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嘱我为新版《少年巴比伦》写前言，不写就不给我出书。我想，这本出版已经十五年的小书，时至今日再看，通篇都如赘言。叠加的序跋并不是因为我有更多话要表达，但也不想显得自己退步到失语的程度。多年来我被不少读者亲热地直呼为“路小路”，以及此后的小说，又不免主人公附体，这一篇文艺青年了，那一篇中年衰颓了。这当然都是虚构的，但也不能说全假。写第一部长篇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要经受阐释，以为只是一个劲地与那个年代的朋友们一起去阐释世界即可。一个作者要在小说中阐释并接受阐释，是有点费神的。自己动手写序跋，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同时做这两件事。这是圣哲才能搞定的。
我想了很久，决定拿出一篇2021年写的杂文，作为后记吧，不知是否合乎体例。因我很少写杂文，写出来的句法也像小说，此生看来凑不成杂文集了，把它收录在这一版的《少年巴比伦》中，希望能留个位置。请不要介意。这篇关于电子游戏的杂文（其实它也是小说），与《少年巴比伦》多多少少还是有关联的。
从1984开始
1984年我十一岁，在某地级市工人文化宫的过道里，我堂哥带我来到一台游戏机前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子游戏，就像不远处的舞厅里，一些成年的男人女人第一次知道他们是可以在公开场合搂着跳舞的。我被这一场面震慑，上百个青少年，大大小小，围在仅有的一台游戏机前面，那是一个纵轴飞行射击类游戏，没有故事情节，多少钱打一局我已经忘了。我没上去打，当时我口袋里的零花钱不会超过五角，而街机，是个吸金的东西。我和堂哥从黄昏看到深夜，一个纵轴射击游戏居然也能让我们这么痴迷。我一直期待堂哥能上去打一局，让我摸摸那根红色的操纵杆，但是他没有。他用口袋里仅有的五块钱跑到附近地摊上买了一本全译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甚至不是新书，摊主跑到街对面的香烟店里拿出来给他的，且售价高于定价。过了几天他把书借给我看，再三叮嘱，只给看一晚上，不要让我爹妈发现。第二天他来拿书，我全看完了，什么都没记住。
此后一年里，我时不时跑到文化宫去看人打游戏，那里永远人山人海。游戏机添了一台，是坦克大战，那可比纵轴射击有趣多了，因为你可以朝四个方向发射，你可以找一堵墙挡住敌方的炮火，你一不小心还会轰掉己方的老巢。我看了很久，学业是肯定荒废了，从此不再会做数学题。某天打游戏的青少年们斗殴起来，玩游戏那位用水果刀捅了另一个人，然后跑了，挨刀那位抱着肚子倚在墙角喊痛。没人管他死活，大家都去抢操纵杆，敌方的坦克正蜂拥而至！
我父亲化工厂当时挺有钱的，教育科买了四台电脑，那时叫微机。微机房铺着地毯，挂着蓝色窗帘，常年无人。那些青工主要是教育他们不要去摸电门啦，学会DOS系统对他们有啥用，连科长都想不明白。我父亲当时在教育科做科员，他也不会DOS，老朱老王老张全不会，厂里就科长一个人会，全厂想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四台微机。后来看见他手把手教女青年打游戏，大家也就明白了。
那时放暑假我都在厂里，跟着我父亲混日子。在科长比较空闲的时候，我也想玩玩微机。我父亲面子大，科长帮我开了微机，打开游戏，还嘱咐我敲键盘轻点。那是一个类似贪吃豆的游戏，但更具象些，也更复杂，在一个平面上一边钻坑一边吃豆子和宝物，有几个怪在追。它设计了地心引力，当挖空宝物下方的泥土时，宝物会掉下来，压死自己或怪。这倒霉的游戏极其考验反应，最好是用操纵杆玩，但我当时只有一个键盘，非常费劲，经常把它当砧板一样狂剁，搞得科长相当不悦。我从来没能打过第二局，我在第一局浪费了无数时间，自己都有点内疚。我去工厂图书馆借《茶花女》，女馆员告诉我说，这本书是大人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好像是一本少儿文学。我看完《麦田里的守望者》觉得打游戏浪费时间挺好的，四处闲逛也挺好的，手把手教心上人打游戏更好。
有天我打到工人下班还没收场，我爸来催我，科长已经走了。我爸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关机，情急之下，他直接伸手拔了电源线，然后拽着我回家。从此以后我们爷儿俩再也没被允许进过游戏房，不，微机房。
第二年我在楼上老常家看到了一台雅达利游戏机，那是真正的家用机。老常是我爸厂里的供销科长，他大概是吃了不少回扣，有这财力买游戏机，也可能机子就是别人贿赂他的。他女儿太小了，不大会玩，为了尽兴，老常把我和杨迟叫去一起玩。杨迟和我同岁，住老常家隔壁，念重点中学。我们在这台游戏机上消磨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具体玩的是什么我已经全忘了，可见游戏本身十分无聊，要的只是那份可以在家打游戏的优越感。杨迟的学习成绩越打越好，数学考全校第一。这充分说明了，人的脑子是不一样的，打游戏不耽误什么，数学好的就是好。我也没耽误，时至今日我可以这么说了。
比较可悲的是老常，他太痴迷于打游戏，没注意到他老婆跳舞跳出轨了，后来他一怒之下也出轨了，更可悲的是他没啥经验，遇到了拆白党。某天一群流氓冲到他家搬东西，他女儿抱着雅达利逃到了阳台上，那伙人渣，不肯放过她，在抢夺中那台游戏机直接飞到了我家院子里，砸稀烂，短暂的雅达利时代对我和杨迟来说就结束了。我得庆幸那女孩没有飞下来。
我初三那年，面临中考。和现在的小孩一样，中考分流很头大，一部分人念高中，一部分人只得去技校职校，较好一点的是中专。当时有个黑心老板在学校边上开了个小型娱乐房，两台红白机，四个台球桌，楼上是舞厅。游戏机是包时付费，一个叫做“加油飞机”的像素游戏，图像简单，容易上手，深受欢迎。假如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是无比乏味的游戏，真不如去挤地铁，但是对于一群即将去念技校职校的少年来说，这恐怕是仅有的乐趣了。有趣的是，当时长得帅气的男生都在打桌球，气质略差的玩电子游戏。还有个别天才少年在楼上看叔叔阿姨跳舞，比如我。有天老师来冲场子，打游戏打桌球的一哄而散，我被堵了，我们老师在舞场里搜寻，搞得几个跳舞阿姨非常痛心，坚称没有其他学生了。老师没白费劲，他们从桌子底下抓到了我的一个女同学——上帝作证，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那里。为了成全我的名声，老师就说我和她早恋了，要不然的话，就得是阿姨来背锅。早恋就早恋吧。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类角色的电子游戏还是在工人文化宫的街机房，那是一个叫做“妖魔忍法帖”的游戏，日本出品，音乐做得很好。它有一个老套的故事情节：村里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为了救女朋友，出征去和夜行百鬼大战，他使用弩箭，使用洪水，使用火焰，他最后的对手是一个妖艳的美女头颅，仅有头颅，其他啥都没。我印象中，这个头颅最后会变成石像、魔鬼、骷髅，似乎在印证佛经里对于“情色”的阐释。比阐释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电子游戏是可以有情节的，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当过程铺陈开的时候，会有一点激动人心。
不幸的是即使你有足够的钱也很难玩到结局，它像一个下了赌注又遭作弊的命运，你总是输，你心力交瘁，无数次夭折在途中，最终的完美结局从未出现。它真是像极了爱情。后来我把杨迟叫了去，他是打游戏的天才，但也通不了关。这感觉就像看《红楼梦》，我们的纯情少年杨迟一直不知道他的梦中情人史湘云是怎么个下场，谁都不知道。
红白机时代来了。之所以称它为“时代”，因为它是当时的娱乐主流，电子游戏真正进入中国家庭由此开始，且老少咸宜，说实话如今的PS5上很多游戏更像是为专业玩家设计的。当时除了任天堂以外，还有国产的仿制机，游戏卡极为夸张，一张卡里最多可以带几十款游戏。一机一卡，今夜无眠。我在红白机上又玩到了当年的坦克大战，这个游戏很适合消磨时间，它是我心目中“大众游戏”的典范，连我家楼上那个唐氏儿少年都能玩上一把。我曾经把这一节写进了小说——杨迟大学毕业后回到家，没找到工作，天天玩坦克大战消磨时间。白天整栋楼没人，由于这是个双打游戏，他不得不把傻子喊了过来一起玩，傻子还玩得不错，缺点是贪吃，要给他不断喂零食才肯陪着一起玩。这是真事，尽管这么写有点过分，它的背后当然隐藏着一些寓意，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有点惨。后来一些年份里，我们都爱写那种惨虐惨虐的小说。
我在红白机时代玩的最后一款游戏是光荣公司的三国，取名“霸王的大陆”，经典的SLG游戏被日本人搞了出来，而且没有知识产权，而且可以恶搞。比如说吕布这个形象在连环画里从来头上都没有两根翎毛，日本人给安了翎毛，成为吕布的标准形象。这一系列的游戏发展到最后，貂蝉穿着比基尼举着双锤在和关羽对打，要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学和评书里——就没有一个女将能使双锤的，最多用个流星锤。可见我们神乎其神，但还是不够放得开。那阵子我们租了碟片在家看宫泽理惠主演的《西游记》，宫泽理惠演唐僧。
那几年我在工厂里上班，工厂当然不能玩电子游戏，不过手掌机发明了，那就是著名的俄罗斯方块。我是电工，这一节曾经写进小说里，但我带着手掌机去修电路没好意思写，太反社会了。国营工厂规矩挺大的，各种条例，上班不许看书都写清了，唯独没有“上班不许打电子游戏”。再说了，工人师傅有几个爱看书的？看书乃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行为，但是打电子游戏就不一样了，如果我揣着个手掌机去换灯泡，工人师傅还会帮我抬竹梯，很礼貌地要求借来玩玩，我换好了灯泡他们也不让我走，这样我就可以少换几个灯泡。在化工厂里，抽烟是不允许的，派烟这种社交行为无法实施，派个手掌机挺好的。这个游戏和坦克大战的共同点是老幼咸宜，女工也很爱玩。后来电工班有个同事一怒之下买了台game boy，可以换卡的日本手掌机，忍者神龟泡泡龙什么的都有，这太拉风。有天劳资科的妹子打电话到电工班，让他去换灯泡，并提醒带上游戏机。他很帅气，姓华，说自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华太师的后代。我们都很蒙圈，因为华太师的两个儿子都是低能儿，但他偏要说，其实是后人编派的，俩儿子都是才子，他是其中一个的后代。这兄弟后来娶了劳资科的妹子，入赘做了干部家庭的女婿。华太师肯定没想到会是这样。
这是个欢乐年代，后来大伙下岗了。失业的人可能是真的没心情玩电子游戏的，也不会有心情看小说。我是个比较落后的人，去人才市场找工作（那时我有了一张野鸡大专文凭），上衣兜里还插着手掌机，有个HR姐姐告诉我说：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不可能找到工作，注意形象。我很惊讶她对我说这个，她说我来的次数太多，而且形象鲜明，早已被她记在心里。后来我收起了手掌机，穿上了西装，她给了我一份仓管员的工作，把我送到了重庆，再后来，过了二十年，我把她写进了《雾行者》这本书里。
我兄弟杨迟比我更痴迷电子游戏，早在街机时代，我就带着他去打街霸。这是格斗类的游戏，人和机器打，人也可以和人打。这个大家都懂，但我们当时不懂。如果我扔一个硬币下去，打算和机器打一个通关，这时有一个陌生的少年走上来扔了另一个硬币，一通打斗把我打出局，我就得扔第二个硬币下去和他对打。如果我扔了二十个硬币还是没能打赢，那我就会变得脸色铁青，想在现实世界教训一下身边那小子。这种情况下，会有非常奇特的事情发生。比如我们四五个兄弟光着膀子叼着烟玩格斗游戏，忽然晃过来一个瘦弱的小子，孤身一人，扔了个硬币，赢了我们十局，则不免会怀疑：他是精神病还是派出所长的儿子？他不怕死吗？打人是不对的，但输光了钱含恨礼貌地撤退也是挺吓人的。我在街机房遇到过一个人在离开前对另一个说：“你别走。”这三个字杀伤力太大，短时间内，无辜的有辜的人全都逃光了。
家用机是安全的，很多事情，就在家玩玩算了。杨迟工作以后，也进了供销科，短期内挣到一笔钱，他立刻买了一台“土星”，这一世嘉公司出产32位的卡带式游戏机，略逊于同级别的超级任天堂，但它价格也相对便宜些。1996年，花了一千多元，卡带三百元一张。按通胀兑换成现在的价值，够买两台PS5了。那真是玩游戏不要命的年代。我第一次见识到了角色扮演类，也就是RPG游戏，著名的《梦幻之星》和《梦幻模拟战》。不过这笔钱很快打了水漂，1997年，64位的次时代游戏机出现了，到处都是水货，破解版光盘二十块钱一张。杨迟们终于初尝升级换代之味，作为游戏发烧友，此生他们都得为升级换代奔命，好在后来赚了巨多的钱，消费得起。
由于光盘游戏太便宜，我们进入了一个有游戏而来不及玩的时代，一些通关很难而没有意义的游戏被迅速放弃，世界观不正确的也撂。3D游戏的划时代意义不必再说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恐怖游戏和足球游戏出现了。我们忘记了天真的2D游戏，它将成为怀旧的一部分——人人如此，就不要嘲笑我中年堕落了。
体会一下玩游戏玩吐了的感觉吧，晕3D是一种娘胎里带来的病，在现实世界里不太会发作，除非你去考飞行员。经鉴定，我有这病，杨迟没有，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他身边看他玩。我们玩了很久，有一天杨迟的爸爸冲进来对我们大吼：你们可以去找个女朋友了！他就把游戏机搬到了一个单身住别墅的女孩家里，仍然是我陪着他，整夜玩。女孩在楼上睡觉。
那时他买到了《生化危机》和《钟楼》，非常吓人的恐怖游戏，头回玩恐怖游戏对人的心理是一种考验。凌晨三点，我们全都吓得尖叫，妹子从楼上跑下来也尖叫，叫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对门人家也在窗口狂叫，说你们叫床的声音太大啦。第二天警察来了，问了一下，到底是几个人在叫，如果多于两个是会判刑的。
我们一起玩游戏，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杨迟结婚了，在上海买了房子，太太不是那个尖叫的妹子，而且憎恨电子游戏，挺可惜的。杨迟给新房置办的头一样电器就是PS2，每到周末喊我去玩，主要是玩实况足球。他太太在一边洗碗，经常摔摔打打，骂他不争气，创业挣不到钱，打游戏倒是很精，以前有个扫黄打非办的公务员很喜欢她但她没嫁，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就很怀念那个住别墅的尖叫女孩。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这话说了出来，就不太好再去他家了。
我们这一散伙就是五年。这五年里，我有了自己的PS2，坐在床上很寂寞地打着单机版游戏，香烟经常烫坏床单。我猜想自己会成为日本人，死宅那种，而且发胖，视力欠佳。我已经失去了在烟味汗味弥漫的游戏房里颠倒人生的能力。有一天我想起了杨迟，他告诉我，离婚了，房子全都给了前妻，现在住在一间没空调没电话也没窗的的租屋里。他离婚前的唯一恳求是，我的书和游戏机得归我，其他都不要了。前妻很高兴，请统统挪走。我去探望他，就在那间屋子里，我们打开PS2，又玩了一天的实况足球。后来我们心跳全都不对了，因为抽太多的烟，那小屋里全是一氧化碳，深夜我们跑出去透气，谈谈文学和人世，喝了点酒，找了个街机房玩了一会儿格斗游戏。这回没有小崽子过来扫兴，在新时代里，人们看见醉鬼都是要绕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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