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问我：“大清后十年大搞立宪改革，咋就说没就没了呢？”这话跟问国民党败逃台湾也差不多，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简言之，一是天时，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清太迟暮了，什么三高啊、老年痴呆啊，都得上了，死是早晚的事；
二是地利，沿海沿江的租界城市，从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武汉，直到广州等，实业、贸易、金融蓬勃发展，与中原、以及内陆板块，已经开始撕裂了；最后是人和，老百姓期盼过上好日子，野心家们何尝不想抢班夺权，尤其是留学的年轻军官，与日本的士官生一样狂躁。
但是，断裂的点在哪儿呢？没人可以预见，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什么事，扇动了一下翅膀。百年过去，一切都清楚了，是盛宣怀这个幺蛾子。1911年的今天，他宣布各省商办公司的铁路，都有偿收归国有，直到闹出了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的那一枪。
政策出台以后，得到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的响应，反对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和广东。这俩省的总办都是詹天佑兼着，公然发电反对，认为国有政策失信天下。川汉铁路是一家民营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万两，其中700万两已投入铁路建设；余下的一半，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胶期货，亏空殆尽。
当时，根据不同省份商办铁路的情况，盛宣怀制定了不同的赎买收回方案。对川汉铁路，他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拒绝为经理人亏空买单。他说：“朝廷的钱来自全国，政府没有权力慷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同时，经过20多轮艰苦谈判，盛宣怀与外资银行达成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贷款年利息仅为5％，而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是13%。这使得他态度更加强硬，力劝摄政王绝不妥协，结果，害了自己不说，也葬送了大清朝。
那会儿，川人办铁路的热情极高，几乎是全民参与，茶馆里全在议论这事，憧憬着未来的发财梦，一听亏了，心里顿时承受不了了。四川在民间，是袍哥控制的，手里有武装，而且已经与不断起义和暗杀的同盟会联手了，成都全市罢市，学校停课，各街供光绪牌位，处处都有革命党人的身影。
川督赵尔丰逮捕了几位带头的激进分子，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血案发生后，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各地袍哥会攻成都，那叫一个热闹啊。武汉调兵去镇压，结果，留下的新军起义了。其实，朝廷的皇二代都没啥经验，要是袁世凯、徐世昌在，那会吝啬这点小钱，秋后再算账嘛。
4年后，也是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惹得群起而攻之。这事是这样的。
日本趁欧战方酣，无暇东顾，主动对德宣战，强占了青岛。1月19日，正式递交了觉书，一共21条，除了要求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关键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五条希望的要求： 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警察教官、小学教员， 合办兵工厂，允许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如果答应，不仅辱国，甚至可能亡国。
袁世凯十分震怒，日本这是把民国当作朝鲜一样的保护国了，日方心知肚明，因而特别注明，只是建议性条款。段祺瑞曾主张不惜一战，袁反问能够抵挡多长时间，回答是3个月。打不过，那就谈吧，双方会谈了25次。陆徵祥、曹汝霖动了很多小脑筋，比如：
不顾保密条款，故意将内容透露出去，以引来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激起国民大规模的反日行为；还利用日本反对派扯后腿；再就是拖延时间。5月7日，日方给出最后通牒，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即山东民四条、满蒙七条。民国政府大体同意了一至四号条款，第五号条款的要求基本没有答应。
日本在获得旅顺展期、修筑铁路、开矿权等，也算达到了一定目的，就没再坚持。那会儿，工商业反应最激烈，上海张园举行了3万人的国民大会，提出了6条抵制办法，号召各地请愿、抵制日货，通电政府维持国家体面，募集救国储金，支持政府与日一战。全国商会应声而起，给日本巨大压力，没想到中国人如此刚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