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7日，日本富山县鱼津市，绿色的稻田与蓝色的海水相映成趣。这里有极度鲜美的生鱼片，也有不少温泉旅店供人们享受。不过，面对美食美景，有位中国游客还是无法完全轻松下来，即便还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还是不辞辛劳地去一趟当地的图书馆，翻找一些历史资料。
这位中国游客就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剑。多年来，从中国到日本，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日本人留下的踪迹。这个人叫北鬼三郎，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9年，北鬼三郎在自己出版的法学专著《大清宪法案》中，为当时正在酝酿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清廷设计了一套宪法。这部作品很快出现在清朝负责筹备制定宪法的官员手中，并对他们的立宪方案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清宪法案》（彭剑译版）。图/受访者提供
一位寂寂无闻的日本学者，其日文著作为何会跋山涉水地抵达中国？而在那之后，这位早逝的日本年轻学者为何又被中日学术界几乎彻底遗忘？带着好奇，主攻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彭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对北鬼三郎的探究。2017年到2018年，趁着在日本访学的机会，彭剑将北鬼三郎的《大清宪法案》完整地翻译成了中文。于是，这部著作第一次有了现代汉语的译本。
多年来，在彭剑的勾画下，北鬼三郎的形象逐渐显现在人们面前，但由于资料仍不够全面，这个形象注定依然影影绰绰，充满谜团。而透过他撰写的这部宪法案，透过与这本书产生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和事，也能重返那段特殊的历史现场。
奇特的宪法案和消失的作者
在鱼津市寻访北鬼三郎的踪迹时，鱼津市图书馆的管理员细心地帮彭剑检索了很多内容，从地图搜索和电话号码本的信息上看，姓“北鬼”的人家可能已经从这里消失了。站在街头，彭剑怅惘地发现，资料中，那些他烂熟于心的地名在现实中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崭新的建筑。仿佛北鬼三郎的一切痕迹，在他自己的家乡，都被时间抹得干干净净。
即便如此，彭剑倒没觉得失望。他和北鬼三郎的缘分已经持续了多年，哪怕是站在他家乡的土地上看一看，也算是小有收获。
2006年前后，彭剑写作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时候开始留意到北鬼三郎这个人。那时，他的研究方向是宪政编查馆，这是20世纪初衰败的清政府用来筹备“预备立宪”的机构，因为这个原因，他开始收集与清朝宪政相关的资料，此时，北鬼三郎所著的《大清宪法案》作为这个领域的重要材料之一，进入了他的视野。
圈外人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大清宪法案》，但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它不算陌生。因为它是第一部由外国人为中国撰写的宪法专著。在书中，北鬼三郎仿照明治宪法，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为清朝设计提出了“四权分立”的思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了一个独立的监察权，这个想法比较有创意。这本书一经出版，很快就进入了清廷宪法制定者的参考书目里。
清末制宪大将，“宪法第一人”汪荣宝的日记里也多次出现这本书的记载，他还曾夸奖这本书的内容“精实”。当时的报刊资料显示，这本书的内容也在当时的媒体上被讨论过。而相比之下，它在日本出版时引发的评论、书评数量，远远不如其在中国的影响力。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本日语书并不像其他的学术专著那样由当时知名的学者写就。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它的作者北鬼三郎时，发现他在日本和中国都并不是很有名气，在两国的记载中，他的资料都甚为有限。中国学界一度认为，北鬼三郎的书在中国之所以受重视，很可能是因为他系清廷邀请来的宪法专家。但这种猜测没有得到证实。
从已知线索来看，北鬼三郎毕业于中央大学这所法学名校，是一名学士，学历比他高、比他熟悉中国的日本法学家大有人在，但他的作品居然能迅速地在中国官员的书单中流传。“这是不合常规的。”彭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北鬼三郎也几乎没有像样的简历存世，人们一度甚至不知道他姓“北鬼”，还是姓“北”。除了这本宪法案，他也没有留下其他专著。综合起来看，他实在不像一个已经成名的学者。
更让人感到诡异的是，多年后，学者们在中国找到了《大清宪法案》这本日语书的各种版本。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学者俞江在宪政编查馆的档案中，发现了清朝官员李景铭对该书的节译本残件。2012年，俞江又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两种《大清宪法案》的版本，一种是日语印刷本，另一种是名为《大清宪法案理由书》的未定稿手抄本。
面对诸多谜团，彭剑决定先从北鬼三郎的身份入手，挖掘新的信息。为此，他早在2011年就来到了北鬼三郎的母校——日本中央大学走访。在该校的历史档案馆，彭剑得知，中央大学1917年遭遇过大火，许多档案都已经遗失。不过，最后还是翻找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比如，该校存有一份从明治时代就保留下来的杂志《法学新报》，这份杂志上面会刊登中央大学校友的信息。正是从这份杂志上，彭剑得知北鬼三郎去世于1912年，随后，从1912年的报纸开始，彭剑一点一点地往前翻找，一共翻了大概十年的《法学新报》，在版面的边角里寻找关于这位“不知名校友”的各种信息。
通过艰难的拼凑、打捞，彭剑终于找到了北鬼三郎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多，印在书上也不会超过三、四页的篇幅，不过已经足以勾画出北鬼三郎的剪影。北鬼三郎不是哪位著名日本学者的笔名，而就是一位年轻人的真名，他生于日本富山县鱼津町（今鱼津市），庶民出身，1904年刚刚从东洋法学院大学毕业（次年，该校更名为中央大学）。在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机会进入到优秀毕业生名册中，但通过五年的努力，他写出了一本专著。通过这些资料，彭剑终于证明了北鬼三郎这个人的真实性，他不是大家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而是一名普通的法学研究者，一颗初出茅庐的新星。
“东漂青年”著书立说
在鱼津市寻找北鬼三郎可能居住过的地方时，彭剑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礼貌和淳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人和一些早已不存在的地名，但还是有不少路人、司机热心地为他指路。他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北鬼三郎出生在一个不错的地方。这里风景优美，乡邻善良。他猜测，北鬼三郎当年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孩子，在东京打拼时，也一定会想念家乡的美景、风物和乡邻。
在寻访中，彭剑一直在想，北鬼三郎出身平凡，后来考上了名校，应该算是一位在东京打拼的“东漂”。他为何要剑走偏锋，突然为彼时的清朝书写一部宪法案？这个问题，或许也能够和北鬼三郎当时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北鬼三郎在书中提到，清朝宪政是他“私下研究的一个问题”，他只是借着这个题材来钻研学问而已。但彭剑认为，除了纯粹的学术兴趣，他的行为背后一定还有其他动力。
北大图书馆里出现的那本《大清宪法案》的未定稿手抄版本——《大清宪法案理由书》的出现成为了解谜的关键线索。这份手抄本完工于1908年，比日本的正式出版版本还要早，是学者容庚于1928年赠予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换句话说，《大清宪法案》的未定稿文本在出版之前就提前到了中国。但仅凭这个信息，人们还是无法知道究竟是北鬼三郎想办法把这个手抄本递到了中国，还是它通过一些什么渠道流落到了中国，最终辗转到了容庚手中。
而手抄本的内容，也有和后来正式出版的版本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当书中出现一些关于中国的专有名词时，北鬼三郎并未将其添加上日语的解释以照顾日本读者，而是直接使用中文习惯的说法。而北鬼三郎在《例言》的最后一句写下了一句话，更是透露出他抄书赠书的些许意图。“兹届临近完工，谨祝阁下身体健康，特表敬意。”他这样写道。看来，他的手抄本有特定的读者，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一些会读日语的“中国大人物”，而那些曾在日本考察的清廷立宪派官员，很多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20世纪初，中日法学界的交流相当频繁，因为彼时的中国尚未脱离封建社会，但又亟须接轨世界潮流。清廷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酝酿将君主立宪制度“拿来”为己所用，并派出官员学习邻国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成功实践了君主立宪制，法学学术界也因此得到发展。日本人对这种制度创新感到十分骄傲，自然乐于向邻国输出自己的成果。
当时，清廷派往日本的留学生非常多，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比如上文提到的汪荣宝，翻译过《大清宪法案》的李景铭，都毕业于日本名校。他们和日本有诸多往来，也可以熟练使用日语，汪荣宝本人就可以使用日语直接阅读《大清宪法案》的内容。同样，在预备立宪的清廷中供职的日本人，为清廷担任顾问的日本法学家也不在少数。其中一个知名的例子就是日本著名的法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松冈正义，1906年就被清朝聘请教授民法知识，并负责清朝第一部民法《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工作。
而出身法学名校的北鬼三郎，也确实有很多来中国发展的机会。并且在他成书前后，确实有中国高官在日本活动的记录。1908年，也就是北鬼三郎的《大清宪法案》写作刚刚完成、尚未出版那一年，李家驹恰好以考察宪政大臣的身份在日本考察、学习。向李家驹讲述宪法知识的老师里面，就有一位来自北鬼三郎母校的老师穗积八束。除此之外，北鬼三郎的校友中也不乏能够接触到中国政要的人士。这样一想，他能打通来中国的门径，或者至少是把书稿递送给某位中国高官也并不奇怪。
北鬼三郎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脉络渐渐清晰，或许是这样一个故事：他是来自边远小城的青年学生，刚刚大学毕业，既醉心学术研究，也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早点出人头地。于是，他开始学习那些已经成功的前辈们，把目光投向了法学事业还未发展的中国。他将自己对清廷制宪的想法和设计写成一部专著，并委托自己的老师、校友，将还未完成的稿本带到清廷官员面前。此后，随着该书在中国官员中的影响力升级，他的前途也逐渐光明起来。1909年的日本《国家学会杂志》曾作出评论，北鬼三郎若能进一步涉猎外国名著，其前途将不可限量。
历史转折中的小人物
聪明而又懂得审时度势的北鬼三郎本应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但是他的突然死亡让一切戛然而止。
在1913年1月中央大学的《法学新报》上，彭剑翻到了北鬼三郎的讣告，上面显示，1912年年底，毕业仅仅8年的北鬼三郎就因病离世。同时刊登的还有其他几位中央大学校友的讣告，比起其他人内容丰满的悼词，北鬼三郎的那条讣告连职业、住址都没有，除却基本信息，其他的话只有一句：“前途多望之身，因病溘逝”，显得凄凉、寒酸。
而历史的转折点，也巧合地出现在北鬼三郎去世的那一年。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君主立宪制不会再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汪荣宝等人呕心沥血制定的那部大清宪法草案再也用不到了。同样，作为参考书目的北鬼三郎的作品，也从此如化石一般掩埋在地层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那个由李景铭翻译成中文的残本，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里重见天日。
这种改变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早有预兆。年轻的北鬼三郎不知道的现实是，在当时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且是较为保守的可能性。当时在国际上，君主立宪制度是最成熟、主流的制度，是被英国、日本等国成功实践过的，但这个体制并不是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才是当时最前卫的潮流。虽然实施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有不少遇到了挫折，但是这个新思潮的方向却不容小觑。
当年，那些接触过北鬼三郎思想的、颇有前途的立宪派官员，也有人清醒地审时度势。1911年9月16日，汪荣宝在日记中记载，他和李家驹一起在泰山起草大清宪法，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又出现了北鬼三郎的这本《大清宪法案》。但在那时，他已经隐约对自己手中的工作感到担忧，感到努力借鉴外来思想，可能也无法改变清朝廷的颓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汪荣宝很快明白了时代风向，他选择了共和思想，参与了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议和。几年后，汪荣宝转型为外交官，参与巴黎和会，并长期担任驻日本公使。
相比之下，北鬼三郎虽然对中国感兴趣，但他远离中国，也不真的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现在读来，他的《大清宪法案》倾向于在做一种思维实验，并没有太多实地考察的经验，很多设计和结论，都是一种学术上的想象、借鉴。
如今，经过多年的寻访，更加了解北鬼三郎生平的彭剑感慨，寻访北鬼三郎生平的过程，像是他已经和这个日本人成了神交好友。但北鬼三郎在现实之中遗留下的线索依旧如谜。去鱼津市之前，彭剑曾在《鱼津市史》中读到，这里遭遇过几次大火，为了保护墓地，市政方面就把零散于各处的旧墓碑搜集到一起，建立了一个墓地公园。他想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北鬼三郎的墓碑。但当他真正来到鱼津市时，发现这里只有一个崭新的墓园。仿佛是北鬼三郎再一次穿越时空，和他捉起了迷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