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刘景双绘制《太史公忍辱负重》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咏太史公七律
中华岁历几千古，实录三皇接太初。
忍辱含悲非苟活，穷豪极贵又何如。
文王狱里演周易，司马衔冤著史书。
死或鸿毛和泰岳，信知造命有乘除。
张红星教授注解：
岁历：即年历。《书‧尧典》“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孔传：“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信。”宋梅尧臣 《矮石榴树子赋》：“非封植，忽此生荣，三传岁历，密叶如盖。”赵朴初《金缕曲》词：“岁历翻新页，喜回头，一年经过，奇峰千叠。”此处引申为岁月经历，即历经许多年。
实录：本指如实记载、真实地记录。唐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后也指符合实际的记载。《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宋沈约 《上宋书表》：“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太初：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三国魏曹植《魏德论》：“在昔太初，玄黄混并，浑沌鸿濛，兆朕未形。”《云笈七籤》卷二：“太初之时，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师。”后也指太古时期。唐吴筠《高士咏》序：“太初渺邈，难得而详。”宋郑樵 《通志‧总序》：“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 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
忍辱：即隐忍、忍耻，忍受屈辱。《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唐杜牧《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含悲：怀着悲哀的感情；忍着悲痛。南朝梁沈约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对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苟活：苟且偷生。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缧紲。”宋黄庭坚《书磨崖碑后》：“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穷豪极贵：即穷富极贵。谓极其富贵。晋葛洪 《抱朴子‧畅玄》：“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唐李翱 《韩吏部行状》：“父子皆授旌节，子与孙虽在幼童者亦为好官，穷富极贵，宠荣耀天下。”
司马：此处指太史公司马迁。
衔冤：含冤。谓冤屈无从申诉。《宋书‧索虏传论》：“偏城孤将，衔冤就虏。”唐杜甫《哭臺州郑司户苏少监》诗：“流恸嗟何及，衔冤有是夫。”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摺：“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闇，负屈衔冤。”
史书：记载历史的书籍。晋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唐刘知几《史通‧因习》：“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此处也指《史记》。
鸿毛：鸿雁之毛。常用以比喻轻微或不足道的事物。《战国策‧楚策四》：“是以国权轻于鸿毛， 而积祸重于丘山。”唐韩愈《贞女峡》诗：“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汉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泰岳：即泰山。宋杨万里《诚斋诗话》：“太学生姚孝宁《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将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蹶。’”《水浒传》第二九回：“（蒋忠）自夸大言道：‘三年上泰岳 争交，不曾有对；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
信知：深知、确知。唐杜甫《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太平广记》卷九九引唐唐临《冥报记‧李大安》：“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
造命：此处指命运之神、造物主。清孔尚任《桃花扇‧余韵》：“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 王季思等注：“造命意指造物主。”
乘除：算术里的乘法和除法。《周髀算经》卷上“矩出于九九八十一” 汉赵君卿注：“推圆方之率，通广长之数，当须乘除以计之；九九者，乘除之原也。”
慧照君评：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此诗写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创举。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家学渊源，自幼跟随父亲司马谈学习古文书传，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耕读为乐。
20岁时，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入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导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经洛阳时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儿子授遗命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是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若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随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吧！我去世以后，你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可千万别忘了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而后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天下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崩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写《春秋》，直到今日，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天不假年，不能记载评论，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日益感到惶恐不安，你可要谨记于心啊！”司马迁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立志一定将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与怠慢。”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因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鸿儒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司马迁向今文家、大儒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穿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所传颂。
《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卓越的文学作品，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彬宇先生则认为一部《史记》，可谓贯通中华文脉，糅文史哲于一体，司马迁借史宣教，以史弘道，志在鉴古开新、继往开来，故而被后世誉为“史圣”，诚然实至名归。由司马迁自述，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彬宇先生此诗开篇第一句“中华岁历几千古，实录三皇接太初”，就讲了中华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而《史记》一书记载了从上古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名副其实成为“二十四史”之首。
第二句“忍辱含悲非苟活”，讲了司马迁仗义执言，被连坐蒙冤下狱遭受腐刑，但他求生不是为了苟活，而是有宏大的抱负和理想需要完成，他的追求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了总结中华民族过往的历史，并要从中找寻出中华民族如何在未来走向伟大复兴的规律，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留存下无比厚重而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精神遗产与文化遗产。如此事业，着实惊天动地、震古烁今，岂能是熙熙攘攘、名来利往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可能比拟？所以此诗第二句咏叹出“穷豪极贵又何如”的追问。
司马迁是一位自幼饱读诗书的大儒型史家，所以在儒家文化培育下，养成了具有一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敢于仗义执言的气质和精神，因而才会为李陵仗义执言，为其辩护而被株连。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而援兵迟迟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至孝，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却吸引了匈奴全部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返，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 ，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囚于狱中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著成《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了著写《史记》这一伟大的使命！同时也是彬宇先生此诗第三句“文王狱里演周易，司马衔冤著史书”的概括。
此诗最后句是引用了司马迁自己的评价来评价司马迁，同时也是向世人再度宣导司马迁这一正确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价值观不同，生死观便自然不同。怀抱享乐主义的人，必定完成不了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所有的圣贤豪杰之士，都是能够忍辱负重的。这或许是上苍对将赋予大任的人士的考验。能够经受考验，忍耻包羞，也才能够完成使命。
此诗最后一句“信知造命有乘除”暗指了司马迁既能做自己生命的主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司马迁也因为深究天文，洞悉天象，成为可以推演天命的大哲。从他修改历法，以及那句著名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自评便可见一斑：
《史记·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到天子衰微、诸候乱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至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这句“信知造命有乘除”即是言人事命运的趋势等可以用推演和乘除的方式来进行演算。
另外彬宇先生在早年的《干支哲学》与《平心平天下》两部书中都共同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命道哲学的理念，同时也讲清楚了何为知命，能知命即能立命，先生将之归结为一句话：“数由前定，可以加减。归根结底，事在人为。”先生曾多次在多个场合中简单地介绍这个理念：
“三星是福禄寿，三宝是精气神。三星足，三宝便足，反之亦然。三星就是俗称的禄命。禄尽则命终。因而做人要惜福，进而要积福，甚而要造福。福禄寿都有一定之数，既是定数，也含变数。既然为数，则可损益，损益即加减。譬若一人行善，则为做加法，此即惜福；若带着团队一同行善，则为做乘法，此即积福；若弘大道，影响社会，则为做乘方，此即造福。反之亦然，一人享乐，则为做减法，此即享福（又名耗福）；因享乐而损人，则为做除法，此即损福；甚至编造歪理邪说祸国殃民，影响巨大，则为做除方，此即折福。祸福相依，于祸时有悟则福至；于福中不惜则祸来。福尽灾来，禄尽命终，亦不免飞灰烟灭耳。”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