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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文禁很严，但在北宋前期，文字狱并不多见，只是到了中后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特别是朋党之争愈来愈激烈，文字狱渐渐多了起来。
如石介、王益柔诗案，苏轼“乌台诗案”，郑侠“流民图案”，蔡确“车盖亭诗案”等。然而，这些案件所牵涉的人并不多，即使牵涉到一些人，处罚也比较轻微。
而在秦桧专国期间，所制造的文字狱，其数量之多，株连之广，手段之残酷，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1、诗祸
在政治纷争中，所谓的“诗案”就经常发生。这就是对政敌的诗作，深文周纳，陷以罪名，进行打击。秦桧专国事，就发生了好几起这样的事件。
（1）胡铨再贬送行诗案
绍兴八年，胡铨上书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以谢天下。先是被贬至福州作武威军签书判官厅公事，但这笔账并未了结。
到了绍兴十二年(1142)七月，右谏议大夫罗汝楫按照秦桧的意旨，上章再论胡铨“文过饰非，益倡狂妄之说；横议纷纷，流布遐迩。若不惩艾，殆有甚焉者矣”。于是将胡铨除名勒停，发配到新州（广东新兴）编管。
当时，寓居福州的诗人张元干出于义愤，作《贺新郎》词送行，词中提出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天崩地陷的靖康之变，使北宋王朝倾覆，人民流离失所，到如今金人还占领着中原大地？
胡铨由福州赴新州贬所，途经江西，又会见了隐居泸溪的王庭珪。王庭珪不仅接待了他，还作诗送行。
当时文网罗织，许多人即使写诗讽喻时政，也是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而王庭珪这两首诗却是直书其事，直抒胸臆。一开头就把矛头对着秦桧，说胡铨作为一个小官，面对君门九重，要使封章上达天听是多么不容易啊，更何况朝廷上下都被秦桧的爪牙所把持。
张元干的词，王庭珪的诗，不仅作品本身具有感染力，而且它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和战问题联系在一起，与当时轰动朝野的胡铨上书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士大夫间，在民间悄悄地流传开来。
胡铨在新州六年，没有人去难为他。绍兴十八年，秦桧的表兄弟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询问新州守臣张隶：赵鼎、李光都远谪海南岛，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隶知道这是秦桧的意旨，不敢怠慢，便千方百计搜求胡铨的罪证。
胡铨的一首《好事近》词被发现了。词是这样写的：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事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于是，张隶奏称胡铨：
“不自省循，与见任寄居官往来唱和，毁谤当途，语言不逊，公然怨望朝廷；鼓唱前说，犹要惑众，殊无忌惮”。
绍兴十八年十一月，有旨，胡铨送海南编管。
张隶还特地选派使臣中之“刻核（苛刻）者”游崇押解胡铨徒步赴贬所，若不是雷州守臣王趯以贩私茶罪将游崇逮捕下狱，并厚赠胡铨，胡铨可能死于途中。
在此案中，已移官汀州的通判李寿，坐“与胡铨交结，凌蔑州县”，绍兴十九年九月罢官，而张隶则因此升任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
大约在这前后，胡铨的同乡欧阳承安以“讪谤朝政”罪告发了王庭珪。绍兴十九年六月，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湖南沅陵）编管。时王庭珪年已七十。
直到绍兴二十一年，秦桧才发现张元干的词。一查，张元干已经挂冠二十年，无官可罢，遂以他事逮下大理寺狱，审讯了很长时间，大约抓不到更多的罪证，于绍兴二十二年削去张元干的官籍了事。
（2）范彦辉《夏日久阴诗》案
范彦辉，瓯宁人。绍兴二年进士。二十二年为太府寺丞，曾作过一首题为《夏日久阴》的诗，其中有两句说：“何当日月明，痛洗苍生病”。这是从杜甫的“安能覆八溟，一洗苍生忧”中化解来的。
当然寄托着作者渴望政治清明，解除天下百姓疾苦的情怀，有讽刺时政的意思，但情绪并不十分激烈。秦桧这伙人心中有鬼，一定要指认这诗是攻击现实。
绍兴二十三年二月，殿中侍御史魏师逊上章弹劾，说范彦辉“阴怀异意，谤讪朝廷”。先是罢去太府寺丞，到三月，又下诏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荆门军编管，
（3）沈长卿、芮晔《牡丹诗》案
沈长卿字文伯，归安人。建炎二年进士。先后任过临安府观察推官、湖南安抚司属官、婺州通判、秘书正字、严州通判等，李光为参知政事时，沈长卿有启云：
“缙绅竞守和亲，甘出娄钦之下策；夷狄难以结信，孰虞吐蕃之给盟。与其竭四海以奉豺狼之欢，何至辱万乘而下穹庐之拜。”
引起秦桧的不满，长期得不到迁官。
又与芮晔同赋《牡丹诗》，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之句，痛斥秦桧专国，有王莽一样的不臣之心。
芮晔字国器，乌程人。绍兴十八年进士。任仁和县尉。绍兴二十五年二月，邻人告发沈长卿作《牡丹诗》“谤讪时政”，引芮晔为证。两人都被逮捕。沈长卿不胜鞭答之苦，自书供状，表示认罪。狱官出示沈长卿的供状，勒逼芮晔旁证。芮晔说：“长卿诬服则可，晔岂敢诬证。”
后来，找到芮晔在作仁和县尉时作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今作尘埃奔走人”。他是进士出身，或许是对作县尉，维护社会治安，缉捕盗贼之类的事表示一点不满情绪。结果，沈长卿坐上李光诗启，“有嘲讪语”，追两官，除名勒停，送化州（今属广东）编管。芮晔坐“尝与沈长卿同作诗，更不告官，在任仁和县尉时，幸望朝廷除授清职，心怀怨望”等情，除名勒停，送武冈军（今属湖南）编管。
2、文祸
（1）孟忠厚辞表案
绍兴十四年郊祀，朝廷给臣下加官晋爵。以例被加官晋爵的官员须上表辞免和谢恩。少傅、判绍兴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令妹夫左承议郎吴棫代作了一份辞免表，表中有“本无时才，出而世用”两句话。所谓“时才”，即治世的才能。如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就说“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时才”。孟忠厚的意思是，我本没有治世的才能，却被皇上重用。
这本是极为平常的自谦之词，却犯了秦桧的忌讳。御史中丞詹大方说是“表词轻侮，意谓今日不足以有为”。把说自己无才而被世用，硬是曲解为说当今是不足以有所作为的时代。这岂不是暗含讥讽！岂不是对朝廷的轻侮！其实，这完全出于秦桧对孟忠厚的猜忌。
孟忠厚惶恐不安，上疏自明，始终得不到宽宥。十月，罢为醴泉观使。秦桧仍不解恨，将代作辞表的吴棫，也废斥终身。
（2）郑厚《艺圃折衷》案
郑厚前以“谄事赵鼎”已于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罢官，他著有一部书叫《艺圃折衷》，已在建州镂板刊行。这年五月，被驾部员外郎王言恭告发，说这书里有“诋孟轲”的言论。
为此，朝廷下了两道诏书：一道是对郑厚的处分，“自今不得差充试官及堂除”。郑厚是进士出身，有资格作考官，因为诋斥圣学，这个资格永远被取消了；按规定，有勋劳的京官、选人，可以获得政事堂直接奏注差遣的荣誉，郑厚这个资格也被取消，即使复官，只能由吏部差遣。另一道，下给建州，毁掉书板，已经传播的一律焚毁。
（3）王谊戏作“可斩秦桧”御批案
道学家王蘋有一侄子叫王谊，年方十四岁，一日，在塾中拈纸戏作御批曰：“可斩秦桧以谢天下。”不巧被仆人拣到，便拿着纸条向王谊的父亲勒索千金，王谊的父亲不从。
绍兴十六年八月仆人把王谊告到官府。官府怕秦桧的耳目众多，不敢隐匿，奏报朝廷。诏赴大理寺鞠治，狱成，论罪当诛。高宗赦其年幼，编置象台（广西象州）。秦桧死后，放还。王蘋以布衣入馆，高宗本拟大用，不果，奉祠家居。王谊事发，坐“知而不告”，特勒停，废置终身。
（4）高登试士命题案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靖康间与陈东上书陈六贼之害，反对与金人和议。绍兴八年为静江古县令，胡舜陟帅静江，对高登说：
“古县，秦太师之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
高登断然拒绝，说：“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胡舜陟诬以他事，欲治高登之罪。高登母病，请假寻医，不待批准就离任回漳州。秦桧大怒，下令诸路提刑跟捉送静江府根勘。
待高登把死于途中的母亲安葬完毕回到静江后，胡舜陟已经以事下狱死，事情不了了之。绍兴十四年，广东漕臣郑鬲、赵不弃辟高登摄归善令，这年秋天，又差他到潮州主持漕司考试，高登“愤权臣专恣，出题皆摭经史以讽”。
潮州知州季仲文得此情况，紧急报告秦桧。秦桧十分震怒，说高登“阴附赵鼎”，令大理寺“坐以舜陟所奏”治高登之罪。高登承旨削籍，编管容州。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得寒热病，死于贬所。
（5）苏玭祭常同文案
前御史中丞常同卒于海盐，知平江府周三畏遣通判府事苏师德越境致祭，并动用府库钱二千缗。苏师德与常同为“友婿”，同娶欧阳恕之女。其子遂安尉苏玭又为常同之婿，所作祭文有“奸人在位，公弃而死”之类的话。
苏师德原在枢密院与胡铨同官，胡铨上书被贬，他也受到株连，闲废多年。到平江作通判时，秦桧的内弟王晌是知府，多方搜求苏师德的罪证，迄无所获。绍兴十九年十一月王晌已移知建康府，得悉致祭常同的事，便居为奇货，告到秦桧那里。
秦桧甚为震怒，指使侍御史曹筠上章弹劾，
于是，周三畏落职奉祠，苏师德送汀州编管，苏玭勒停。
（6）李光私作小史案
秦桧力主和议，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残害忠臣良将，他在当国期间，一方面让其子秦熺、其孙秦埙都作史官，篡改正史，销毁许多不利于他的原始资料；一方面加强文禁，查禁野史，推行舆论一律的政策。
绍兴十七年，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李光家人畏祸，把家藏万卷图书，全部焚毁。然终于没有逃脱厄运。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一场牵涉面很广的李光私作小史案发生了。李光罢官之后，无所事事，可能是想把他在宦海浮沉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世，或有机会提供史馆作参考资料。
这在士大夫中是常有的事。李光的儿子孟坚在一次闲谈中，曾对李光的门客、淮西提刑司干办公事陆升之提起过。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陆升之出自李光之门，正愁幸进无路，以为这正是卖身投靠，改换门庭的好机会，便向秦桧告密。
秦桧如获至宝，一面密令亲党两浙转运判官曹泳“究实申省”，一面指使秘书省著作佐郎林机乘转对的机会，再论“私史害治”，提醒高宗再申前命。但等高宗一声令下，他便进一步整治李光，以及与李光有牵连的人。
三月狱成。李光坐“主和议反覆，后在贬所，常出怨言；妄作私史，讥谤朝廷；意在播扬，侥幸复用，及与士褒于罢政后往来交结”，永不检举。李孟坚坐“为父兄被罪责降，怨望朝廷，记念所撰小史，对人扬说”，除名，峡州（湖北宜昌)编管。
受此案株连、连坐者八人。
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文祸还有：
何兑上“存赵”议状原稿案，何兑上“存赵”议状原稿案，吴元美《夏二子传》案，叶三省、王远通书案，黄丰不理胡铨语录案，黄丰不理胡铨语录案，王世雄撰《平治书》案。
3、语祸
宋代语禁越来越多，而且随意性很大，秦桧专国时期尤甚。
他专国的时间长，做的坏事多，怕人揭短，所以文禁多，语禁也多。他越到晚年，精神越是处于紧张状态，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他总怀疑背后隐藏着什么阴谋，于是，就费尽心机加罪于人，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白锷、张伯麟以“指斥乘舆”罪刺配海外
白锷是内臣，绍兴十二年(1142)随韦太后归自北方，进为右武大夫、华州观察使。他为人正直，不满秦桧的专权误国。绍兴十四年闽、浙大水，白锷对人宜说，这是“燮理乖谬”。
人们把“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比作宰相的职事。顺天应人，则阴阳和谐；逆天理违民意，则阴阳失调，老天就要降灾祸。出现后一种情形，宰相就应该避位。
白锷的意思是，秦桧逆天行事，所以天降灾异。言下之意，秦桧应该辞位。秦桧一怒之下，将白锷逮下大理寺狱。
刚巧，白锷的馆客张伯麟在太学题壁说：“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指斥高宗忘杀父之仇，臣事金人。被人告发，也下大理寺狱，指白锷为谋主。两案一并审讯。白锷刺面，发配万安军（海南万宁）；张伯麟杖脊，刺面，发配吉阳军。因白锷为洪皓鸣不平，洪皓也跟着倒霉，被罢去饶州知州的官职。
（2）张邵因请还钦宗而惧祸佯狂
张邵字才彦，和州乌江人。登宣和三年(1121)上舍第。建炎三年，以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充金国军前通问使。金人逼仕刘豫，不从。拘留幽燕十五年。绍兴十三年南归。在四明（浙江宁波)守制期间，曾致书秦桧，劝其迎请钦宗与诸王后妃。得罪秦桧，后悔莫及，以至“更为好词，上疏颂其靖康乞立赵氏，冀赎失言之罪”，仍然得不到秦桧的谅解。
张邵居四明十余年，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哀叹道：
“身在异域，视死如归，为国事也；今士大夫连言告坐之风，一或抵罪，家破名灭，竟亦何裨！”
焚毁全部文稿，“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佯狂”。到晚年，真的得了“疑疾”，每次进食，都怀疑别人在食物中下了毒。
（3）胡舜陟以“非笑朝政”死狱中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绩溪人。登大观三年(1109)进士第。两任广西经略使，政声很好。为了巴结秦桧曾指令古县令高登为秦桧父亲秦敏学修建祠堂，受到高登的抵制。绍兴十三年正月，广西转运副使吕源上书秦桧，说胡舜陟“非笑朝廷”。秦桧入其说，立即派大理寺丞袁楠、燕仰之前往静江府，逮胡舜陟下狱，经过二十多天的严酷审讯，始终不服，于六月死于狱中。史称“舜陟再守静江，有惠爱。邦人闻其死，皆为之哭，丐者亦敛数十千致祭。”
（4）姜师仲以“倡为异议”罢官
秘书少监姜师仲不知为什么事得罪秦桧，绍兴十三年八月，殿中侍御史李文会论其“乘间伺隙，倡为异议”，罢官。
（5）折彦质以议论“妄及朝廷”移住郴州
折彦质字仲古，云中人。赵鼎第一次入相时，引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绍兴六年十二月，赵鼎罢相，折彦质即引疾求去，提举临安洞霄宫，寓居信州（江西上饶），不预时事，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到了绍兴十五年十月,秦桧忽然想起折彦质这个异己分子,指令侍御史汪勃上章弹劾,说折彦质“顷在枢府,怀奸误国,今居要冲之地,与守臣吴说私相议论,妄及朝廷。”折彦质移彬州(今属湖南)居住,守臣吴说罢官。
（6）吴栗以“急躁好骂”罢官
右司员外郎权中书舍人吴栗,殿中侍御史余尧弼说他“急躁好骂”,于绍兴十八年七月罢官。
（7）王庶二子以“谤毁朝廷”除名送远州编管
绍兴十二年八月,王庶卒于道州,他的两个儿子王之奇、王之苟抚柩恸哭说:“秦桧!秦桧!此仇必报!”亲旧们急掩其口说:“祸未已也。”果然不错,到了绍兴二十二年,被人告发,将二人逮下大理寺鞠治。
是年三月,以“其父责降身死,撰造语言,谤毁朝廷”罪除名,王之奇送梅州、王之苟送容州编管。
（8）袁敏求以“撰语言”罪送海外州军编管
袁敏求是免解进士，说明他书读得好，已经获得直接参加朝廷礼部试的资格。可不知为什么触犯了时忌，于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坐所谓“撰语言”，杖脊，送海外州、军编管。
（9）黄友龙以“语言指斥”刺配远恶州牢城
福州长溪县进士黄友龙，可能是语言不慎，已被罚在临安府余杭县“听读”。因与进士朱思廉不和，醉酒后两人吵闹起来，黄友龙在情急中，有触犯时忌的语言，被朱思廉告发，逮大理寺鞠治，于绍兴二十三年闰十二月，以“语言指斥”罪，判处杖脊，刺配广南远恶州牢城收管。
此外，绍兴二十一年二月，处州编管人王腾“以离贬所，上书狂妄，欲起兵端”，移送婺州编管；十一月，有荫人惠俊以“指斥乘舆”处斩：进义尉刘允中以“上书希求恩赏，指斥乘舆，及讪谤朝廷”弃市；十二月，径山僧清言，以“撰造偈颂，蛊惑士众，至有指斥语”，法当绞，特贷之，杖脊刺配广南远恶州牢城。
（10）魏良臣以“胡思乱量”出知池州
前面介绍的那些受打击的人,或是确有言语触犯了秦桧,或是为秦桧“所恶”而捏造罪名的。更有甚者,秦桧的同党,偶有不慎,也会以言获祸。比如吏部侍郎魏良臣,是秦桧的同乡,而且交游甚厚;秦桧主和,魏良臣是全力支持的。
绍兴十三年九月的一天,魏良臣对秦桧说:“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迁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内徙,以召和气。”
这当然是为秦桧着想,希望他对被贬谪的官吏能够宽厚些,以笼络天下人心。秦松正在考虑全面清洗政敌,像赵鼎、李光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岂能“因赦内徙”。
或许他认为魏良臣有离心倾向,反问道:“足下今为何官?”魏良臣不知所措,答道:“备员吏部侍郎。”秦桧训斥道:“且管铨曹职事,不须胡思乱量!”侍御史李文会立即上章弹劾,说魏良臣人品“卑凡”,不堪现任。出魏良臣知池州。
据史载，为了防范反对和议和攻击秦桧的言论传播，秦桧设重赏奖励告密者，又遍布密探，“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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