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奕君饰演过的很多古装剧，如早期的《琅琊榜》里老谋深算的宁国侯谢玉，悲情又深情；然后有《扶摇》、《剑王朝》，《燕云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民族，每一个角色的服饰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习惯抓住生活的某些瞬间，并将这些瞬间融入到角色当中的刘奕君，常常会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角色所处的年代、身份以及与他匹配的服饰冠冕。毕竟，《春秋左传正义》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殷商时代，社会虽有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真正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冠服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
在汉代就已形成的完备的冠服体系，不仅仅是服饰冠冕这么简单，更是“礼”的象征，更加代表了社会的等级和国家的运行，是非常重要且不能随意更改的。比如右衽改为左衽，就从华夏变成蛮夷。“乗殷之辂，服周之冕”正是儒家治国思想的要义。
正如刘奕君所扮演过的那些士族大夫，也是我们在影视剧中最常见到的就是他们均身着宽袍广袖，环佩叮当。其实广袖只是其中的一种袖型，还有比较经典的袖型，如琵琶袖，也就是在袖子里面可以藏很多东西的袖型。这些人普遍无需劳作，体现的也是一种仪式感。这样的服饰会让人的动作缓慢下来，彰显着装者的身份。
如自天子至士皆可穿，为国家的法服，天子平时燕居之服的玄端，用途更是广泛。诸侯祭宗庙可穿玄端，大夫、士早上入庙，叩见父母也可穿。玄端衣袂和衣长都是二尺二寸，正幅正裁，玄色，无纹饰，以其端正，故名为玄端。自汉明帝将玄端朝服改为朱衣朝服以后，沿袭到明朝。
说到了形制、色彩皆以礼制为基础，中国古代服饰的纹样，更是始终依从礼制发展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纹样不仅仅代表着美观，同样可以上升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
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
清代服饰纹样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
以上皆为中国古代达官贵人所依循的服饰礼仪，那么古代劳动人民又是穿着什么呢？
古代劳动人民则多穿着裋褐。区别于礼服和常服，裋褐属于便服类。居家休闲劳动还有练武的时候穿的比较多，不适用于正式场合。一般采用的都是如短袖、箭袖、窄袖、直袖，垂胡袖等等袖型，这些袖型要么是比较的窄，要么是在手腕处有收口，不怎么会影响动作。
中国服饰之美中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服饰这颗“瑰宝”。其形制、色彩、材质等选择上与华夏民族虽有差异，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质同样与礼仪等级紧密相连。
这就要说到刘奕君曾饰演过的《燕云台》里扮演的辽国宰相萧思温，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萧思温这个角色作为少数民族的贵族，其服饰中有很多与汉服相似之处，但又有其独特的民族性。试装时，有一套造型包括一套衣服，然后配了一顶皮质小帽子，当时刘奕君还觉得很奇怪，连忙跟造型师说自己并不适合戴帽子，会很难看。结果当他把整套衣服穿好，配上两条装饰着金色的环扣的辫子，最终把帽子戴上在镜子里一看，他马上就对这个角色充满了自信。
角色要想立得住，符合角色身份的服装冠冕头饰对一个演员进入角色，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最重要的前提，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时代，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需要值得回味的立意与剧情，同时也离不开服化道的辅助，其中服饰在影视创作中对角色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是道具也是情感与文化的表达媒介。在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作为观众身处现代的我们能够借由古装去看到中国古代服饰之美，所起的作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外观审美和娱乐受众这一基本美学价值，还起到了解读其背后所承载的华夏礼仪，感受中国之美的特别意义。透过影视中服饰文化的视觉表现来认识华夏服饰的演变过程，看到衣冠配饰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至今的美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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