而，这两人刚有动作时，李克农就盯上了他们。
既然蒋校长这么想知道我们的想法，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先是小孩子和少先队员在街头唱歌，说“去重庆是鸿门宴”。
然后是干部和战士们聊天，一会儿说“根据地事情多，这怎么走得开呢？”一会儿说“重庆太热了！怎么去得了呢？”
最后保卫干部金城假借开会，把这两人约出来，酒席间假作无意透露了根据地高层的决定，这俩人信以为真，当晚就忍不住回去发报给重庆。
晚上，早有准备的延安特工马上捕捉到了他们偷偷发出的信号，地下党从敌人手里搞到了密码，翻译出了电文。
李克农通过电文断定，蒋校长是认定了教员不敢去。
这个关键的情报给到了教员，教员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还是要去。他的考虑是，抗战后人心思定，蒋校长既然料定了我不敢去，那我出其不意，反而可以打乱他的部署。
更何况，如果真的就能这样和平组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对人民也是好事。
在不影响人民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做一定的让步，如果让步了还不行，教员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所以绝不怕”。
“难道我还不如刘邦，还不如关云长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要当着他蒋介石的面，唱一出单刀赴会！
2
8月28日，在得知教员人不仅来了，飞机都快飞到重庆了的时候，蒋校长一脸懵逼。
气急败坏的蒋校长抄起电话叫来自己的下属张治中、吴鼎昌，对着两人开始甩锅：
“好啊！你们出的好主意！娘希匹，现在他真的来了，你们说怎么办？！”
别说谈判要谈什么了，就连安排对方住哪儿他都没想好。
以至于飞机刚降落到重庆的时候，外国记者都上赶着围过去抢独家新闻了，中国记者们反而寥寥无几，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方人都来了，这是正面交锋，该做的场面工作还是要做一下。
于是，蒋校长赶紧派人开专车去接一下，同时马上做两一文一武两手准备。
“武”的，蒋校长马上去联系距离根据地比较近的阎锡山部队，怂恿他趁着共产党来重庆的机会，偷袭根据地。
对方人在我们重庆，他们的部队只要稍微犹豫，被我们打了个七荤八素，我立刻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做文章，逼对方交权。
优势在我！
“文”的，蒋校长给抓瞎的手下布置了谈判的原则，就是给对方打统一牌，只要对方同意中国的军政权力必须统一，那就以此为基础，要求对方并入国民党，“统”掉他们！
一文一武两手准备，极限施压，没有人比我更懂谈判！
然而，蒋校长不知道的是，说他的情报部门漏得像个筛子都是在夸他，他这边刚定好标准，那边地下党就把国民党整个谈判基调全告诉了教员。
蒋校长想要从统一入手吃掉共产党，我们就同样从统一入手。
既然你说要国家统一，那就是各党派一起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呗，那首先就得承认各党派都是合法的，不是什么匪啊匪的。
其次，既然各党派都是合法的，之前你打成政治犯的那些人必须全部放了。
接下来，要我们军队改编没问题，但我们要求改编成48个师，在北平成立委员会，共产党的将领主持。而且，既然我们现在也是合法部队了，那我们也必须参加分区受降，合理合法。
总之，我们针对性地提了八个要求，每一个都是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来的。
拿到要求的时候，蒋校长半天挑不出一个刺，只能对着报告满脸不悦地说：“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但蒋校长也是政治老手了，他知道这种谈判绝不是一两天谈得完的，就让手下去谈，故意谈成拉锯战，问他有什么方案他不说，我们提方案他就反对。就好像你问他要吃啥他就说“随便”，结果你报一家店名他又说那家不好吃。
在蒋校长看来，这是自己的主场，越是时间拖得长，对方的心态越容易出问题。
更何况，他还有武的一张牌呢？
3
刚收到日本天皇诏书的时候，冈村宁次哭得声泪俱下，作为一个狂热的战犯，他无法接受战败的现实，尤其是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日军还撵着蒋校长的部队，打得对方一溃千里，来了个“豫湘桂大溃败”。
战败后一看自己的KDA，冈村宁次很恼火，不是我不努力，是队友不给力。
要他向手下败将投降，冈村宁次不服气，虽然他表面上对天皇说“谨遵圣谕”，但掉头就开始搞小动作。
冈村宁次一直觉得，战争不会就这样结束的，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要激化，他对共产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完全可以借此混到国民党政府里，伺机而动。
于是，冈村宁次给蒋校长拍了一份电报，表示中国的上百万的日军都可以帮他反共。
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蒋校长和冈村宁次想到一块儿去了，他让冈村宁次保证，只要最后是给他移交全部装备和城镇，那么当有人“扰乱治安”的时候，日军就可以“武力自卫”，最后也不会以战犯论处。
翻译一下就是你只要帮我，八路军来找你受降你可以开枪拒不投降，我装没看见。
冈村宁次赌对了。
很快，阎锡山的部队过来接管了日军控制的地区，给日军和汉奸伪军开路灯，收编了掉头过来一起打共产党。
冈村宁次最后不仅逃脱了战犯审判，还当上了蒋校长的军事顾问。
9月10日，重庆这边谈判还不到2周，阎锡山部队就公然和日伪军一起，大举进攻解放军，气势汹汹，史称“上党战役”。
阎锡山以为，他们这边有人质，八路军怎么敢放开手脚打呢？
然而，阎锡山碰到的对手，是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
的确，八路军有些战士有心理负担，不敢动手，怕打得太狠了蒋校长狗急跳墙，教员人可在重庆呢。
但是教员临走的时候留了四个字，叫“针锋相对”。
蒋介石这个人，向来是吃硬不吃软。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狠，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刘伯承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反击，招招都是往死里招呼。
上党战役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刘伯承给陈再道说了句很经典的话：
“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
就在双方在战场上打得热火朝天时，重庆这边的局势却凝结成冰。
4
蒋校长故意拖谈判的时间，在军队政变和政权的问题上双方始终谈不拢，蒋校长就直接把麦克风关了拒绝沟通。
整个谈判的细节又一直被国民党捂着不对外公开，蒋校长想要赖账是轻而易举。
谈判陷入了僵局。
可是，中国又不只有两个党派，还有许多民主党派。
比如民盟，就是当时最大的民主党派，云南王龙云就是民盟的秘密党员，民盟在云南有部队，在四川也有一些游击队。
还有农工民主党，当年是黄埔的革命同学会，一度手里有5万多人的军队，势力也不小。
这些大大小小的民主党派，有政党也有军队，完全可以影响局势。
正好，教员就趁和国民党谈不拢的机会，去和这些民主党派交朋友，统战统到你蒋校长的眼皮底下！
这些人里，除了少部分老朋友外，其他大多数人都对共产党很有偏见，其中一些是受了国民党欺骗，以为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土匪头子。
对这部分人，教员他们主动出击和他们见面，在聚会上，教员是跟黄炎培谈教育，和张申府说五四运动往事，和沈钧儒讨论健身。
中国民盟主席张澜引用李白的《将进酒 》当祝酒词，教员就马上引用陶渊明的《饮酒》诗应对，恰到好处。
几次会面下来，这些人都跟教员玩熟了。大家都说，教员跟谁都能找得到话题，而且博览群书，见识独到，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令人一见心折。
而另外一些人属于光当键盘侠、没实操过政治，对国共形势有非常幼稚的幻想。
比如教员刚下飞机，有记者就问“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和政府统一，非要另起炉灶？”
对此，教员笑着说：“那是委员长的炉灶里没准备我们的饭嘛！不另起炉灶，我们难道都得饿死吗？”
当时，民社党的首脑蒋匀田，也是个对教员不服气的书呆子，他听说共产党不肯放弃军队，就跑来说：你们共产党应该放弃武装，把军队交给蒋委员长。
教员一听这提议都笑了，反问蒋匀田：那交出军队，我们要怎么建立新中国呢？
蒋匀田很得意，口若悬河地开始念经：你们只要不计较得失，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启发人民对民主的信心，和国民党搞竞选嘛！
这话等于是“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们就不能换个看法吗”，教员反问道：“你觉得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水平咋样？”
蒋匀田想了想：你们斗争水平很高，不亚于任何党派。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教员说，“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
蒋匀田不知道怎么回答，教员马上乘胜追击：如果军队真的可以脱离党派，那全国特务也得在党派间中立，不能我们走到哪都有特务跟着吧？
说完，教员还学了个特务走路的样子，不仅说服了在场其他人，也把大家逗笑了。
在回忆录里，蒋匀田说自己当天其实并不服气，可过了几年后他偶然发现，党内有个姓孙的年轻人很受自己重用，可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特务。
哪怕民社党一直乖乖听蒋校长的话，对方还是要监视自己。
蒋匀田破防了，他的立场有了转变，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常常写信给蒋经国，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还总跟旁人说，自己当初在重庆说的话很愚蠢。
除了这些民主党派，还有一些民族企业的老板，听说教员这边来者不拒，也纷纷找上了门。
这些企业老板干嘛主动找共产党呢？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蒋校长是能把资本家都逼得去投共的天才。
早在1927年蒋校长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上海资本家们，尤其江浙财团，是给钱给校长希望他搞共产党的。
结果等共产党没了他们才发现，蒋校长比共产党狠多了。
蒋校长进了上海，就好像黄四郎进城一样，首先就是要搞钱。
那搞谁的钱呢？谁好欺负搞谁的钱呗！
蒋校长的手下盯上了各路有钱商家，动不动就上门明抢，美其名曰捐款，但你要是敢不体面，转过头不是蹲班房就是被绑票。
有个叫荣宗敬的面粉商人不给，就被扣了一个“资助军阀”的帽子丢到大牢里，厂子被没收了，到头来这买命钱还是得给。
那时候上海的资本家听到蒋校长的名字，就跟听到土匪上门一样，谁身边没几个朋友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突然就被国民党给劫了？
还有蒋校长的大舅子宋子文，美帝良心宋，也没少给民族资本拖后腿。
当时有个企业家叫范旭东，他有个合伙人，叫侯德榜。
那时候中国的化工市场都是英国德国的企业霸占，范旭东就在1929年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想要用侯德榜的新式制碱法打破英国垄断。
但是他缺钱，就找宋子文帮忙，宋子文说钱可以贷给你，条件是永利公司的董事长让我来当。
这不就是明抢吗？范旭东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他去找私营银行帮忙，还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发债券，硬是打赢了这场商战，赢了英国商人。
等到抗战结束，范旭东以为民族化工业的春天来了，准备大干一场，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化工救国计划，但需要1600万美元的巨额贷款。
他跑遍了全世界筹款，从美国银行贷到了1600万，但是，那时候国内贷款需要国民政府批准才行。
负责这事的又是宋子文，宋子文意思很明确，还是那句话，你让我当永利的董事长，这笔钱马上就批，要不然你就是等到死，也别想看见这笔钱！
范旭东绝望了，他不甘心把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送给宋子文，到处找人帮忙。
和范旭东有过类似经历的企业家还不止一个，共产党顶多是要钱，国民党那是要命，听说教员人在重庆，他们就集体上门找到了教员，想问问共产党这边有没有他们的活路。
教员就告诉他们，以后欢迎来解放区办厂，贷款好说，共产党从来不主张无差别没收资本，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合作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要共存的，共产党不是民族企业的敌人。
这一番保证，把民族企业家也争取到了共产党这边。
可惜的是，范旭东本人没有看到这一切，他在10月4号因病去世。不过他的合伙人侯德榜后来成为了我国化学工业部的副部长，他的侯氏制碱法也在新中国的厂子里成了现实。
甚至连国民党的人，我们也可以谈。
国民党的队伍里也分好几派，有张治中这种绰号鲁肃的主和派，也有陈立夫、戴笠这种极端派。
但是甭管他们是哪一派，教员都亲自登门拜访，给足了面子。
在重庆的几十天时间里，教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
国民党的特务气急败坏，重庆城内，国民党特务几乎是寸步不离，走哪儿都跟着。
特务拟定了一个计划，要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长期扣人。甚至有疯狂的特务叫嚣说，要舍了自己一条命一换一。
周总理知道形势极为微妙，他让警卫日夜轮岗，一刻也不能放松。
双方对峙最紧张的时候，拿过来的饭菜，警卫员要自己先尝，周总理再尝，等20分钟没有问题以后，才拿给教员吃。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教员还是以一种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争取到了人心。
5
重庆有一位教员的老朋友，叫柳亚子。
柳亚子当年是跟着中山先生一起闹革命的，在广州国民党的会议上，他和当时还是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教员认识了。柳亚子和教员两个人都很喜欢诗词，所以是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缘。
后来，柳亚子也一直都在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
412的时候，柳亚子痛斥校长背叛革命，皖南事变的时候，柳亚子直接给国民党中央写信痛骂校长是排除异己。
结果，就因为说了几句实话，柳亚子被开除党籍。
自从412之后，两个人多年没见，所以这次得知教员来了重庆，柳亚子是迫不及待赶去见教员。
两个人聊着聊着又聊到了诗词上，教员就把自己1936年写好的一手旧词送给了柳亚子，也就是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气吞山河，当时的重庆有不少填词高手，但这首词在报纸上公布之后，还是震动山城，大家都觉得写得非常好，纷纷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
尤其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词是1936年写的，所以在他们的想象中，这首气势磅礴的词是作者来到国民党的主场，在对方的刀山火海之下写出来的，那更是油然而生一种浪漫感。
不管风吹浪打，恰似闲庭信步。
眼看教员的词天天在热搜上挂着，蒋校长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被压了一头，非常生气。
他叫来了自己手底下的文人们，绞尽脑汁想写一首气魄更大的，把教员的词盖过去。
结果写了一个月，怎么也超不过《沁园春·雪》，只能作罢。
在个人魅力上，蒋校长输了个一败涂地。
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分出了高低。
外国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说教员是“一首诗赢得了中国”。
与此同时，前方传来了让蒋校长难以置信的消息，国民党军13个师1个挺进队3.5万余人被歼灭，3.1万余人被俘虏，其中还包括军长。
最尴尬的是，蒋校长还不仅仅是仗打输了。之前在谈判中被质问是不是他下令动手时，蒋校长满口推脱，说不是我不是我，都是阎锡山个人行为。
然而，蒋校长太喜欢微操了，他写了一个督剿的手令，加上两本《剿匪手本》，让运输机给阎锡山送去。
结果飞机半道迷路飞到了解放区，电报和手本都被我们缴了。
新华社把这个消息报了出来，铁证如山，蒋校长再也没脸提这事。
等到蒋校长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知不觉成了孤家寡人，从政界到商界到文化界到媒体界，很多人都开始支持教员。
蒋校长没搞明白，合着我搞了一个鸿门宴，最后是给他刷流量打榜来了？！
6
谈判进行到了这一步，主动权已经不在蒋校长手上了。
谈判桌上文的没赢，桌子下武的也没打过。
更要命的是，现在无论民主党派的人，还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各大民族企业的老板的人，不管你政治上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无一例外都开始支持两党和平，国内外结束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别说扣人了，现在谁要是敢在谈判桌上翻脸，谁要敢不让谈判出个结果，那就是全民族的罪人。
就算一开始蒋校长演的是假戏，现在也只能真做。
这场长达43天的拉锯战，终于走到了终点。
1945年10月10日下午，双方在重庆桂园客厅，共同签署了大家熟知的《双十协定》。
虽然在重要的军队、解放区的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谈妥。但是在舆论的压力下，蒋校长不得不收起杀心，接受协议。
1945年10月11日早上，教员和蒋介石一起吃完了早餐，就此别过。
这一次分别后，双方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校长派人进攻张家口，最终还是发动了内战，国内不少像梁漱溟一样悲观的人说：“我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但梁漱溟不知道的是，和平不仅没有死，反而会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赢得新生。
在告别招待会上，周总理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回来。
周总理没说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只是刚揭过了一页，双方全方位的斗法，还要进入下一个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