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的一生之痛，也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噩梦。1936年12月12日凌晨时分，一辆汽车从临潼华清池，驶入西安城内，在新城大楼前停下。
车停后，车里探出个光头，在周围士兵的注目礼下，微微颤抖着走下车。下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可如今的他，就是惊慌失措的待宰羔羊，过去的辉煌和高高在上，在此刻荡然无存。
此时已是寒冬时节，蒋介石身上披着件破碎的灰袍，里面穿的是沾上泥土的白色睡衣，冻得发紫的脚上穿的是绿皮便鞋，手上、脚上都有鲜红的血液渗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受了肋骨断裂的内伤；但在死亡面前，这些伤不是那么重要了。蒋介石住进被严密检查过，里面没有电线、没有电灯的大楼里。
照看蒋介石卫兵，问吃不吃饭吗；蒋不吃，只喝了杯水。蒋介石此刻的心情，那叫一个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没一样好的。纵观其前半生，在上海被人追债都没到这地步。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西安事变的主导者——杨虎城和张学良。但真正细究起来，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此次捉蒋行动的总指挥——刘多荃。
张学良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囚禁54年，杨虎城一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那么刘多荃呢？他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蒋介石落得这番田地，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直接拜刘多荃所赐。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兵科，刚从学校毕业，就到张作霖的奉军中，担任起了要职。作为年轻人的刘多荃，很懂得少帅张学良的心思，于是很快就得到张的信任，提拔为张学良的卫队副队长，视作心腹培养。卫队扩编为卫队旅后，刘多荃是卫队旅第一团的团长。在铲除奉系内患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中，刘多荃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安事变，张学良安排刘多荃指挥捉蒋的行动，可见其信任程度有多高。蒋介石的悲惨遭遇，离不开刘多荃为了防止行动出现错误，下达的：“张副司令（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就关在华清池。唯有活捉蒋介石，才能解救张副司令。”这话一出，东北籍的战士们气得嗷嗷叫，暗暗发誓，非折腾老蒋不可。
结果嘛，蒋介石的脊骨、肋骨摔伤，跌跌撞撞往黑灯瞎火、寒气四溢的山上跑去，弄得狼狈不堪，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不过相比较被枪毙的族侄蒋孝先，国民党大员邵元冲被流弹打死，蒋介石还算好的。陈诚为了逃出去，不惜扎进粪箱车里；被揪出来的时候，浑身污秽，臭气冲天。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东北军爆发二二事件（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南京方面释放张学良），结果显而易见，蒋介石不可能屈服的，最终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四分五裂，刘多荃被任命为阉割版的49军军长（下辖两个师）。俗话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一天到晚。
蒋介石呢，则是伪君子。碍于各种缘由，蒋介石未能直接下狠手，只在暗地里打压着。1937年10月，刘多荃部在淞沪战场打得伤亡惨重，两个师几乎被打光，下面的团长牺牲了四五个。本该补充兵员的，但蒋介石卡着不给，最后还是刘多荃带着一大笔钱，到武汉活动，打通门路，这才完成兵员的补充。
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刘多荃动用了当年张学良留下的一部分武器装备：一连6挺捷克式轻机枪，一营3架重机枪，一团配备最先进的迫击炮。可刘多荃没兴奋多久，就发现有一个师指挥不动。蒋介石没有说什么，只是将刘多荃安排的那个师长换掉，将这个师划给刘峙指挥。
1939年，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奉命防守，因作战不利（这是国民党对日作战的常态）；老蒋借题发挥，把刘多荃从中将撸到中校，其亲信将领全部降职。至此，刘多荃的49军名存实亡了。
之后，蒋介石对刘多荃也是明升暗降，给各种虚职：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热河省政府主席、第12战区副司令官、华北“剿总”副司令、陆军上将等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给东北军留点面子。1948年年底，刘多荃觉着继续留在国民党也没意思，干脆离开大陆，拖家带口去了香港定居，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刘多荃在香港通电宣布起义。刘多荃此举，直接激怒了蒋介石，于是命令特务将他的儿子刘全礼残忍杀害。而杀害的日期，还特别选定了1949年的10月1日。
1949年年底，刘多荃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返回北京。之后，他在人民政府内就任过辽宁省交通厅厅长、政务院参事、辽宁人大副主任、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7月22日，在北京病逝。
刘多荃回到大陆后，也算是在安享晚年了。见刘多荃过得这么舒服，海峡对面的蒋介石，真是气得牙痒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