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
《孙子兵法》地形篇讲，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
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
可以往，难以返，曰挂；
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
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孙子列举了作战时的几种重要的地形，军队的开进、展开、攻击、防守等战场行动，应当在种种地形的基础上、前提下，因地制宜。
孙子在这里共列举了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地形。
通，是指我军可以去，敌军可以往的通行之地。凡是战场上遇到这样的地形，应当先占据地势高且向阳、又有利于补给、道路畅通的阵地，居高临下，等待与敌人战斗。
挂，是指进易退难之地。凡是战场上遇到这样的地形，以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策略为上。挂地必是险阻之地，与敌方犬牙交错行动有所挂碍，如果敌人有防备，断我归路，必陷我于险地。所以，如果敌方有所警觉、有所准备，这样的地方就不能去。
支，是指两军阵（关隘）前，平坦开阔之地。凡是遇到这样的地形，先出者不利。我与敌各守阵营，两军对垒，中有平地，似为双方决战之地。若我先出，则敌方将趁我出兵近半时发动进攻。若敌方先出，则我方也将趁敌方出兵近半时攻击我方，所以孙子讲“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我方当引兵佯装离去，埋伏下士兵等待敌人追击，等待敌军前出一半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这样有利。
隘，是指左右高山、中有平谷，军队不易展开之地。凡是遇到这样的地形，就要用重兵堵塞住隘口，等待敌人来攻。如果敌军已先我军占据隘口，并以重兵据守，那就不要轻易进击，如果发现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就要乘机迅速攻取它。
险，是指山峻谷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非人力所能作为之地。凡是遇到这样的地形，一定要抢先占据地势高且向阳的地方，等待敌人到来。如果敌军已经抢先占领，我军就主动撤退，一般不要去进攻。
远，是指两军阵营相距甚远，且势均力敌之地形。凡是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采取坐以待敌的策略。否则，出兵挑战，是以劳对逸、舍近求远，对我方不利。
孙子讲，以上六种地形，是部队开进、展开时首要考虑的，是确定攻击防守之法的基础和前提，是关于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决策者）的重要责任。
不同的地形对军事行动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利害关系，必须根据地形特点，制定与之相宜的行动策略。曹操讲，“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因地制宜。
《为将之道》
战场胜负，取决于将。将领，特别是主将，是取胜的关键。
《孙子兵法》地形篇讲，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大意是，战场失败，有六种情形，都是为将的过失造成的。
如果敌我双方实力相当，我方却要以一敌十攻击敌方，由此导致的失败，称为“走”。不要期盼部队去完成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要超过下属的能力部署任务，否则，由此导致的失败，责任在将领。
基层军官懦弱无能，不能统领约束士兵，使军令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由此导致的失败，称为“弛”。虽然士兵能力很强，由于基层组织松弛，主管软弱，不能管束，无法将有生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一盘散沙，也不能保证打胜仗。
基层军官本领高强，但是士兵懦弱，缺乏训练，没有战斗力，由此导致的失败，称为“陷”。所谓陷，是指士兵跟不上军官的步伐，导致本领高强、独自冲锋的军官陷于敌阵。
部将急躁易被激怒，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就擅自出战，主将不了解他们的能力，不加以有效约束，因而失败的，称为“崩”。用人不当，有令不行，导致兵败如山倒，所以称为崩。
主将软弱，没有威信，平时对部下训练教导不力，到战场上，基层军官和士兵无所遵循，队列杂乱无章，由此失败的，称为“乱”。将领统领不住、管束不了自己的部队，乱糟糟一团。戚继光讲，练兵之要在于练将。经验之谈。
主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导致以少击众，以卵击石，危急时刻又没有精锐部队顶上，因而落败的，称为“北”。也就是败北，逃之夭夭。
介绍点常识。一切军事行动以部队的素质为基础，选兵是关键。中国历代选兵标准，战国时期的标准是力气大，善奔跑，史载吴起选兵标准是全副武装下半天跑完百里路。唐代是轻骑兵天下，选兵标准是善骑射。宋代是身长力壮，身高力壮的当禁军，身矮力弱者为厢军。明代是军户世袭，到戚继光时选兵，标准是：城乡的油滑之徒不要，老兵油子不要，见惯官府的城里人不要，脸孔白白细皮嫩肉的不要。只要黑大粗壮，见官府有胆怯之意的乡野之人，农村人和矿徒最好。《纪效新书》认为，选兵贵在精，选乡野老实之人和惯战之人；选兵贵在素质，“必胆为主”、“精神力貌兼收”。曾国藩招兵，只要手上有老茧的。
所谓选锋，就是俗称的敢死队，这战场决胜的有生力量。选锋之道，《吴子》讲，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此选锋之说，确为用人精要也。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讲道，选锋之说，盖选于无名警之日，非选于对垒之秋。若平日不认真训练，而有事之际，每哨队内抽其愿者、强者，凑合而发。咸知兵无选锋之虑，独忘临阵易将之危。人心忽更所属，行伍分离，上下易置，已难责成。
关于为将的责任，《吴子》讲，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示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兵法接着讲，地形是作战的助力。正确判断敌情，制定克敌制胜战术，研究地形险易、道路远近，这些都是将领的职责。《吴子》记载，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吴）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击金鸣鼓于阨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大意是，我方军力占优势时，选择宽阔的战场与敌决斗；我方军力总体上得于劣势时，要选择狭隘的、部队不易展开的战场与敌决斗。目的是抢占主动权，营造战场决战正面接触时，我强敌弱的态势。
兵法接着讲，将领根据战场实情决定是否开战。如果确有必胜的把握，就是国君不让打，也可以坚决地打。如果不能取胜，就是国君让打，也可以不打。为将者，应当进不贪求功名，退不回避罪责，只求保护百姓和国家利益。这样的将帅是国家宝贵财富。
话虽这样讲，这样的将领，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人性使然。
《带兵之法》
《孙子兵法》地形篇讲，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如果将领对士兵能像对待小孩子一样体贴，士兵就会跟随他冲锋陷阵；如果将领对士兵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士兵就会跟随他共赴死难。如果将领对待士兵一味地过分优待，这样的士兵就不能使用；如果将领对待士兵过分溺爱，这样的士兵就难以指挥，不听招呼，目无法纪，违犯了军纪也无法认真处理。这样的士兵，就像被长期溺爱的孩子一样，是无法用来打仗的。所谓“慈不掌兵”，就是这样。孙子的意思是，带兵之人，要宽严适度，收放有节。
趋利避害，是人性。如果加以利用，则是人的弱点。所以，管束人，基本的就两种方法，一是诱之以利，二是威之以害。“利”的手段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所以，日常所见，管束人的办法，主要是让人心生恐惧，害怕你，才不敢轻易的违逆你。感情也是人性中的弱点。感情需要在日常中培养，着力点是不加思索地信任。只有意志坚强之人，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利用（别人身上的）人性弱点，成为真正好的将领。
带兵之道，首先要亲和，为人有亲和力，别人才愿意接触、接受你。其次是要有规矩，要讲究合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一定通过强调对军中号令的严格遵守来凝聚战斗精神。其三是用人，先求将而后选兵，“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滥竽充数者，有不如无。其四是要让士兵无所顾有所恃，心无旁骛。五是战时投之于险，置于死地，方能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吴子》讲的好，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带兵的精髓是练兵。古时候练兵主要讲究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娴驰逐、便弓矢、习击刺等科目，综合起来，练胆气（战斗精神的培养）才是练兵的根本。
克劳塞维茨讲，战争胜负取决于战略五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其中精神要素是第一位的。因为良好的精神要素是将领意志和军心士气的支柱，精神力量的得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而且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的结合，能够赋予物质要素巨大的活力，使物质要素的力量成倍增长；实践证明，精神要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如何培养士兵的战斗精神？戚继光认为，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胆气就要练心，练心则气自壮。他的练心方法是，要求将领以身作则，以理谕人心，以诚感人心，以赏劝人心，以罚齐人心。戚继光认为，对士兵不能实行诡道，只能以诚感诚，要至诚待下。“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处，甘苦为之同”，“不待其心之发而先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预为之谋”。
戚继光同时代的俞大猷提出，练胆的办法是练艺、练阵、实行赏罚和营阵互救。他认为艺高人胆大。相比之下，略输戚继光一筹。
带兵之道，尤在赏罚分明。赏罚是带兵日常，必不可少的抓手。在术的层面，一是赏罚必信。如果做得好与不好一个样，就不会有太多的人一定要去做好。所以要让大家相信，做好的有赏，做的不好必受惩罚。无偷赏，无赦罚，赏信罚必。二是赏罚要及时。古时兵法上说，“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就是这个道理。三是赏罚要恰当，恰如其分。这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赏罚的尺度要恰当，不能起伏过大。第二层含义是要考虑赏罚的效果。一般而言，古时带兵有个经验口诀，叫“赏小罚大”。很有道理，目的是“杀一人而三军震，赏一人而万众悦”。成本不高，效果好。四是赏罚要公正，一视同仁，绝无偏私。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使大家心服口服。五是重视大家对赏罚的敏感度，关键时候，必要的时候，要有雷霆手段，重赏重罚。当然，重手不能常下。六是赏罚要结合使用。
战略层面上的赏罚，就是要将赏罚手段的制度化，从而在全军心理上形成一种明确的预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组织目标的激励结构。说白了，一定要有人对结果负责，如果能够做到，干好事的人必有好报，干坏事的人必受惩罚，部队内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势，就会有较强的战斗力，组织就可形成一种自发的力量，往好的方向发展。需要解释一下，这里的好与坏，是服从于组织价值判断取向的好与坏。不是我们日常印象中的好与坏。
总的来讲，带兵之道，重在实践。围绕着把握士兵需求（所思所想）、引导士兵趋向做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论勇气》
勇气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力量。
当有勇气（胆量大）的人遇到没勇气（胆量小）的人，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更多获胜的可能。原因是怯懦会使人丧失冷静、进退失据，恐惧会束缚住人的手脚以及思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评论英国士兵的战场表现时说，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不列颠军队的重要素质。正是这些素质，才不止一次地使他们免于，因军官的无能、指挥的荒谬和运动的不灵活而遭到完全应得的、似乎预定的失败。
事实上，战场上，真正的唯一的绝对的作战武器，是人。战争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果断、勇气、坚韧和才能，以及必胜的信念。有时候，士兵们鼓足勇气，由此带来高涨的士气，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作战物质条件（士兵数量、武器装备等）上的不足。因此，如何有效巩固我方的斗志，瓦解敌方的斗志，是指挥员应当考虑的重要任务之一。
勇者未必智，智者必定勇。
对个人来讲，勇气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者之勇，就是那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另一种是智者之勇，就是在外在压力或内心压力下仍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勇气。
强者之勇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强者之勇是对于危险表现出的无所畏惧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后天养成的，可以看作是一种常态。第二种强者之勇是由于某种动机激发的勇气，如荣誉心、亲情等，可以看作是由于激动的情绪所激发的勇气。第一种强者之勇比较稳定可靠，第二种强者之勇随情绪变化；第一种强者之勇的通常表现是顽强，第二种强者之勇的通常表现是大胆；第一种强者之勇不会使人丧失理智（但他们对外来反应通常情况下较钝），第二种强者之勇有时会使人丧失理智。
智者之勇是强者之勇在智慧层面的升华，在最激动的时刻，智者仍能保持内心的镇静和敏锐的眼光，智者之勇是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行动的结合。首先要有敏锐的见识力。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准确而迅速地判断，找到准确的攻击点。其次是果断行动。果断能够凝聚信心，鼓舞士气，集中优势，把危险抛在身后。当然，果断绝不是一味的冒险、大胆、无畏、蛮干等愚蠢的行为。
身处战场就是身处危险之中，越是在这种场合，个人的意志力就越是重要，越需要勇气，保持镇静和当机立断的能力。在艰难的境地，个人素质是取胜的关键，那些百折不挠的品质、强烈的荣誉感和久经危险考验的经验，才是致胜的前提。
人的勇气和意志力，从来就不是靠玩弄逻辑得来的，这里需要的是生活和斗争的磨练。
虽然将领身先士卒的勇气会极大地鼓舞官兵的士气，但是，匹夫之勇带动三军之勇，着力点还是在稳定官兵的心理预期上下功夫。比如作战任务的下达，是否有明确的目标？目标明确会鼓舞士气。作战任务是否是可完成的目标？只有预期可以完成的目标才会带来乐观主义和信心。作战任务是否可以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来实现？因为胜利会带来胜利。作战任务是否有道义上的正当性？道德上的优越感，可以激励官兵的士气。
提振单兵的勇气和军队的士气，基础还是平时的练兵。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就是人们在熟悉的领域，对自己已经掌握了的技能运用，自然有信心。有信心，就有勇气。
第一种强者之勇的养成，就是靠平时的训练。这个是基础。
作者简介
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其人涉猎甚广，是经济界的学问家，学问家中的治史者，史学家中的经济学者，企业高管中的高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