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百年前，一股蒙古旋风吹遍了亚欧大陆，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三代人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踏碎了亚欧大陆，而成吉思汗也被称为征服世界三大帝之一。成吉思汗的贡献可以说是把中国纳入蒙古版图，而他的孙子忽必烈则正好反过来，是把蒙古纳入了中国版图，让中国的版图从此大大扩展。这和他长期经营汉地最终入主中原有很大关系，那忽必烈是如何做到的呢？
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区域不断扩大，他们接触的较高文明也越来越多，在汉、契丹、畏兀儿等各族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步地改变着自己的统治方式。这种转化是缓慢的、有阻力的，然而，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忽必烈是顺应这一历史规律的蒙古统治者，他很早就注意搜罗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研究前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法，重用各地主分子，扩大统治阶级的力量。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采取了“附会汉法”的措施以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政洽和文化传统，他自己也成了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也是其他游牧民族所不具备，而他能入主中原的主要原因。
忽必烈注重同各族地主阶级结合
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即位，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就以漠南为根据地，更紧密地和汉族及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结合起来。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除了原来结识的一批汉族地主分子外，很早就投靠蒙古的杨惟中、姚枢、宋子贞等人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郝经、许衡、王文统等也应召而来。其中最亲信的谋士当然是刘秉忠。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忽必烈在和林时，他就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
刘秉忠
刘秉忠进一步论述了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饬赋税、采用汉法，对忽必烈有极大的影响。
忽必烈进驻漠汉地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因而受到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今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在他们看来，忽必烈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纷纷前来投靠他。忽必烈对这些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也十分信任，诸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乃至取汗位，“立国规模”，多出自这些人的计谋。
蒙古贵族在灭金的过程中就已经不断吸收和利用北方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地主武装。像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人就因率领地主武装投降蒙古贵族而受到重用。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后，继续采取拉拢、利用地主武装头目的方针。
如董俊之子董文炳由于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南宋的战争中拼死效劳，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日亲贵用事”；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在忽必烈即位后官拜中书丞相，在平阿里不哥和李璮的战争中出力甚多，张柔及其子张弘范也是忽必烈十分信用的。
这批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头目由于对忽必烈忠心耿耿，所以都成了忽必烈手下的重要统军将领，无论在争夺帝位、铲除政敌，或者是灭亡南宋的战争中，他们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李璮
忽必烈对李璮也是拉扰利用的。李璮是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的儿子，宝庆三年（1227年）李全投降蒙古后，这支武装力量已经沦为蒙古政权荫庇下的地方割据势力。绍定四年（1231年）李全死后，李璮继续据有山东，并袭益都行省。蒙哥即位后，李璮又取涟水等四城，势力不断扩张。
深受忽必烈信用的王文统就是李璮岳父。忽必烈即位后，立即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可见忽必烈对这支割据势力是很重视的。
对于其他族上层贵族，忽必烈也是把他们争取来加以利用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其父苦马鲁丁很早就投靠了成吉思汗。蒙哥汗时，赛典赤赡思丁在燕京行省任事，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
畏兀儿人廉希宪、河西人高智耀，都是接受汉文化很深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武将阿里海牙是畏兀儿人，忽必烈在“潜邸”时，即充任宿卫，后来随忽必烈进攻南宋，屡立战功。
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其目的：一是学会统治之道，一是扩充军事实力。学会统治之道是势在必行，否则社会就不安定，政权就不巩固。所以，他不仅自己学习汉文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
忽必烈
他的儿子真金太子，“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后来当中书左丞的阔阔，原是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就这样，从漠北“潜邸”到主管漠南汉地，这短短十余年间，忽必烈已经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变易旧章”的新封建统治者，成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对中原地区的经营统治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灭了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占领了大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造成了中国北部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长期的战祸，使人民惨遭杀戮；幸存的百姓，也无法忍受蒙古贵族和蒙汉军阀、官僚地主的“非法赋敛”，纷纷逃亡，有的进行武装反抗；农业生产残破不堪，水利失修，农田破坏。
造成这种情景的根本原因是蒙古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始终保存着浓厚的草原奴隶制因素。正如忽必烈的谋臣郝经所说：“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察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实行这种旧制，不仅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且也使蒙古政权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长期的战乱和统治者的疯狂掠夺，使广大人民被迫背并离乡，逃匿山林。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今河北邢台），金时八县共有八万二百九十二户，由于当地的蒙古贵族“不知抚治，征求百出，民弗堪命”，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百姓已从万余户急剧下降至七百户。
元朝和四大汗国
人民群众用逃亡的手段来反抗蒙古政权的统治，这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是极大的威胁。这种状况在当时是极普遍的现象。针对上述情况，刘秉忠上书忽必烈说：“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
刘秉忠还提出了对于官吏迁降、赏罚的建议。于是忽必烈以治邢作为试点，派了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敝，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忽必烈从治理邢州的成效中大有感触，由是对儒士更加器重，逐步委以重任。
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宫吏在地方上和战争中随便杀人的现象仍经常发生。在用兵南宋的过程中，忽必烈也一反以往蒙古军队恣意杀戮的做法，屡次戒诸将妄杀”，军士有犯者，“命戮以循”，使“诸军凛然，无敢犯令者”。对战俘也不用杀戮或掳为奴的方法，而是主张释放。“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
为了替进攻南宋筹备军粮、军费，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十分注意屯田积粮。淳祐十二年（1252年），忽必烈建议在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屯田，并在邓州立屯田万户府，屯田范围西起襄、邓，东连满口、桃源，敌至则战，敌退则耕。宝祐元年（1253年），忽必烈又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屯田，以盐换取粮食，以供军粮。
同年忽必烈又立京兆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步地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很大一部分财政权。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使中原一部分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使过去那种人民逃亡、农田荒芜、典章不立等状况有所克服。同时，通过这段时间的经营，使忽必烈部分地控制了蒙古政权的财政经济，为他以后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