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最基本的含义大约就是成年男子。故士、女每可并称。
对于“士”字之构字初义，学者聚讼纷纭。或谓士字从十从一，推十合一为上，如许慎；或谓士字为牡字之所从，牡为雄畜而士为男子，如王国维；或谓士象阳物，用以指代男子，如郭沫若；或谓士字象插苗田中之形，士通事，男子以耕作为事，如杨树达；或谓士字为人端拱面坐之象，士为官长，如徐仲舒；吴其昌考诸字形，以为士、工、王、王数字形近，均为斧钺之形，又征诸文献，指出斧钺既为战士之武器，又为王权之象征，故可以用以表示士、王。
指称氏族正式男性成员的“士”居然与高高在上的“王”同字或形近，这一点或许会引起疑问。但其实这并不奇怪。以指称成年男性之词用作直接称呼之时，往往有尊人或自尊之意。“士”既然是“男子之大号”，亦即男性与战士之尊称，那么以之为氏族首领之称，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一称呼，意味着他具有高于一般氏族成员的资质，进而就意味着他拥有统辖其他氏族成员的资格。
古之官称时或以所掌之人命名。如掌工匠之官称“工”，掌射手之官称“射”，掌诸子之官称“诸子”，掌公族之官称“公族”之类。 准以此例掌士（战士）之官亦称“士”。氏族之中兵民不分，成年男子皆是战士，氏族首领同时也是军事统帅；而古称“士”之官，如 “士”、“司士”、“大士”之类，皆与“刑”有关。
古兵刑不分，刑法生于军法，广义说杀伐之事皆属于“刑”。士、王二字皆斧形，而斧钺既象征杀伐征讨的权力，又象征治军行刑的权力。虽然后世兵、刑渐别， 但士为主刑之“理官”一点，仍然反映了称士的那些官职最初的军事首领性质。“王”是战士的首领，诸士之长，因此士、王初本字或形近，也在于“士”是战士的尊称。
士阶层源于分封制的原因
“士”的基本意义既然为成年男子，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称呼，最初它似应包括氏族中的所有男性正式成员。士作为氏族正式成员，其最基本的义务便是劳作与战斗了。《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长”即加冠以后。又《盐铁论·未通》:“古者……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冠礼“三加”之一为武弁，这又说明士是正式战士。
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大约只存在于非常古老的时期。无论如何，随着社会进化、社会内部发生分化，王之含义便不能不因之而复杂化这种分化最初所采取的形式，看上去颇类似于社会科学所谓“等级分层”的过程；而这个进程伴随分封制度日趋完善。分化的最初结果，则是一个士阶层的产生。
至少对商周历史的研究显示，中国早期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各个氏族的联盟、臣属、征服和敌对关系之上的。当社会规模扩大、内部复杂化，足以把臣服氏族也纳入本氏族之内时，共同体的结构就要发生变化；在其中，臣服氏族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拥有与统治氏族成员同等的权利义务。周代社会已经有了“乡、遂”或“国、野”的分化了。以城邑为中心的乡居者，为拥有基本权利义务的国人，他们兼事耕战，多为周王或诸侯的同族同姓，可称“国士”。而郊外的遂人或野人则为臣服部族，负担贡赋劳役而不能成为正式战士或主力战士，且是不举行士冠礼的。
尽管对《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乡遂制度的结构和严整程度，也不无质疑者，但乡、遂或国、野的大致区分，仍然是可信的。相对于国人、遂人或野人又不被视之为“士”了，他们不是拥有完整权利义务的社会成员，即使他们是“成年男子”。
《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此“国人受甲者”即是国士。由于国人是战斗主力、而“执干戈而卫社稷”是国人的义务、荣誉和特权，所以“士”经常特指甲士、军士或武士。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士”的范围就有了相当之缩小，只限于统治部族的成员了。
而且沿着另一方向，在统治部族共同体内部，也早已有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从而使“士”这个称谓进一步限定于拥有官爵的贵族之内。《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颖达疏“命即爵也。”周制，封建领主之封爵授官皆经“册命”，有命则有爵。
《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大、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周则士亦有爵，故郑注：周制以士为爵。”有爵命士以上，由封建制、世官制而形成了贵族阶级。
各级贵族，可以总名为“士”。《周礼·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邦都家县鄙之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数”，“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郑玄注：“国中，城中。”是此国中特指城中；贾公彦说：“谓朝廷之臣及六乡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恶皆掌之，以拟黜陟。此城中士，则卿大大总皆号为士，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类。……又‘作六军之士是甲士，其余皆臣之总号耳。”按《司士》下文又曰：“作六军之士，执披。”贾公彦疏：“即六乡之民。以其乡出一军，六乡，故名六军之士也。”在此贾公彦将“士”分析为二，为“甲士”，即由“六乡之民”组成的“六军之士”；其余则为“臣之总号”，即大小城邑之中的“朝廷之臣及六乡之臣”，包括卿大夫在内“卿大夫总皆号为士”。“司士”一官“掌群臣之版”掌“士治”，并以“周知卿大夫士之数”为务，可见其所“司之“士”实兼群臣卿大夫而言。
“士”之所以成了贵族官员的通称，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实际是相互重叠的演进中得到理解。首先，“士”作为武士集团，在最初他们可能构成了首领之下的亲兵组织，并随着氏族间征服与联盟的扩大变成军官阶级，直至逐渐变成贵族阶级。
与之同时，“士”之成为贵族官员的通称，这大约仍然与“士”最初与“王”同为氏族首领之称有关。古代氏族部落或方国首领，大抵皆可称王。如王国维言：“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
“士”与“王"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构成了封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被称为士、王者的上述演化和分化，必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开端或可迫溯到相当久远的时候。前已述及，士、王二字皆源于斧形，早期墓葬之中斧钺是男性与首领的象征、标志物。
这种分化的漫长发展结果，便是称“士“的贵族官员阶级的产生；并且在周代封建贵族制度之下，不仅受命者本人，而且其宗族子弟、亦因其贵族身份而为“士”，或特称“士庶子”、“庶子”或“国子”，上述《周礼》所记“掌群臣之版”的司士，不仅要周知“大夫士”之数，而且还要周知“上庶子”之数。
在《左传》、《国语》等周代文献之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种等级序列表述。这表明，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为不同层次。当大小不同的众多同姓、异姓氏族和部落组成了封建国家之时，那些贵族首领们便不能不依权势高下与宗法原则，而逐渐分化为日趋复杂的不同等级了。郑武公、郑庄公、西虢公等位在诸侯，他们供职于王廷之时位为“卿士”；而居于诸侯之下位为大夫者，对天子则只能算是“士”。《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
从“士阶层”到士族的演变
到了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发展，必然要求任用专门化的行政人员居职任事，许多学者指出，“士”阶层在战国构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来源。
例如当代史家杨宽说：“新兴地主阶级当取得政权，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时，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战国时期“士”在列国政治之中异常活跃，这是明确无疑的事实；但与之同时“吏”群体之逐渐脱胎而出，并且与学士日益分途，这一事实同样不容忽视。
不错，在战国时代，“士”、“吏”之间界限区分仍不甚清晰，其间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过渡或中间性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士”在当时社会与政坛上的夺目风采遮掩了“吏”群体悄悄成长并日益成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的事实。但是“士”中的文化角色——“学士”与职业文官角色“吏”的分途，发展到秦帝国时就已沙石澄清、尘埃落定了。所谓“秦尊法吏”、“秦任刀笔之吏”，以“明法”为资格的职业员，构成了帝国政府的主要成分。
而儒家文化赋予“士阶层”治国、齐家的政治任务。这样，“士阶层”就产生分化。一部分为政府服务的“士”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而更多的“士阶层”依托这些在朝的“士”形成特有的区别于普通百姓的家族——士族。
这样士不仅涉身于纯粹行政事务和纯粹文化活动，还承担了儒家正统文化的维护。正统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体系，以及根据这种观念体系从事政治的企图和实践。
儒家思想对天、地、人之间的众多事象加之以系统的解释安排，以此来处理人生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治国平天下问题等等，直到宇宙问题；并力图以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支配帝国政治。帝国官僚深受儒家教育，并有义务在各种情境中奉行、贯彻和维护它。正统文化的无所不包性与士大夫角色的功能混溶性质互为表里，并使其“士族”的一面与“官僚”的一面充分地一体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