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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的发文《有人永远意识不到，你扔掉的垃圾，却是别人拼命争夺的资源》中，提到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的变迁，引发了诸多条友的讨论。
尤其是关于红薯。
今天，咱们单独聊聊红薯，聊聊这种对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
因为如果没有红薯，也许校尉以及各位读者根本就没有出生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乃至曾祖父母、曾外祖父母、高祖父母、高外祖父母，以及无数中国人的父辈、祖辈，他们能够艰难地生存下来，都离不开红薯的哺育。
在校尉看来，红薯就是一段写入中国人基因的生存密码。
正是因为明末清初时期红薯的引进并大规模推广，中国历史上才首次成功突破人口瓶颈，使人口总数从千万量级提升到数亿（注），并能够长期保持稳定。
注：南宋曾经短暂破亿，但难以维持，因为南宋的富庶并非历史常态，社会环境稍有变化，人口就会急剧下降。
举两个直观的例子。
一是校尉本人的经历。
在记忆刚刚稳定的年龄，大概五、六岁时，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湖南刚刚推行包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家庭粮食收入。
即便如此，校尉家中，每年冬天也要吃两、三个月的红薯丝饭，否则大米就不够吃。
之前就别说了，姆妈回忆，她刚嫁过来时，都是娭毑掌握盛饭大权，男劳力满碗，妇女只有大半碗，吃不饱乃是常态。
二是表弟说的故事。
表弟的母亲，也即校尉舅妈，老家在醴陵、浏阳交界处的大山里面，似乎是叫桃花冲。那里的山地更多，人均耕地更少。
现在最好的风景，都是当年最穷苦的地方
表弟的舅舅，有次从桃花冲里出来，走几十里路到表弟家，一顿吃了七、八碗大米饭。那可不是现在的袖珍小碗，而是农村的粗瓷大碗，米也不是现在的五常大米、泰国香米，而是早稻籼米，又干又涩口感极差。这种质量的大米，现在根本没人吃。
小时候表弟经常来我家，一住就是好多天，却很少去他外婆家。理由很简单，天天都是红薯丝饭，吃得人胃里直反酸。
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
可以想象，在遥远的清初，以当时的生产力和农业水平，如果没有红薯，绝对养不活数亿人口。
明末清初的16世纪，福建人陈振龙在吕宋（菲律宾）经商，发现当地种植的红薯好种易活、产量奇高，且生熟皆可食用，便将红薯藤搓到麻绳中（红薯的藤和根茎皆可繁殖），骗过西班牙殖民者，将“番薯”带回了中国。
这个名字，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经过数百年的推广，红薯不单遍布全中国，而且成为灾荒年代最重要的主粮，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华儿女。
由于口味单一，为了充分挖掘红薯的口感，先民们发掘了无数种红薯的花样吃法。
这种花样百出，本身就说明，在中国人的食谱中，由番薯到红薯，绝不是简单的名字变迁，而是基因与血脉的重新融合，就跟同样源自美洲的辣椒融入湖南人的基因一样。
经过数百年的相濡以沫，红薯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基因深处，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存密码。
这种生存密码，剖析开来，就是红薯的花样吃法。
最简单是生吃，但生吃也分层次。
最低层次的生吃，就是放学路上偷别人地里的红薯，这也是校尉同龄人的必然经历。
操作很简单，找根树棍或是竹签，对着地表裂缝比较粗的红薯藤根部开挖（裂缝粗说明红薯大），不过两、三分钟，就能掏出硕大的红薯来。讲究点的洗一洗，不讲究的，扯几片红薯叶擦掉泥土就开吃。
小时候经常闹蛔虫，应该与这个习惯有很大关系。农村习惯用农家肥，蛔虫卵到处都是。
关于蛔虫，九零后应该就没概念了。在当时的农村，这却是小孩的常见病。蛔虫造成的各种奇葩场景不断，比如卡在肛门出不来，逼得大人用火钳夹，甚至还有打喷嚏蛔虫从鼻孔钻出来的（其实应该是蛔虫钻到鼻孔引起打喷嚏）。
得蛔虫病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到甜甜的宝塔糖，所以小时候每次肚子疼，都会期待地告诉姆妈有蛔虫了
跑题了，回到红薯。
新鲜红薯的口感，脆但不够甜。因此，生吃红薯的第二层级，就是吃存放过一段时间的红薯，尤其是风干的红薯。
在风干的过程中，水分逐渐蒸发，淀粉则分解为糖类，红薯的口感变得柔韧香甜。当然，吃之前别忘了洗干净，蛔虫卵可不会因存放而失效。
老家对门有户单身汉，家里收了许多红薯。
讲究点的人家，都有专门存红薯的地窖。单身汉没那么讲究，红薯就堆在杂屋里。
南方湿度大、气温高，红薯容易烂。为了节约，单身汉总是挑烂了一半的红薯先吃，结果吃来吃去，吃了一冬的烂红薯，也没吃着一个好的。
这事被乡民当成笑话讲。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某天校尉忽然想到，如果单身汉先从好红薯吃起，那些烂红薯就彻底烂透了，他还能吃得了一个冬天吗？
可见吃红薯亦如人生，是从好的开始、然后到后面没得吃，还是从烂的开始、然后吃一冬天的烂红薯，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苦过才知甜的滋味，这应该是校尉同龄人共同的感受
生吃红薯的第三层级，应该是吃生红薯片。
跟生红薯比起来，生红薯片的差异比较大，不单有整体形态上的外在物理变化，还有分子结构上的内在化学转换。
湖南农村常说的生红薯片，其实都煮熟过。所以校尉说的吃生红薯片，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讲，还真未必是生吃。
当然，本文并非科研论文，只能按照湖南农村的习惯来。在老家，煮熟后晒干的红薯片，如果没有进行二次加工，就是叫做生红薯片。
至于为什么把晒干后的熟红薯片叫成生红薯片，与淀粉特性有关。
刚刚煮熟的红薯片，确实是熟的，遇手即碎、入口即化。可晒干以后，淀粉又会返生，红薯片变得韧性十足，如生牛皮一般。咱们平时涮火锅用的粉皮，同样也有这个特点，因为粉皮也是淀粉做的。
没找到符合记忆的生红薯片图，颜色应该更接近粉皮
在物资极为贫乏的年代，既便宜又耐吃的生红薯片，乃是打发小孩的绝佳零食，咬到嘴里“咯吱咯吱”响，一片就能嚼半天，不单生津止渴还能安慰肚肠，不单锤炼心性还能磨砺牙口。
校尉总是以为，同年龄段的孩子很少有龋齿，不单是因为当时没糖吃，也是因为大家都用生红薯片磨过牙。
说完生吃红薯，再说熟吃。
最好吃的是煨红薯。注意了，是煨，不是烤。
烤红薯谁都吃过，煨红薯却是与上世纪柴火灶伴生的美味，如今几乎绝迹。因为即使在最冲（冲用在这里，是形容词而非名字，也即偏僻之意）的农村，也都改成烧煤或者罐装液化气了。
冲里土话说的煨，并非煨汤的煨，而是将食物埋入带火的红灰中烧熟。小时候家里炒菜做饭，都是烧柴火。饭菜熟后，灶内余烬未息。这时候扔颗红薯进去，用带着红光的灰烬埋好。吃完饭后，从柴灰中扒出香喷喷、热腾腾的煨红薯，正好给小孩充当饭后甜点。
这是正宗的煨红薯
凭心而论，跟煨红薯比起来，现代城市中超市、街头、家中，用电磁炉、微波炉、烤箱乃至专门烤红薯的烤炉烤出来的烤红薯，味道并不比煨红薯差，但总是少了那么一股湖南山冲才有的烟火气息。
对都市长街匆匆而过的远客来说，烤红薯足以满足肠胃，却无法抚平乡愁。
想起一句旧诗：积水长街过远客，斜阳渡口不胜愁
与最好吃的煨红薯相对，最难吃的是红薯丝饭。
红薯丝难吃，从它几乎唯一的烹饪方式就能看出来，与饭混在一起蒸熟。因为单吃实在是难以下咽，必须借助大米的清香，才能勉强入口。
如今的农家乐，经常拿红薯丝饭当卖点。偶尔吃一顿，确实还像那么回事。只有八零前才知道，如果天天红薯丝饭，不单吃得人反胃，而且吃得人天天放臭屁。
老家有句不带脏字的骂人话，就是放红薯屁。这不是嘲笑屁臭，而是讥讽人穷。
更有意思的是，只有经常吃红薯丝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吃煨红薯却没事。
所以乡民吃煨红薯没心理负担，那是饭后点心，代表家有余粮，常吃红薯丝饭，说明家里粮食不足，难免担心放红薯屁丢人现脸。
这是网上叫卖的红薯丝饭，卖相颇佳
这才是儿时红薯丝饭的真容
介于煨红薯与红薯丝饭之间的，还有蒸红薯。蒸红薯很简单，把红薯洗干净切成大小合适的块，与煮过的大米一起上甑蒸熟就是。蒸红薯远不如煨红薯香，并且又干又紧不好吞咽。校尉小时候，都是把蒸红薯泡米汤里捣碎，就着米汤一起喝下去。
红薯丝饭也罢、蒸红薯也罢，都是主食的补充。包括煨红薯，虽然是当点心吃，但也是对主食的弥补。真正拿红薯当点心，乃是油炸红薯片，湘东一带叫“抛”红薯片。
一直搞不懂这个“抛”到底是哪个字，反正发音与“抛”相同。如果哪位冲里遗贤知道，还望不吝赐教。
油炸红薯片，可谓童年最奢侈的一道零食了，但只有两种场合能吃到。
这颜色真诱人
一是过年。
所有的人家，都会提前炸好红薯片，作为过年待客的主要点心。要说区别，无非是家境宽裕的炸得多，自家孩子也经常能够拿来当零食吃，家境窘迫的炸得少，对自家孩子也是严防死守，不来客人就不给他们解馋的机会。
二是红白喜事。
当年的规矩，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要给客人回一个礼包，油炸红薯片就是礼包的主体。
红薯片炸过以后比较蓬松，把报纸包的礼包撑得四四方方特别饱满，还有亮亮的油渍渗透到表面，似乎能够看到里面金黄的油炸红薯片，散发着难以抵挡的诱惑。
小孩往往禁不住这种诱惑，自作聪明地从礼包折角处掏几片出来揣兜里。大人见了，往往也只是看破不说破。
上面提及的，乃是湘村冲里最常见的红薯食用方式，下面再介绍两种相对小众的红薯吃法。
一是熏红薯（可惜找不到图）。
众所皆知，湖南人喜欢熏制食物，最有名的就是腊肉，此外还有腊鱼、腊牛肉、腊肠、腊卦脑（也即猪头肉）、腊猪肝、腊鸡、腊鸭、腊兔等等等等。
猪头劈开，形状如卦，故称卦脑
对广东人来说，万物皆可食，对湖南人来说，万物皆可熏。
有意思的是，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这些食材明明是熏制的，为什么都叫腊味？
其中的缘由源远流长，写腊肉的时候再细讲。这里只说结论，那就是肉类才冠以腊字，不是肉类的熏制食物，往往就叫熏某某。
比如红薯，熏过就叫熏红薯，还有竹笋，熏过就叫熏笋，也有的地方叫烟笋，但绝不会叫腊笋。
油焖烟笋，也是校尉最喜欢、最拿手的一道菜
熏红薯算不上美食，只是贫困年代一种无奈的选择。
通过熏制，红薯的口感发生变化，由需要菜品配合才能下咽的粗粮，变成了可以下饭的菜品。熏好的红薯，甜度和韧性大幅提升，可以入锅翻炒而不会粘连松散，佐以猪油、辣椒，也是一道不错的下饭菜，有时甚至用来待客。
二是红薯粥（这个更无图），这是校尉记忆中最难得的珍馐。不过这里说的红薯粥，不是通常理解将红薯添加到大米中熬的粥，而是加工红薯片时形成的副产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入秋，家家户户都要集中晾晒红薯片。前面说过，这是过年招待客人的主要点心，也是孩子们冬天的豪华版零食，是各家各户的必备食物。
晒红薯片好比一个节日，全家动手，连隔壁的小孩都会跑来帮忙。从早上开始，先把红薯挑到水井边洗干净，然后用家家都有的红薯刨子刨成薄片，再入锅煮熟。这时候的火候很重要，稍微煮过点，红薯片就碎了，根本晒不成形。
煮熟的红薯片，会送到事先铺好稻草的晒谷坪上，一片片摊开晒干。这是个看起来轻松实际累人的细致活，一天下来，膝盖跪得生疼，腰也酸得要命，跟插秧割稻子有一比。
像这样架起来摆，就要轻松多了
劳累过后，到了晚上，终于可以犒赏全家一锅鲜甜美味的红薯粥。
说是红薯粥，其实不见红薯，而是用煮红薯片的那一锅老汤熬制的大米粥，讲究些的人家，还会加上红豆、花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八宝粥。
煮过无数锅红薯片后，老汤之中溶解了大量糖分，使得红薯粥微微发紫，颜色如蜜，粘稠如蜜，香甜如蜜，但却没有蜂蜜那么齁人。在校尉记忆中，这是人间美味，喝上两碗，给个神仙都不换。
最后说一道与红薯有关的小菜，酸辣红薯杆。
提醒一下，是红薯杆而非红薯藤。红薯藤是红薯的主茎，又老又粗，只能用来喂猪，红薯杆是红薯叶那长长的叶柄，长在红薯藤上。
红薯杆的做法很简单，去叶洗干净，掰成一寸左右的小段。
这里有个小技巧，掰的时候注意正反交错，顺势可以撕掉有涩味的外皮，然后热锅放猪油（一定要放猪油，否则有一股涩味），油烧开后放切碎的新鲜红辣椒爆一爆，再放红薯杆爆炒两、三分钟，杆子变颜色就差不多可以出锅。
出锅之前，除了放盐，别忘了加点白醋。
手艺过关的话，红薯杆清爽之中带着微辣、微酸、微甜，乃是记忆中最爽口的一道小菜，比大名鼎鼎的鱼腥草（北方叫折耳根）好吃多了。
网上还有说炒红薯叶的，这个校尉记忆中没有，不敢妄自揣测。只是依稀记得，家里老人说过，红薯叶味道不佳，除非闹饥荒，否则没人吃。
除了这些土里土气的吃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诞生了多种红薯的食用方式，比如工业化生产的薯片、红薯干等，但这并非校尉的童年记忆，因此不在本文的记录范畴。
关于红薯，且说这么多。用明末清初时金门人卢若腾的一首《番薯谣》及其背景故事做结：
番薯种自番邦来，功均粒食亦奇哉。
岛人充飧兼酿酒，奴视山药与芋魁（也即芋头）。
根蔓茎叶皆可啖，岁凶直能救天灾。
奈何苦岁又苦兵，遍地薯空不留荄（念该，草根意）。
岛人泣诉主将前，反嗔细事浪喧豗（同喧闹）。
加之责罚罄其财，万家饥死孰肯哀。
呜呼！万家饥死孰肯哀。
当时清军大举南下，南明鲁王朱以海被据守金厦两岛的郑成功安排到金门岛上长住。
刚开始供奉不绝，后来逐渐怠慢。别说鲁王的部下，即使鲁王自己，也时常依靠番薯打发一日三餐。
卢若腾乃金门当地士人，曾为鲁王提供过许多帮助，包括粮食供应。不过在清军的封锁和郑氏的统治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厦门、金门等福建沿海地带本来就缺粮，当时红薯刚刚由番邦传入不久，便在当地迅速推广。
正是在红薯的帮助下，尽管在民间落了个“番薯王”的绰号，鲁王才能在金门坚持八个年头，直至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因哮喘病逝。
在明末的宗亲之中，鲁王算是表现不错的
红薯在神州大地上得到大规模推广，则是乾隆年间的事了。《清稗类钞》记载，“湖南醴陵农事甚勤，隙地皆垦，无弃壤，田所宜。……山谷则种薯、芋、豆、粟等杂粮，并植茶、麻以资食用。”
可见其时，醴陵及其周边的农村，已经把红薯当成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精心耕种。
民生多艰，自清末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知发生过多少次饥荒，也不知有多少人因红薯而活。
相比高居庙堂、骑在人民头顶作威作福的泥塑木雕、冢中枯骨，这些不起眼的红薯，以及将红薯带到中国的陈振龙，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
而与漫长的历史比较、与艰难延续中华血脉的父辈比较，今天我们可以把红薯当成可有可无的调剂食品来调侃，又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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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退役大校、曾任驻疆独立单位副师职军事主官，从军二十余年、国家部委工作数年，长期从事军事战略研究、宏观政策研究。笔耕不辍是爱好、逻辑思维是习惯，希望爱好与习惯的结合，能够为你送上最精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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