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游击军
1933年12月，四川各路军阀在刘湘的统一部署下开始向川陕苏区发动了“六路围攻”。当时我被留在兵工厂帮助工作，未直接参加战役。
1934年1月底的一天，即是我从兵工厂到通江汇报试制成功子弹的第二天，省委周纯全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办公会议。我当时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共青团委副书记、少共省委委员、省苏维埃委员、青工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省委秘书长吴永康、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红军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于江震同志。
周纯全同志在会上着重传达了西北军委分会所做的决定和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周纯全同志讲:蒋介石撤销了田颂尧的“剿匪督办”之职，委任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目前，经蒋介石的收买和调停，刘湘与刘文辉的内战已经停止。蒋介石拨给刘湘几百万元军费和几十万发子弹，在刘湘的统一领导下，把已遭我军重创的田颂尧、刘存厚、杨森组织起来，并给了些装备和军费，组成了六路军，已开始向我根据地开始围剿。蒋介石又将胡宗南的几万人，设置在西安、渔关、洛阳一线，企图对我堵截，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军准备学习中央红军的办法，实行内线坚持、外线出击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西北军委分会决定组建一支游击军，实行内线坚持。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这既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需要，也是保卫、巩固苏区的需要。
当时，列为组建游击军的部队有，三十三军和袁克服、许长勋率领的独立师、何其芳所领导的团，以及正在红江县新场坝执行剿匪任务的张仁初领导的保卫营和各县指挥部所属的独立营，加上机关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这个数目比红军入川时的人数还要多一些，武器是红军入川时的两倍多，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有一定数量的配备。从兵力装备来说，只要与外线作战的红军主力配合好，粉碎敌人围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当时苏区党、政、军为反“六路围攻”已作了充分的动员，大家上下一条心，只要人心齐，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打败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自然是有把握的。
会议上，当场就宣布了组建游击军的领导机构，周纯全同志任游击军总司令兼政委，王维舟任副司令兼副政委，于江震任政治部主任，我任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袁克服、许长勋和我等5人组成临时指挥委员会，我提议将袁克服、许长勋排在我的前面，周纯全同志说:“这是西.北军委分会的决定，不能随便改动，要改只有向上请示。
会议上对工作作了具体分工。决定我负责挑选通江、南江、巴中、万源等县的县、区级干部70人，女同志10人，身体健康年龄在18岁与30岁之间的同志参加游击军，时间限在20天以内办妥.会议结束后，我便奉令去赤江县、赤北县、红江县、南江县、巴中县走了一趟，以考核县、区、乡干部为名，15天内就挑选了93人，其中预备提升为党、团支部书记的有55人、妇女干部20人、医生2人、护士3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精选，将减少下来的30人做为预备人员。另外，还挑选了一批修械人员，进入游击军。然后，将所选人员一一列表登记，再交组织最后决定。
1934年元宵节的第二天，周纯全书记又主持召开了组建游击军的第二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秘书长吴永康、组织部长谢富治、宣传部长刘瑞龙、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卜方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于江震、团委书记吴尚德。列席会议的有省委常委罗世文、工会负责人廖承志。
会议上，周纯全同志又传达了新近召开的西北军委分会会议精神和决定，首先，他向与会人员分析，传达了川军“六路围攻”的战况，介绍了参加围攻的川军是:第一路是刘存厚的残部整编的2个师，从宣汉、城口、万源方向向我进攻;第二路是范绍增部从达县、曾口(现平昌)以3个旅的兵力向我进攻;第三路是杨森部由蓬安、渠县、营山向我进攻，兵力是3个旅6个团;第四路是李家任3个旅的兵力由南部、仪陇方向向我进攻;第六路由田颂尧、孙震率2个师、4个旅由嘉陵江西岸的苍溪、昭化、广元向我进攻;王陵基所属的3个旅、6个团为川军的预备队，随时增援各路。这时蒋介石已调胡宗南进入西安，又增调朱绍良部进抵洛阳，对我川陕苏区形成了包围进剿之势。
形势严峻，为了彻底粉碎这次围剿，我军必须集中兵力，由内线转入外线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接着周纯全传达了西北军委分会的决定，他说:“军委决定三十三军不再执行内线任务，改转为外线配合主力作战。游击军司令兼政委的职务不再由我担任，决定由于江震同志接任游击军司令，由吴尚德任政委。”我当时提出我年轻没有经验，怕工作搞不好，建议另选他人。周纯全同志考虑了一阵，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分派我担任了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兼顾地方工作。会议结束时，周纯全同志说:“三十三军要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我们游击军所属部队只有2个独立师和1个保卫营，把各县的独立营和县级机关人员组织起来，尚有万余人。这个数目也还不小，只要我们发扬不怕死的精神，敢于和敌人战斗，我们还是能钳制敌人，配合我军主力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这时，罗世文同志发言说:“敌人六路向我苏区进攻，我们游击军不可能全线作战;舜领选择敌人弱点出击。如东边刘存厚才吃了败仗，士气不高，西边田颂尧损失后，虽然稍有恢复，但是恐惧红军的心理情绪未消除，再则他的新增部队大多是原来的民团乡丁，内部还存在有矛盾，这也是个弱点，我们游击军可以找这些弱点进行重点打击。”
廖承志同志也说:“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一块很好的地方，东北面有大巴山，西北有秦岭做依靠，离南京蒋介石很远，离大城市很远，利于守，不利于攻。还有这里有人民勤劳朴实，土地出产也很丰富，是理想的根据地，我们一定要下决心保卫它，粉碎敌人的围攻。”
接着我发言，说:“我的水平有限，只能做些实际工作，我年轻见识少，又缺少文化，要向大家学习，希望大家帮助我，支持我的工作。这次组织分配我在游击军工作，我一定跟大家“起建设好带好这支部认，为保卫苏区贡献我的力量。”实际上，那次西北军委的会议很明显，张国焘有放弃川陕苏区的迹象了。因为，他当时是西北军区分会主席，会议是由他主持召开的。看得出红军主力已全部要撤出苏区，只留下我们游击军坚持斗争了。
最后是于江震同志发言，他说:“我来通、南、巴才一年多，而且是在部队工作，.对地方工作虽然参加过一些，但还不够深入了解，现在组建了游击军，我建议由王维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因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条件，有丰富的游击军作战的经验。”周纯全同志接着说:“三十三军要到外线执行任务，于江震同志任游击军司令兼政委是西北军委分会决定的。吴尚德同志虽然调整了一下，由政委改任政治部主任，是因为我考虑到他原来在通、南、巴从事过地下工作，熟悉这一带，让他兼管地方工作是合适的。”
这次会议后，我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健全游击军各级的编制。这时，前方开始收紧阵地。，在组建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还要配合前方作战，随时执行任务，以及维持后方的治安。
1934年8月，反“六路围攻”已接近尾声，上面下了一个命令，改任袁克服同志担任游击军司令员兼政委，改任的原因估计是于江震同志在带兵作战的方面还不够熟悉的缘故。我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兼管地方工作。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后，我军主力加紧时闻整训，以待对付新的战斗。这时，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地出面给四川各路军阀壮胆，并亲自调集兵力，组织新的围剿—川陕会剿。
1934年10月后，根据形势所迫，我红军主力开始向广昭、陕南方向发动了攻势。先打了一个广(元)昭(化)战役，准备组织陕南战役，却遭到胡宗南的阻击，只好又返回川北。这时，万源一带已被我军放弃。我军的一些工厂、医院已开始向西转移。为了让这些机关转移不出问题，上级命令我和许长勋指挥游击军给予掩护。我带部队在毛峪镇、瓦石铺进行布置。把30多个重残废军人作了统一安排，他们都安置在曲江洞，每人给他们找了一个老婆，这些女同志都是党、团员。
我们又动员部队弄来木材，把这洞子隔成一间一间的房子，每对夫妇分一间。又为他们搞来了足够的粮油、盐巴、药材、木柴。这个天然的山洞很大，洞子里有水井。缺少家俱我们为他们又做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帮助他们建立起了党、团支部。并且在毛峪镇、瓦石铺、流二沟、草石坝等地建立起秘密情报站。每个站的同志都是原苏维埃的一些基层干部。我们给了他们一些经费，以便我们游击军往后使用。
工作安排刚完，我回通江城，只见县城一片火海，据说是张国焘下达的命令，叫转移的部队机关要“空室清野”。在这非常时候，张国煮又开始抓人、杀人。有人告诉我，罗世文、朱光、廖承志、张德生都被他抓起来了，齐应元被杀了。这时，巴中材目继被放弃了，省委、省苏维埃机关，迁移到了旺苍坝。袁克服将独立师撤到了南江县城。
同年的12月，张国煮亲自下了一道命令，将游击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袁克服同志调到前线去工作，具体干什么，我们全不知道。由于长期共同战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分别时，我俩都饱含热泪而告别。袁克服同志一走，游击军由许长勋同志接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仍然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我们游击军实际不足100。人了，只有700条枪。我带着地方选调的近200人，只有长短枪50余支，去南江县城与许长勋部会合了。我间他原来的部队呢，他说被编入红军王力去了。我们这时什么也不敢讲，只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和许长勋司令员开始整顿部队，研究将来我们游击军被留下后怎样行动等有关问题。
我俩把当时情况做了一些具体分析后，整顿了部队，作了动员。准备接到命令后，先到大河口;第二步到青峪口;第三步到流二沟;第四步到得汉城、曲江洞;第五步到钢溪河，最后上大巴山。我们打算在以上这些地区辗转打游击。这些地区我既熟悉地形，也与这一带的党、团组织有一定联系，跟群众关系也不错。
我们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认为首先是稳住脚，能打则打，不能打则不打，对我方有利就打，不利就走开。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我们要尽量搞好关系，对过去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要向他们讲明原因，该赔礼的要赔礼道歉，让群众与我们游击军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特别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吸取张国煮那一套乱杀人、乱抓人关人的沉痛教训。只有我们把游击军的根深深扎进群众之中，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才能斗争下去，才能够取得胜利。
对游击军的活动，我们也有过初步设想，就是把我们当时游击军800余人编成3个大队、9‘个中队。每一个中队成立一个工作组，配备几名女同志，让她们去做群众工作，当敌人围剿时，我们才信息灵通，避免打被动仗。在打仗方面，我们可采取少正面与敌人作战，看准机会，吃一口就走的战术，尽量避免连续战和阵地战。一句话要做到灵活机动。这样，我们每个中队既可分散活动，又可统一行动。
我和许长勋同志统一思想后，到部队作了动员讲话，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因为那时，主力已开始大转移，大家情绪变化很大。经我们一动员，大家丢掉顾虑，精神振作了起来。就在这时，总部倪参谋长从长池派人来，要我去领取游击军的印章、军旗。也就是说，有了印章，我游击军就正式建立，并独立开始行动了。我随骑兵赶到了长池，见到了总部倪参谋长，他见我来了，高兴地说:“小吴主任，你亲自来了啊!”我说:“上级授印、授旗给我们，我怎么不来呢!还要接受上级对我们今后行动的指示，这也是大事呀!另外，我们还要请示今后怎样和主力红军联系的一些事。”
一倪参谋长说:“你想得很周到，应该把这些问题作个安排。另外，我还要向你说的一点就是许长勋同志是我的老部下，这个人很老实，能打仗，能团结人，执行命令坚决。但是，就是缺少些办法，你虽然年龄小，脑袋瓜儿却很好用，做群众工作也有一套办法.又有白区工作的经验，与群众关系好。这些方面许长勋同志比不上你，但他打仗的经验比你强，你们一起领导游击军，要团结，要取长补短。所以，几次会议上讨论游击军的领导班子都有你。希望你以后继续发扬成绩，同许长勋同志带好游击军。至子，今后你们联系的方法和暗号，由你提出来吧。”
我想了想说:“请参谋长放心，我一定能跟许长勋同志搞好关系，带好游击军。有关联络的暗号，我认为简单好。比如，我们找你们联系的人可解开衣服上面的两颗扣子，二是右手举起，大拇指扣起来，三是左手向左伸直，大拇指二拇指都扣起来、若是你们派人来找许长勋同志时，右手拿一枝有叶片的树枝就行了。若找我，来人可带顶草帽。一是左手向上举三下，二是右手提布袋向前伸，三是右脚连跺三下。这样做简单易行。”倪参谋长叫来一位参谋当场一一记下。最后，他说这联络暗号要绝对保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到吃晚饭的时候，倪参谋长请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将准备好的两支枪交给了我。这算是上级送给我和许长勋的告别礼物吧。一支是手枪带子弹20发，一支是盒子枪带子弹30发。他说:“这是徐总指挥送给你和许长勋同志的，你们将用它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艰巨任务。”随后，他拿出用布袋装着的游击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印章和军旗，支队旗帜，以及通、南、巴3个县的印章，十分郑重严肃地交给了我。我整了整衣服，壮严地双手接过了这些印章和旗帜。我知这些印章、旗帜对于我们几百个游击军的战士来说，意义和分量是重大的。倪参谋长伸出他有力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今晚你就住长池，明天一早再返回去吧。”
当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握着枕边的那些印章、又摸了摸两支手枪，我心中勇气倍增，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肩负起这个重担，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和重托，带好游击军，继续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
但也有几分难过，这就是红军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眼看要丢掉，留下我们这支游击军，重建苏区保卫苏区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我一夜难眠呀!摸摸印章和枪，望着窗外夜空中点点寒星，心潮如海一般不能平静。天刚拂晓，我便告别长池，跃马回南江城去了。
在一路上，我快马加鞭，看到田间那些老弱的乡亲、妇女还在辛勤劳作，看到路边村院的乡亲还在为红军赶打草鞋，我的心有些发酸，眼泪流淌下来。多么善良、勤劳的巴山父老乡亲呀!他们全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他们而去。留给他们的将是军阀、还乡团、‘地主恶霸回来的残酷反攻倒算呀!我只有从内心暗暗告诫他们:不要怕，还有我们游击军在这里呀!
我赶回南江城，向许长勋同志汇报了授印、授旗的全过程。然后，我们集合起这800余人的队伍，十分庄严地向军旗和印章行礼，举行了授章开旗仪式。接着，我带领全体指战员对着军旗和印章，举起右手，表示了决心。从此，带领苏区人民继续战斗的重担，就落在了我们游击军全体指战员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