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这项禁令即日生效，截止日期为2025年。
在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下，中兴通讯生死未卜的命运引发了国内舆论对芯片和自主创新问题的关注。
那么，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的理由是什么？
这家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半导体加工厂，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世界通讯行业巨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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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兴通讯，很多人想到的是它的副业——手机。
从小灵通开始，到在多个国家卖到脱销的经典机型V880和2011年销量过千万的神机Blade880，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兴手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华为一路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中兴对于自己产品的定位越来越模糊，其低端的品牌形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想要再次突出重围，已经非常困难。
2018年，一则美国商务部的禁令把仅次于华为的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其被美国商务部针对的具体原因，还要追溯到2016年。
当时，中兴通讯向伊朗出售通信设备，而美国禁止国内外的任何企业与伊朗做生意。
因此，2017年3月7日，中兴通讯接受协议，被美国商务部罚款8.236亿美元，并对39名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此外，还有3亿美元的暂缓罚款，取决于中兴是否能在七年内遵守协议内容。
而这次美国商务部的发难，是因为当时39名相关工作人员中，仍有35人足额领取了2016年的奖金。
借此机会，美国像是抓住了贸易战的人质。
庞大的通讯帝国中兴，在缺少了美国芯片商的供应后，只能使用库存中的余货，一旦家底掏空，将面临停产的危机。
一时间，关于自主创新和国产芯片的未来，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更有网友公开发表见解指责中兴家大业大，为何总是依赖外商，这也让背锅方中兴哭笑不得。
事实上，2017年我国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的企业里，中兴名列第五，而国产芯片作为通讯行业的上游产业，发展的也一直不顺利。
中兴和很多国产芯片商都有过合作，但是要求中兴本身研发芯片，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未免太过强人所难。
要知道，早在1985年的深圳，改革开放刚刚过去六七个年头，一切都在摸索中。
毕业于南昌大学，从美国学习归来的侯为贵被安排到深圳的一个小渔村，负责研发半导体技术。
但是当时的技术门槛过高，以及后续资金不足，刚刚成立的中兴半导体公司只能暂时从事收音机、电子表等加工业务。
那个年代，来料加工行业竞争小，在深圳特区提供的“改革红利”下，“中兴加工厂”很快积累了第一桶金。
当时摆在中兴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扩大生产还是立刻用这笔资金寻求新的市场。
与现在手握资金处处红海的局面不同，当时的国内环境，可选择的领域实在太多。
作为中兴的创始人兼灵魂人物，技术员出身的侯为贵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他认为电信行业是一个全球化的巨大市场。
但是由于开发IC的投入过大，侯为贵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与之相关度很高的电信设备领域。
至此，在侯为贵的带领下，中兴放弃了代工业务，以自主研发的方式进入了“电信设备行业”，并坚持把10%的收入转变成研发资金。
1986年，中兴从技术含量较低的农村电话市场入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逐步进入城市电话交换机市场。
这之后的十年间，无数从事来料加工的企业倒闭，数百家国外程控交换机代理商销声匿迹。
唯有中兴，成为了国内电话程控交换机领域的主导力量。
在那个电话是奢饰品的年代，1990年，中兴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数据数字用户交换机ZX500面市，打破了外国设备对市场长时间的垄断。
依靠着国内市场的大量需求，中兴的收入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有钱之后，利益分配问题变得难以调和。
90年代初期，港方合资人退出，中兴因为管理机制存在缺陷，面临着人才大量流失的窘境。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93年《公司法》颁布，中兴顺势以“国有民营”的方式转变成中国最早一批技术入股的股份制企业。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造让中兴在此后的两年间人员变动不断，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为中兴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在管理与机制趋向透明化后，1997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深交所A股上市，这为中兴此前的动荡画上了句号，同时也为今后十年间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动力。
告别了程控交换机市场的中兴，开始向GSM、CDMA、光通讯等前沿领域进发。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继成立了美国研究所和韩国研究所后，中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亿人民币。
2001年香港分公司成立，中兴与英特尔签署协议，开始展开在3G无线通信，无线局域网等关键领域的深层合作。
在此期间，中兴还抓住了小灵通手机爆炸性增长的时机，成功抢占了手机市场，2003年，中兴三大类手机销量达450万部，这也为其在2004年港交所H股上市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此时已经能够为雅典奥运会提供宽带互联网设备支持的的中兴通讯，实际营业收入达212亿元，其创始人侯为贵在获得“中国信息产业十大年度经济人物”、“中国十大科技领袖”等荣誉，选择了辞去总经理职务，转任为公司董事长。
从1993年改制到2004年港交所上市，中兴用十年的时间走向了兴盛。
而下一个十年，中兴则把重点，放在了开拓国际运营商市场。
2005年，中兴与和黄英国公司签署30万部WCDMA终端合同，3G终端首次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中兴获评《商业周刊》“全球IT百强企业”称号。
次年，中兴与加拿大签署3G终端合作协议，进一步打开了北美主流运营商市场。
自2005年定下MTO战略，两年后，中兴通讯的国际营收额占公司总收入的六成，成为Vodafone，Telefonica，Telstra等一流运营商终端供应商，CDMA出货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2007年发展最快的GSM设备供应商，进入全球四大设备供应商行列。
2015年，中兴通讯前三季度营收位居电信设备行业全球第4，手机销量位居全球第6，已经成为能与华为直接竞争的全球化电信企业。
2016年，中兴通讯称，侯为贵将不再参加新一届的董事会选举。
这位叱咤通讯行业30年的中兴掌舵人，选择了功成身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利用深圳的政策福利积累第一桶金，到1993年企业改制，中兴一直都保持着自身的与时俱进。
在贸易战愈演愈烈的当下，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倒下的竟然是中兴这样的通讯业巨头。
要知道，如今的中兴通讯，其业务范围已达到为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运营商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
2018年5月25日，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中兴的销售禁令，而中兴想要活过来，就不得不接受洗牌管理层；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和罚款13亿美元的条件。
在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当下，美国商务部的决策，无异于一场经济恐怖主义活动。
不过，这次对中兴的技术封锁，也许会成为中国自主研发，加速实现芯片国产化、5G、高端制造的催化剂。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总要身临其境才更觉深刻，在这样无理的制衡下，希望中国企业能早日解决无“芯”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