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着的硬币
上世纪90年代，在宝岛台湾，一个老人在自己家里盯着一个陈旧的保险柜看得出奇。
老人叫张学良，他从锁着的保险柜中拿出了一枚硬币，看着那枚硬币他陷入了深思。
一般人的保险柜里即使不是放着黄金万两，想必那也是放着无比珍贵的东西，而传奇人物张学良的保险柜里为何单单放了一枚硬币？这枚硬币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其中的含义别人或许不懂，但张学良的心里知道，这枚硬币对他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1929年1月11日下午，少帅张学良以出其不意的手段，果断地处决了父亲张作霖生前给他留下来的左膀右臂，杨宇霆和常荫槐。
当时，在动手之前，张学良一直不能下定主意，在杀与不杀之间来回徘徊、举棋不定。最后，硬币派上了用场，成为决定“杨常”生死的致命一掷。
而在这掷币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前后一共足足掷了六次，让本不迷信的张学良事后也是毛骨悚然。
奉系军阀的政治对弈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谋杀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史称“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政权进入了少帅张学良的时代。
由于“皇姑屯事件”事发突然，老帅被炸伤，回去昏迷，经救治无效。死前也并未来得及定下继承人。
在张作霖死后，当时奉系政权中最有资格继承首领的一共有三人，分别是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
张学良，在三个人里面虽然年纪最小，资历最浅，威望也不够，但却是张作霖的长子，论身份的话，继承首领，没有人能比他名正言顺。
张作相，奉系军阀里元老级人物，是张作霖早期打天下的拜把子兄弟，代表奉系政权内的元老派，手握重兵，三人之中资历最深，威望最高。
杨宇霆，是张作霖生前的高参，代表奉系政权内新兴的“日本士官派”，深受张作霖的赏识。
张作霖还在世的时候，张学良还小，所以并未指定自己的长子为继承人。
这就使得在张作霖死后，奉系政权群龙无首，三个人三种势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统领奉系政权。
当时国内外政局动荡不安，最后谁能坐上“王位”还要看内外因素来决定。
首先，张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亲日派肯定是不可能继承的。
其次，从大局的角度出发，当时中原大战早已结束，中国土地除了东北和一些极少部分地区还在军阀手里，其他都是国民党占领区。日后，难免要和国民党打交道，领袖肯定不能是一个顽固守旧派。
最后，从内部看，代表旧派的张作相后来也支持张学良，叔侄两个共同把矛头指向了杨宇霆。
如此一看，张作相弃票；而杨宇霆是一个倒蒋派，无法与国民党交涉。张学良便是最佳人选。
结果，张学良顺利地继承了奉系军阀。
张学良上台后，按常理说，杨宇霆本应该效仿“管仲”、“乐毅”来尽心尽力辅佐张学良，但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张学良的底线，让张学良受到威胁。
张学良对杨宇霆起杀心
张学良主张东北易帜，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走中央路线；上面说到过，杨宇霆是“倒蒋派”，他主张和其他派别军阀一起打倒国民党。
两个人在大局上就存在分歧。
张作霖还在位的时候，杨宇霆曾冒领军费370万元，暗自发展自己实力，随后被张作霖发现，将其撤职。后来，张作霖觉得此人还有用处，便又将他复职。
张学良上位后，急需在东北军中树立威望，杨宇霆认为少帅还年轻，仗着自己之前和张作霖之间的关系，便处处跟张学良倚老卖老，常常让张学良在军中下不来台。
有一段时间，张学良染上了毒品，大帅府的会客厅每天从早饭开始，就挤满了东北的军政要员，大家都等着总司令审批签字。当杨宇霆知道张学良吸毒成瘾，还没起床后，竟直接走进张学良的卧室，大声喊着：“汉卿快起，外面多少人等着你呢，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
在杨宇霆的眼中，张学良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表面上的“当家人”。而他自己，跟随老帅，征战多年，东北现在的局面，少不了我的功劳，这些想法使他越来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在一些公共场合，他对军政要员说：“小六子少不更事，什么都不懂，东北的事情，我杨宇霆还是做得了主的”。
这些事情让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关系降为冰点。
而真正让张学良感到威胁的是杨宇霆的“小弟”常荫槐。
常荫槐在张作霖手下也是能排上号的人物，兼任东北交通委员长和黑龙江省省长。
而他却是和杨宇霆“一条心”，杨宇霆指东，他便不敢走西。杨宇霆“倒蒋”，常荫槐也跟着“倒蒋”。
常荫槐掌管着东北铁路局，拥有巨大的财力，暗地里利用这些财力帮杨宇霆争夺地盘。
张学良想让常荫槐拿出点钱充当军费，他不但不给，还暗地里给张学良经济上使绊子。
两人的忤逆行为并没有使张学良对他们痛下杀手，因为他俩身居要职，还有重要的作用。杀了他们怕会使东北政权内部动荡。
但是，纸总有包不住火的那天。
使张学良真正动了杀心的是接下来的一件事。
1929年1月11日的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来到帅府，和张学良商量建议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处，交给常荫槐来管理。言下之意就是将中东路的权利也收归自己手中。
张学良不同意，杨宇霆很不高兴，当下便拿出事先起草好的文件，完全就是逼迫张学良签字。
这下彻底把张学良心中的怒火点燃，张学良虽然年轻，但他也绝对不是那“草包公子”，他强忍着心中的怒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们说晚饭后再议，和往常一样地将二人送走。
刚把人送走，转头回来就开始制定对二人的绞杀计划。
一枚银元定生死
张学良对杨宇霆起了杀心，他知道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他心里又迟迟下不了杀他的决心。
“我不大迷信，可我对这个事，是真迷信了”。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起当年的纠结和犹豫，不禁感叹道。
下不了决心的张学良无奈下决定迷信一回，掷银元看正反来决定杨宇霆的生死。
第一次，银元被高高抛出，落在手心，是正面；
第二次，依然正面朝上；
第三次，还是正面。
在抛银元之前，张学良心里想着，如果银元抛完是正面，那便说明我杀杨宇霆这件事是正确的，老天爷也这样认为，一定要杀了杨宇霆。
结果三次结果均为正面，结果让张学良倒吸口气。
三次为正的结果让张学良越想越不对劲，他怀疑银元不正常。
于是，他决定再来一把。
这次，张学良把规则改了，如果他不杀杨宇霆是不对的，那就抛出反面，意思就是抛出正面放过杨宇霆，反面就杀杨宇霆。
第一次，银元落下的那一刻，该巧不巧是反面；
第二次，恰恰又是反面；
第三次，银元抛出后，落入手心，张学良却不敢看了，忙让自己的妻子于凤至替自己看结果。
于凤至看过他手里的银元，转头就开始哽咽开，突然就哭了。
张学良对她的表现感到诧异，问道；“你哭什么”？于凤至哽咽地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了”。张学良听到低头一看，果不其然，又是反面。
这也不是迷信不迷信，主要是这个结果太邪门了，三次皆正，三次皆反。老天爷铁了心地要让这二人死。
这让犹豫不定的张学良暗暗下定了决心，随后他将这枚银元锁进了保险柜深处。
到了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如期而至，本来他们以为自己的算盘可以实现了，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死神”。
执行枪决的人举着枪，对二人冷冷地说道：“奉长官命令，你们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将你二位处死，立即执行”。
“杨常”当下便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着老虎厅的两声枪响，两条生命永久定格住了。
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杨常”死后，时任参谋长的荣臻来到帅府，荣臻一进来，张学良一把就抓住了荣臻的手，跟荣臻说：“老荣啊，你摸摸我的心还跳呢”。
荣参谋长对张学良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一时不明所以。
过了一会，张学良才对荣臻说：“杨常让我给杀了”。
荣臻听后大惊失色。
后来在张学良的晚年回忆中，记者问道：“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把杨宇霆关起来”。
张学良答道：“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件事情跟我的太太于凤至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我本想把杨宇霆关起来，把常荫槐杀了。我太太问我一句话，你把他关起来，你将来怎么办呢？如果那些东北的军政要员来保他，你是放还是不放呢”？
杀了“杨常”后，张学良越发感到不安，他亲笔给杨宇霆的妻子写了信，并且给了“杨常”家属一大笔钱。杨宇霆死后，很多人觊觎他的家产，张学良知道后，下令杨家的家产谁也不能动。
而那枚具有重大意义的银元被他深深地锁在了保险柜里。
杀掉“杨常”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做的第一次大事，这件事情也改变了东北历史的走向。
张学良虽然给自己成功地树立了威严，但是换来的代价实在太大，一方面虽然二人居功自傲，但是二人对东北做出的贡献不可置否；另一方面，二人作为东北的头等功臣，突然就被枪杀，使一些东北老部下寒心。
几十年后，张学良在回忆录中道：“当初杨宇霆犯错，父亲可以用委婉包容的方法来换取他的忠心，如果当初我也可以如此，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
结语:张学良的行为不能简单用对错来评价，从他自身政治身份来看，也有好坏的分析。只能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均有两面性。然而从政者做事，尤其要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是非功过，是否相抵，都是值得深究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